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元朝明朝(2 / 2)
朱棣率领两千骑前锋跑在最前面。他自己挺着长矛,身先士卒,直冲入敌阵中。鞑靼兵抵挡不住,本雅失里怯起阵来,拨马便逃。鞑靼军跟着主帅向北逃去,明军一部分在后追击,一部分抢前堵截。斡难河涨水,把鞑靼兵和辎重等隔在河这岸。
结果本雅失里只带着七骑,游过斡难河,逃了性命。鞑靼太师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明军追击,便带五万骑兵来救,但晚了一步,在回军途中也被明军消灭了。阿鲁台也右臂受伤,骑马逃走了。
朱棣大获全胜,回到饮马河大营,休息了几天,凯旋班师。6月,正是漠北的酷夏,朱棣拣早晚时行军,中午搭起帐篷休息。有时饮水不多,他让将士们先饮。吃饭时也是等将士们开饭了,他才肯动筷子。大军人多,缺少肉类,他也吃起素来。
他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充分表现了一个统帅的风格。为了纪念这次北征,朱棣命令在山顶上勒石刻碑,碑文是: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走到清流泉,又在泉边的山上树一座碑:于铄六师,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这年7月,大军回到北京。待到秋凉,朱棣才返回首都南京。朱棣卫国亲征的业绩永垂史册。
一代仁君朱高炽
1424年7月的时候,永乐皇帝朱棣在北征途中患病,逝于榆木川,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继承皇位,定年号为“洪熙”。那年他47岁,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可是他只在皇位上坐了一年,第二年便死去了,朱高炽的庙号为“仁宗”。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确实十分恰切。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体恤民生的实在不多。
朱高炽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节省国库开支,减轻老百姓负担。明朝开国以后,由于朱元璋和朱棣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国库也颇为殷实。但因为边界争执,较频繁地进行战争,又加上建都北京,疏通运河等大项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有宝船下西洋,到交趾采办珍珠,去西域收购良马等费用,样样都要国库开支,而最终又必然要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
所以朱高炽登基的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郑和的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派出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进贡等一切花钱的事宜,一律暂时停止,等以后整顿了再说。
朱高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赈济灾民。朱高炽一当上皇帝,首先想到的就是赈济灾民的大事。他先后下令开仓救济了于僭、乐清、舞阳、清河、睢宁、乐亭、连城、莱芜、蓬莱、黄岩、昌邑、邢台及河南的4州22县的灾民,使不少人免于饿死。
朱高炽做的第三件事是整顿朝政,提倡法治。朱高炽长期做太子,当时虽然不掌握政权,对一些大臣谁好谁坏心中有数。他做了皇帝之后,便把那些少德无才的人调开,另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大臣。他还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内阁大学士,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有事便和他们商量。
朱高炽还清理冤案,把过去一些无辜入狱的官员放出,召回充军到各地的官员家属。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刑罚的作用是禁暴止邪,导民于善,诛杀并不是目的。过去由于役吏对法律歪曲附会,以致造成一些冤案,朕深悯之。从今之后,一切罪罚必须依照法律来判刑。即使朕过于嫉恶,法外用刑,有关法司也可提出反对意见,一直至公允为止。今后对犯人不许使用宫刑。不是谋反的案子,不要连累家人。有的人对国事发表议论,一些坏人往往乘机诬蔑诽谤,陷人入狱。今后取消诽谤罪,有告发的一律不准。”
从朱高炽登基做的一些好事来看他倒称得上是个明君,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仅仅当了10个月的皇帝便去世了。
宣宗亲试犁耜
1426年朱瞻基继承父位当上了皇帝,那年他28岁。年号是“宣德”。宣宗朱瞻基也像他父亲朱高炽一样,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所以人们常把他父亲仁宗的政绩和他联在一起,合称为“仁宣之治”。
1431年的清明节,宣宗和文武百官到长陵和献陵扫墓。归途中,看到有几个农民在田里犁地。他走到农民们身边。
农民看见皇上来了,个个跪下叩头。他让大家起来,并亲自挽起一个白发的老农夫,问道:“你推的这个,是叫犁吧?”
