三、夺油会战（1 / 2）
三、夺油会战
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工人对郑明廷说：“你真幸运，你一到钻井队，就遇上了一个好师傅，张师傅技术高超，待人热情，你会有出息的。”
焦力人兴奋地对大家说：“鸭儿峡油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油田，只要我们拿出这样的气魄来，加速开发鸭儿峡油田是完全有可能的。”
师团转业石油战线
1952年，广阔的中国的大地，到处生机盎然。
此时，随着国民经济三年恢复的完成，特别是在当时中央正在积极抓紧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此时国家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快速发展阶段，而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将变得非常紧缺。
此时，作为石油工业负责人的康世恩感到肩头任务的艰巨，因为在当时，中国石油形势不容乐观。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石油被看作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国家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基础。
50年代初期，亚洲部分地区石油市场上石油供给量实行了配给制。这期间由于新中国正处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上一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企图用经济封锁把红色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新中国实行石油禁运，便是它们来取强权封锁的手段之一。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全国仅有延长、玉门、独山子油矿，石油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短腿”。
面对这一情况，中央高度重视。
1952年，陈云、李富春副总理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信指出：要大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将石油工业放在今后国家工业建设的重要地位，对陕北和甘肃河西地区的石油勘探与开发，予以支持和重视。
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就石油工业的发展问题，征询地质部长李四光的意见。
毛泽东说：
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
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根据新华夏系沉降带理论，李四光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
也就在这一年，朱德总司令对康世恩说：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
而作为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更是非常着急。他心里在想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石油最早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当时一年所需的500多万吨石油，绝大部分需要进口。国家有限的外汇，大部分用在进口石油上。
“一五”计划中的201万吨石油从何而来？尽管石油工业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远远没有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
1952年3月25日夜晚，康世恩微伏在桌前，认真写了一份“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
康世恩要向石油宣战了！
这份报告是康世恩代表西北石油管理局上书燃料工业部陈郁部长并转呈朱德总司令的。
康世恩对此报告十分重视，在起草报告时，他两眼直盯着报告，他慎之又慎，推敲了再推敲。
在报告中，康世恩写道：
为了完成年产350万吨天然石油的伟大计划，在5年内需增加老的党员干部，自区委级至部委级，300余人作为领导骨干。其次需要技术干部出50人；管理干部64O人，一技术工人8500人，普通工人4000余人，共需增加职工约1.7万人。
这样大批的干部和工人的来源，在西北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除积极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一速成班，培养初、中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外，另建议中央在天津大学内设上石油学院，清华大学内设一石油系，培养较高级的技术干部。这样下来，仍仅能解决一部分干部问题。至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和老党员干部的来源，我们拟请军委在整编部队时，一次拨给一个建制师，加以训练改编成石油工业建设大军，战士可大部分培养为技术工人，一部队干部可作为领导骨干。这样可基本解决问题，使石油工业能较迅速顺利地发展起来人回……
没有距离便没有观察，没有观察便没有发现。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壮阔场面，被时代的强音呼之欲出。
在康世恩提交报告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曾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人民军队参加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当时会议作出决定：
中央将调发动个建制师转业参加经济。
所以，当康世恩的报告送到中央最高决策层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决策，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军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于是，一场发展石油工业的大战即将打响了。
转业军人到达玉门
1952年7且1日，在党的生日这天，解放军第五十七师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
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带微笑的目光中透露着谦逊和自信的师政委张文彬，步态稳健地走向大会的主席台中央。
登上主席台后，张文彬代表师党委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张文彬指出：部队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前线，一下子要转到工业战线上来，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折。
早在陕南解放时，针对部分指战员战争胜利后，“解甲归田，马放南山”的思想，师党委曾集中较长一段时间在部队中进行了“树立长期革命”、“军事职业家”、“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教育。
因此，现在突然又要让士兵脱掉军装换上工衣，这个思想转弯是十分艰巨的。
有的士兵说：“搞石油还不如回家种地，不如让我们回家种地吧。”
也有士兵说：“搞石油我们不会，我们还是希望继续当我们的军人。”
针这种思想状况，五十七师党委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和上级的指示进行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同时，师党委还向士兵阐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和大讲发展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鼓励士兵大讲发展石油工业。
党代会的召开，如同黎明前的军号，使全体官兵的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全师官兵一致认为：
石油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工业，石油又是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为了加强石油勘探开发，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军委决定将五十七师成建制地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是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是对五十七师全体指战员的充分信任，任务是极为光荣和艰巨的。
于是，军营里，朗朗的笑声洋溢着战士们即将奔赴新战场的豪情，展示着共和国军人建设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1952年夏天，热浪席卷陕西南部，汉中大地骄阳似火，酷热难当。
8月1日、在陕西汉中城北校场，五十七师隆重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阅兵大会。
这是一次军事、文化、体育的大检阅，也是一次思想素质和旺盛士气的大检阅，更是一次转战石油的誓师大会！
校场上，彩旗飘扬，军威雄壮，五十七师辉煌的一页翻开了新的篇章。
誓师大会开始后，师政委张文彬走向主席台中央，举起手臂向全体官兵致以军礼。
随后，张文彬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五十七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的命令，同时宣布了对五十七的任命：
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副师长张忠良，参谋长陈寿华，政治部主任秦峰；一团团长陈如意，政委许士杰；二团长贾振礼，政委陈宾；三团团长王有常，代政委宋振明。
1952年10月，师政委张文彬和政治部主任秦峰带领118名排以上干部来参观学习，受到矿务局热烈欢迎。
杨拯民局长说：“石油师人是人民的功臣，玉门矿务局各单位务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全力以赴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条件，毫无保留地将油矿行政管理、钻采技术、操作要领等技术传授给他们，共同建设祖国的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听了杨拯民的话，广大解放军官兵备受鼓舞。
根据西北军区和西北石油管理局的部署，在陕南组织文化训练团，到1953年10月底，训练出高小文化程度的914名，初小文化程度的249名，为掌握技术打下了基础。
二团于1953年且10月，先后从汉中分期分批到玉门实习基建安装、土木建筑、机械、水电、采油、炼油等工种。