“是!”老农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操作一下,让朕看看。”
两个年轻农民操作了一遍。宣宗从老农手里接过犁柄,对拉犁的农民说:“你们拉吧,我来推!”
宣宗看那犁杖在老农手里,似乎不用费多大力气。但等他亲自一推才发现这东西不但沉重,而且不好驾驭,不是左右摇摆,便是铧头从土里跳出来,在地面上滑行。他用两手拼命按着,走到地头,胳膊酸了,汗也出来了。
他松开手喘息着对旁边的大臣们说:“我只推了一下,已经不胜劳累,何况农人们要常年操作呢!农人真是太辛苦了。”
回宫以后,晚间躺在床上,觉得胳膊和腰腿都不舒服,爬起来走到书桌前,提笔写了一篇《耕夫记》,告诫各地的官吏,务必体恤农民的艰苦,加以爱护。第二天早晨起来,内监给朱瞻基送来早餐。一共是10碗,内有燕窝、银耳、莲羹等贵重食品。朱瞻基想起昨天看到的农夫的辛苦和穷困,便把尚膳监的负责太监找来,对他说:“来,你把这10碗东西都吃下去,一点不许剩!”
尚膳太监不知皇帝为什么这样,急忙跪下叩头说:“奴婢该死,不知皇上为何发怒?”宣宗说:“我并没发怒,只是嫌你太浪费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吃进这么多东西,这不是白白糟蹋了吗?以后早餐两碗,中、晚餐各4碗。各宫也都如此。农人生产粮食不容易,朕昨天是亲试了的。”
宣宗朱瞻基提倡节俭的同时还大量裁员。对于贪官污吏,宣宗严惩不贷。宣宗善于纳谏,他在位的时候,经济繁荣发达,社会也比较安定,一些喜欢奉承的官员不断以“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这些话很讨厌,就时刻让杨溥指出他的过错,以此来勉励自己。
朱瞻基是个爱民的好皇帝,可惜他于1435年患病不治,卒年才38岁。他死后葬于景陵,庙号“宣宗”。
明英宗决定亲征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
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
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作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赌博输了钱,债主追债,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
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的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非常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9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得罪他的,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3000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谎报也先的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
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林土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土木堡的惨败
明英宗决定亲自带兵到蔚州,自己跟王振、邝林土等官员100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这次出兵,本来就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部队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
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作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
第二天,天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束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堡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抓到皇帝的也先,一面用明英宗做人质,向朝廷要挟勒索;一面加紧带兵南下,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英宗重获皇位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首领想利用英宗来要挟明朝割地赔款。于是,1449年,也先挟持英宗,率军进攻北京城。于谦亲临战场指挥战斗,抱着与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
经过于谦严密的军事部署,战士们顽强地抗击敌人,瓦剌军连战连败。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于谦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败而回的瓦剌再使阴谋,以送英宗回京为条件,要求与明朝议和。此时成王已即位登基,是为景帝,史称“代宗”。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1450年8月将英宗送回北京。回京后的英宗当了个名义上的太上皇,被幽居在南宫。
景帝即位不久,就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料,一年后朱见济夭亡,他又是景帝的独子,再也无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
大臣们纷纷请求恢复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景帝不予理睬。对幽居在南宫中的哥哥,景帝也并不放心。明英宗得知景帝如此猜忌他,心中极为恐惧。
到了1457年正月,景帝竟一病不起,皇太子又尚无人选,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迎取英宗重登大位,如果得逞,他们必然前程似锦。于是,他们紧张地筹划复辟事宜,正月十六日,他们秘密征得英宗应允,然后又去徐有贞家中,制订详细计划。
半夜时分,他们偷偷开了长安门,率领1000多名士兵潜入宫中。在夜幕之下,徐有贞一伙直奔南宫而去。南宫厚重的大门紧紧关闭着,怎么敲也敲不开。
徐有贞断然命令士兵们抬来一根巨大的木头,照准南宫大门猛力撞击,一部分爬进宫墙里的士兵,与外面的人合力毁墙,一会儿,终于墙毁门开。徐有贞、石亨等人急忙一路小跑,进宫拜见英宗。请英宗坐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车子,一行人簇拥着车子,飞快地向皇宫推去。
奉天殿里,龙座闲置在一旁,众人迅速地将它推到大殿正中,将英宗扶到座前。重新又坐上龙椅的英宗环顾四周,恍如梦中。英宗刚在龙椅上坐稳,东方已经破晓。
上朝的百官们发现今天的皇宫不同于往日,都很惊讶。这时,只见徐有贞来到百官面前,趾高气扬地高声说道:“太上皇复辟了!百官速来朝贺!”