三团于1952年11月开始在陕西汉中训练汽车司机，到1953年4月中旬，经过140天时间的紧张学习，培训司机1226名。以后相当一部分司机到玉门油矿，负责原油东运的任务。
战斗的枪炮声离五十七师渐渐远去，如烟的岁月却不可能风干这些从枪林弹雨中炼铸的胆识和必胜的意志。
在秋天金黄的季节里，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它来自对祖国的忠诚和爱。
从此，石油师全体官兵，按照不同的岗位和任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石油征途。
解放军官兵加人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的建设，为油矿带来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他们作风过硬，纪律严明，雷厉风行，是油田建设中一支虎虎生威的铁军。
知识分子投身玉门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经进入到有计划建设阶段，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集中主要力量建设156个大型项目，以此来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玉门油矿的建设被列人国家156个重点项目，并明确提出要求：
在1953至1957年期间，把玉门建成一个包括地质勘探、钻井、采油、原油加工、机械制造和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的石油工业基地。
石油基地的建设，急切地盼望着更多的生力军。一时间，数万人马从祖国各地汇集到祁连山下的石油河畔。
当时，这支建设大军，大体人员构成：一是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二是解放军复转官兵，三是从上海、陕西、甘肃河西走廊招收的青年徒工。
解放时，我国地质勘探人员极少，专门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学校也寥若晨星。
然而，幅员辽阔的国土，究竟有多少资源和宝藏，急需探查。于是，党和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到矿山去”。
当时，一首曲调昂扬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迅速唱红大江南北。
在很多城市的街头，立起了巨幅宣传画，上面是身背地质包、手拿地质锤的女地质队员。
很多青年学生，唱着这首歌，看着这幅画，踊跃报名学地质，干地质。很多大学和专科学校，也开了地质专业，办起了地质速成班。
这是我国大量培养地质人才的开始。一时间，在中国学地质、干地质，成为50年代青年人的一种时尚和向往。
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主力的玉门油矿，更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告别城市，远离家乡，从四面八方汇集戈壁油田，奉献火红的青春。
仅50年代，全国共有5267名全国各类高等院校毕业生来到玉门油矿。其中大部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等10余所重点名校。
1951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们贴出决心书，要求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早已是地下党员的赵宗鼐、金钟超和同学梁秉维、罗梯夫及两位北大的刘德明、杨敬仪，意气风发地来到玉门油矿。
来到后，赵宗鼐等人和石油基地一道迅速成长。他们的到来，连同解放前就已在油矿工作的近千名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石油知识分子群体。其人数之多，所占比重之高，在当时全国职工队伍结构中，也是非常可观的。
玉门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老一代知识分子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来矿的，他们是玉门油矿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留学欧美，学识渊博，在技术上和地质理论上，受欧美影响较大。
解放后来矿的知识分子，他们年轻有为，敢想敢说，意气风发，是建设新油田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石油技术和地质理论上，则受苏联影响较大。
于是，两种当时在世界上都很先进的石油科技理念，在偏远的中国玉门油矿得到融合，并在大规模的石油基地建设中，被充分施展运用。
这也成为玉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能够迅速成长的时代背景。
玉门矿务局在组织石油基地建设这个重大战役中，充分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给了他们很大的关怀和爱护。
在当时，尊重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学习科技知识，苦练基本功，是油矿的一道风景线。
此时，不过30岁出头的杨拯民局长，更是身先士卒，对知识分子尊重有加。他平易和蔼，特别善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遇事总是先听取他们的意见。