一听此言,百官大为震惊,呆立片刻,又不敢不从,纷纷前去拜贺。就这样,明英宗又成了大明天子。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病床上的景帝又恢复到从前成王的身份,他定的“景泰”年号也被改为“天顺”。景帝被抬入西宫,没过几天就病逝了。
不问政事的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他的父亲是明孝宗朱祐樘。
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懂事又不懂事的年龄。每天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地坐在硬邦邦的御座上,前仰后合,听那些大臣的奏章。
朱厚照对这些都腻烦透了,这时,太监刘瑾等人就告诉他,他是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可杀谁的头。朱厚照认为刘瑾说得有理。
从此,朱厚照可以随意不上朝,也可以把奏疏交给内阁大学士或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谏官们上的谏章,随意一扔就算了。他要刘瑾他们陪他玩。开始他骑马射箭,后来又喜欢上了歌伎舞女。有时候还要换上便装,偷偷地溜到街市上去逛。
朱厚照不问政事,就给刘瑾等一伙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渐渐干预起政事来了,横行不法。他们狼狈为奸,把持朝政,谁敢反对他们,便假借皇帝的名义,不是处死,就是下狱,再不就调往外地,整个朝政成了他们的天下。
刘瑾并未太走运,他后来被大臣杨一清用计向武宗揭发他的罪行,朱厚照做了件好事,杀了这个对他有功的太监。
刘瑾死后,太监江彬又受到朱厚照的青睐。朱厚照在京城玩腻了,便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由江彬陪着,带几百名奋武营的兵卒当随从,悄悄出京,跑到宣府游乐。
1517年至1519年,朱厚照玩乐的瘾头越来越大。北方玩够了,便想到南方去玩。1519年9月,朱厚照到了南京见到江南景色自是与北地不同,不禁流连忘返,少不了还要广征佳丽,骚扰民间。
9月,朱厚照一行人走到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有许多渔人在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来一条小船,他也要当一会儿渔夫。
大臣们劝谏不听,朱厚照径自下到小船上,船夫把船摇到湖心,朱厚照便高高兴兴地站在船头上,举起网来,张开胳膊撒了出去。可惜他的身子被酒色掏空了,一时站立不稳,竟随着那网儿一起落进水中。等捞上来时,连淹带吓,话也说不出来了。
朱厚照从此得病,辗转床褥半年,于1521年3月死于豹房,年仅31岁。纵观其荒唐的一生,即位以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仅仅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出游各地,胡作非为,自古以来,则只有商纣王、隋炀帝及明武宗几人而已。
戚继光驱逐倭寇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称为“倭寇”。倭就是矮个子的意思。
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
朝廷派了一位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分析了敌情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倭寇活动又猖獗起来。直至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到了浙江沿海地带,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打仗,就决心另外招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了倭寇之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愿意抗倭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
倭寇又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戚家军一次次取得胜利。
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
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继光在抗倭期间写成的《纪效新书》,是东南沿海平倭练兵与作战的经验总结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
1565年,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记着俞大猷、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们是“抗倭名将”。
为郑妃修定陵
1573年穆宗朱载垕去世,太子朱翊钧即位,年号为万历。
朱翊钧宠爱郑妃,那郑妃好穿戴、爱打扮,尽管皇帝已给了她很多珠玉、宝石、金银首饰,但她仍然贪心不足,希望皇帝给她更多的珠宝,供她玩赏。
她的欲望越来越大,朱翊钧只好到国库索钱,派太监去采买。有一次朱翊钧派太监出去采购珠玉,一下子就花去了2400万两银子,这些银子等于全国6年的田赋收入。
朱翊钧也很迷信,不过跟他祖父嘉靖皇帝不同,嘉靖想长生不死,而他却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相信人死之后魂灵还在,也还要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所以他要在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陵墓修筑好,为自己死后的享乐做准备。