玉门石油基地的大规模建设，是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演练场，也是他们思想进一步成熟的大熔炉。后来东部大油田的发现，为玉门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为玉门石油基地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长为共和国的优秀人才和石油工业的顶梁柱。
在这支“摇篮”早期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出了5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好几位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有40多人成为厅局级领导，许多人担任了石油部和各大油田的总地质师、总工程师，还出了一大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很多个“第一”，第一口定向井、第一口斜井、第一口双筒井、第一次清水钻井、第一次注水、第一次压裂……
这么多第一都是和玉门油矿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这批知识分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油矿开展学习运动
1954年3月，随着千军万马汇集油田，经西北局同意，中共玉门矿务局委员会改称为中共玉门油矿委员会。
1954年5月18至26日，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会上，杨拯民代表油矿党委向大会作《增强团结，为建设祖国第一个石油基地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杨拯民明确提出：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职工要群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要把玉门油矿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吨原油的石油基地，并力争在酒泉盆地勘探出第二个老君庙油田，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完成国家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油矿党委发出的号召，立刻得到全矿职工的热烈响应，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时，一个突出的矛盾也摆在面前，就是队伍扩充快，钻井队由1953年的6个，到1954年初猛增到46个，人员也达到4200多名。但是技术工人少，大部分工人文化底子薄，虽然心气很足，可在很多地方有劲使不上，急得团团转。
面对此情况，杨拯民和矿务局其他领导，深入到技术人员和工人中间，很快形成共识，决定在全矿掀起学技术、学文化高潮，配备最好的工程技术干部，创造一切条件，让石油师转业官兵和其他新工人，在最短时间里能够顶岗工作。
为此，矿务局还出台了《矿务局各类干部培养办法》、《矿务局工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措施。
于是，很快一个争先恐后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迅速在油矿形成。文化补习班、技术讲习班、培训班、轮训班相继开课，人们踊跃报名学习。
1954年，新华书店在油矿职工中销售各类新书25.8万多册，从新华书店分类发行数字看，售出的科学技术书刊达到3.6万册，占全部发行量的七分之一，平均每人订一份报纸或杂志。
同时，矿务局还有计划地培养技术人才，开办了地质、钻井、采油、机械等技术训练班418个，仅钻井处、采油厂、机械厂这3个单位就有“1900多名干部工人参加学习，提高了技术等级。
1955年3月，矿务局专门成立了教育处，主管全局职工培训、教育工作。
9月份，又成立了玉门矿务局钻探技工学校，首批学员300余名跨进了学校的大门。
1956年，油矿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全矿70%以上的技术干部先后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学习和进修规划。
同时，油矿还先后开办了干部业余学校、中等技术班、俄文班和一些专业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共2500多人。在中坪、南坪、三台、新市区、八井设立业余文化学校，有14个初中班，26个高小班，27个初小班，学员约5000人，另有1万余名职工参加了文化扫盲学习。
通过学习，进一步调动了职工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劳动技能的积极性。数百名技术人员得到提升，其中技术员升为工程师的，1955年有190多名，1956年有105人。
由工人提升为干部的有518人。
大批学徒和工人经考核也升了级，仅1955年就有6218名工人由于技术水平提高而升了级，1867名工人被培养为各类干部。
在大学文化技术的过程中，本着“干啥学啥、缺啥学啥”和“以工作培训为主，脱产轮训为辅”的原则，创造了很多好方法。比如订立师徒合同，“一帮一、一对红”等。
针对订合同，杨拯民还代表矿务局提出要求，由共青团牵头，行政、工会协助，明文规定：“徒弟升级，奖励师傅”、“升级考试，评定工资。”
在蒋麟湘、史久光、刘荫春、张克勤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郭孟和、王登学、傅积隆、王化兰、陶福兴、梁文德、张永吉、田文宽等一大批老工人、老技师的帮助下，复转军人和年轻工人进步很快。
其中，张永吉教徒弟的故事，更被传为佳话。
张永吉是郝凤台钻井队的钻工，有一个叫郑明廷的小青年，被招工到玉门分配到钻井队当学徒。
当郑明廷还没有见到师傅，别人就跟他介绍说：你真幸运，你一到钻井队，就遇上了一个好师傅，张师傅技术高超，待人热情，你会有出息的。”
郑明廷跟着张永吉上的头一个班，就是保养设备。张师傅叫小郑到值班房取个调整离合器的扳手来，小郑就一路小跑拿一把来，师傅摇头说：“不是。”
再拿来一把，师傅还是摇头说：“不是。”
一连取了3次，拿来不同规格的扳手，第三次取来的10毫米的竹节勾形扳手，张师傅才说：“对了，就是它。”
接着，张永吉对郑明廷说：“你三次拿了三种不同规格的扳手，你就能把它们的样子记住了，也学到了它们在什么地方用。”
同时，张永吉又耐心地给郑明廷讲解了调整离合器的具体方法。
在张永吉的认真辅导下，郑明廷进步很快。
“师徒合同”是岗位学习技术业务的形式，是培养初级技工和新工人的一种好方法。
对于高级技工的培养，在全面推广“快速钻井法”、“涡轮钻井法”等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中，钻井部门拟订并实施了《高级技工系统培养办法》，大体分为3种形式：
一种是举办轮训队的形式。把轮训队办成技工技术学校，有计划地分批从各钻井队抽调四、五级以上的技工脱产到轮训队来，进行长时间的培训，着重从理论上提高。
一种是培训钻井队。按期抽调一批钻工，配备新型钻机及配套设备，按照钻井队建制设立岗位，并有专门技术人员指导，每个人都有比在一般钻井队较多的操作机会，而且是老师指导下进行，不懂的随时问，操作不正确的及时得到纠正。
一种是在职职工的技术训练。要求各钻井队按照安全措施，在“生产安全两不误”的原则下，加强岗位操作训练，不断提高操作技术能力。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使高级技工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钻井新工艺技术的全面推广和钻井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在学习技术和文化过程中，石油师和其他的转业官兵，放下架子，甘为学徒，用战争年代那股冲劲、拼劲，克服文化低的困难，刻苦学习，取得很好的成绩，迅速成为生产骨干。
分在钻井处的战士们，虚心向师傅学习，钻研打井技术。通过几年实践，他们先后掌握了涡轮钻井法、斜向井钻井法、双筒钻井法和空气钻井法等先进钻井技术，90%以上的石油师人已成5级或6级工人，在钻井处的17个钻井队长中，石油师的转业军人已占到78%，并且涌现出了37名局级劳模。
分配到基建工程处的1500余名官兵，放下拿惯了的钢枪，拿起了焊枪、瓦刀和铁锹。基地建设所需的砖、灰、石、大宗土方、预制材料，全要通过他们的双手来完成。
来到运输处的1200多名转业官兵，当上了汽车驾驶员。那时汽车很少，驾驶员是令人羡慕的岗位。但是，其中的甘苦，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刚分到运输处学驾驶，用来教练的车太少，很多战士没有模方向盘的机会，他们回到宿舍，就拿着椅子当车来练，嘴里还模仿着油门的轰鸣声。
就这样，全团1237人有1226人考取了驾驶执照，合格率达99%。他们很快就在茫茫戈壁上承担起了原油东运的任务。
从1953年11月1日到1956年7月1日，在2年8个月的时间里，这支戈壁运输队，共运出原油22万吨，胜利完成“一五”期间国家交给玉门矿务局的原油东运任务。
石油师转业队伍在玉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茁壮成长为一支最能吃苦、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参加了克拉玛依、柴达木盆地、大庆等一系列石油会战，使中国石油工程第一师的战旗更加鲜艳。
康世恩曾高度评价石油师对石油工业的贡献，并亲自总结了石油师为社会主义建设顽强虚心学习、有高度组织纪律性、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等三大特色。
后来，朱德听到康世恩介绍石油师的卓越表现和优异成绩，高兴地说：“解放军有好几个工程师参加工业建设，我看石油师是保持和发扬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行风。”
通过学习，玉门的从干部到工人，从知识分子到转业军人、新招工人，都获得了很大提高。玉门油矿在建设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的过程中，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在同步成长。
苏联专家帮助建设
1953年，玉门油矿开始大规模建设后，有许多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到玉门，帮助玉门油矿工作，分别担任地质勘探、钻井、油田开发、原油加工、发电、机械制造和原油运输等部门的技术指导。
专家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帮助解决了油田开发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石油工业的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苏联专家们在地质勘探、钻井工程、石油开采、炼油加工等石油工业的重要方面，不仅给予了具体的指导，还支援了器材和设备，帮助培养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员。他们在玉门油矿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953年10月6日，苏联专家特拉菲穆克带领一个6人高级石油地质专家组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石油地质，并帮助编制我国石油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专家组的阵容很强，特拉菲穆克是建立苏联第二巴库油区的功勋地质家、苏阔洛夫是地质古生物学家，萨依多夫是中亚陆相地层找油专家，库卡平是石油地质专家，拉费鲁什克是采油专家。
特拉菲穆克，矮胖敦实，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既是长期野外勘探奔波的印记，也是深思熟虑的特征，眼光总露出地质学家的胆识，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素养很高，生活中开玩笑什么都说，干起工作则是一丝不苟，讲起话来绝无虚词。
康世恩和苏联专家组来到玉门，虽然时令还是深秋，但塞外戈壁油城已是北风凛冽，雪花飘飘。
抬头极目远眺，但见终年披着雪甲的祁连山，银装素裹，分外妖饶。
茫茫戈壁，早已是一片银白，恰如时任玉门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部长诗人李季所写的那样：
茫茫的山野，变成了一片雪海，
我们的油矿，就象是雪海上的巨船。
康世恩和专家组到老君庙油田考察，确定油田的驱动类型；到干油泉考察油苗露头，探寻油田扩大储量的可能。
在东南方向距油田20多公里的丘陵之间，有一个正在钻探开发的油田，这就是石油沟油田。
这里处在雪山脚下，寒风更加刺骨，但隆隆的钻机声仍显示出生命的顽强。专家们顺着山谷间流淌的石油河水上行，深入到祁连山腹地，考察地层年代。
在油矿的北面，是名不见经传的马鬃山。西汉时著名将领霍去清曾在此安营扎寨，屯垦戍边，抵挡突厥匈奴对中原的进犯。翻越此山往北不远，便是中蒙边界。
在这片古战场上，专家组看到世世代代生存在这里的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衣不破体，面呈菜色。
特拉菲穆克对康世恩说：“我们应该多找油，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有衣服穿，有饭吃。”
解放前玉门油矿的开发基本上处于原始和自然状态，没有进行过储量估算和编制开发方案一类的工作。
在老君庙油田的考察中，根据特拉菲穆克院士“老君庙油田是边外弹性驱动类型的油层”，专家们从而确定了油田驱动类型，为进一步发挥油田潜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特拉菲穆克的建议，玉门矿务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注水区队，王林甲成为中国第一个注水工程师。
1954年12月27日，M－27井开始注水，增强了地层压力，驱动原油流出地面。
这第一口注水井，标志着玉门油矿进人一个新的开发时期，并为后来我国东部油田提供了注水开发的成功经验。
在结束玉门油矿的考察后，特拉菲穆克发表了几点具体意见：
甘肃石油地质条件好，沉积盆地多，沉积岩分布面积广，已找到现在的油田，只是勘探程度太低，今后找油希望大。
这是特拉菲穆克在这次考察活动中第一次发表的系统意见。虽只有几条，却已深深打动了康世恩，对玉门油矿的工作提供也了有利的参考。
在玉门考察期间，有一天，特拉菲穆克收到一封电报，是苏联科学院的通知和贺电，说他已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当天晚上，康世恩设宴庆贺特拉菲穆克荣膺通讯院士。专家组的同志和矿务局的同志都为他举杯祝贺，给他带活了一面锦旗。
特拉菲穆克非常感激，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夜晚。
苏联专家莫谢耶夫多次来玉门油矿考察和帮助工作，亲自在生产现场指导新技术的推广，注重对中国石油工程技术人员在理论上给以启发。
莫谢耶夫常常同地质队和采油厂的负责人讨论钻采以及地质方面的问题，把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工作经验介绍给中国技术人员。
在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建设过程中，先后有40多位苏联专家来油矿帮助工作，对设计、钻井、采油、炼油、地球物理、地质勘探、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近千项重要建议，对加速石油基地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在当时，“死”井复“活”，是苏联专家的一项重要建议。老君庙8号井在1941年10月22日钻至449米处发生强烈井喷后就报废了，之后几年，常有这类事故发生，油井报废。
到1949年，报废油井率达到总井数的30%以上。人们通常把这种并称为“死井”。
莫谢耶夫作了大量调查后提出建议：“复活废井”。他说：“修复一口井比新建一口井省很多钱，重要的是能保护整个油田。”
根据专家建议，矿务局从钻井大队抽调几个钻井队，承担报废井的大修任务。
由于缺少经验，修第一口井时只打了30多米，就发生了井喷，油雨四溅，泥浆乱飞，工人们一身泥浆一身油。接着，又连续井喷加多次，人们觉得比打新井还苦还累。工程技术人员怕修不好，也有思想顾虑。
在修井过程中，工人们体会到，修井就像是医生看病，要先摸清病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10号井和8号井的情况不同，不光上喷，还下漏，井一打开，强烈的天然气直往上喷，喷了一天，很难收拾。接着是漏，用了20多吨羊毛、石头、麦草还有红土都没有堵住，最后是用注水泥的办法堵住了井漏。
由于每口井的报废过程不同，修井的具体措施也不可能一样。工程师和工人们集思广益，根据每口井的情况，提出每口井的施工措施。
从钻井队转为修井队，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比钻井复杂多了，也辛苦多了。
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体会到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了许多新技术，不仅为国家增加了原油产量，每复活一口井，比新建一口井要为国家节省10亿多元，而且保护了油田。
在推荐“死”井复“活”的同时，苏联专家还注重对方法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