为此,他亲自带领文武大臣、钦天监的官员和从民间请来的专会看风水的术士,来到天寿山,寻找“吉壤”。地点采定之后,立即开工,并起名为“定陵”。
在建陵园的时候,朱翊钧决定在陵墓的寝宫里,留出三个人的位置,他不能把皇后抛开,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他多留出一个位置来,是想将来让郑贵妃也睡在他身边,两个人能够像活着时候那样,玩乐在一起。
陵墓建筑得辉煌、宏丽,在明朝13座陵园中是最壮丽的一座。建这座陵墓,共用了6年的时间,参加营建的军官兵、匠人和民工每天有3万多人。石料都是从相距一百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由云、贵、川等地采集的楠木和杉木。
许多采石工人和伐木工人累死了,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伐树,那里野兽出没,毒瘴遍地,进山的人半数不能生还。
建这座陵墓共耗银800万两,大约相当于万历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
修陵园要钱,给郑贵妃采买珠玉要钱,册封贵妃要钱,这些钱都要国库支付,国库拿不出,朱翊钧就自己想办法。他派出太监去替他搜刮。抢占农田,增加赋税,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终于在1599年,山东临清爆发了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接着湖广荆州地区,驱逐税使陈奉。嗣后各地反抗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被明廷镇压了,但反抗的火种却留在民间。
明神宗见民众的反抗日趋激烈,于是下令减去各地税额的三分之一,以缓和矛盾,平息民愤。但老百姓的负担并未有所减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明末爆发了。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建州女真趁机扩大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残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他得到消息,带着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到古勒寨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和他的几个部下一起追杀尼堪外兰。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9个部落,合3万人,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100名骑兵迎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士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1608年起努尔哈赤停止向明朝进贡。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都,自称大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1618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商议如何对付明朝的大计,尔后与将誓师,宣布与明朝为敌,说有7件事同明朝结下了冤仇,叫作“七大恨”。这第一恨就是明朝无端挑衅,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因这最大仇恨,要与明朝不共戴天,决定出兵讨伐明朝。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誓师以后,他很快亲率两万兵马进攻抚顺。当时的明神宗已30年没有临朝,无丝毫战斗力可言。到了抚顺,努尔哈赤先写了一封信,劝明军守将投降。
明军守将李永芳见后金军来势凶猛浩大,不敢前去应战,见努尔哈赤写来了劝降书,就此不战而降。明神宗得知李永芳投降,抚顺城被毁的消息,大发雷霆,派杨镐任辽东经略使,率兵去讨伐后金。
杨镐接了圣旨,急忙调兵遣将,集中了十万人马,分兵四路进攻赫图阿拉。杨镐坐镇沈阳指挥,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宣传把十万人马说成四十万大军。
努尔哈赤的探马回来报告,说大将杜松的中路是杨镐的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往这边打过来了。努尔哈赤就集中了全部兵力,迎战杜松。
杜松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却失算遭到惨败。他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气候非常恶劣。由于想抢个头功,就冒雪进军,首先攻占了萨尔浒山口,没有停顿就分兵两路,一半扎营萨尔浒,又挑选出一半精兵攻打界藩城。
努尔哈赤见杜松兵力分散,暗自高兴,先不去救援界藩城,而是集中全部兵力,截断杜松后路,一鼓作气攻下萨尔浒的明军大营。明军留在大营的将士多为残弱,禁不住八旗兵的突袭猛攻,一兵一卒也没剩下。
攻下大营,努尔哈赤又掉头去救援界藩城。杜松到了界藩城下,刚刚发起攻击,手下将士听说给后金抄了后路,都无意攻城,军心开始动摇。
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守军,从山上冲了下来,如猛虎下山,杜松被杀得溃不成军。杜松奋力拼杀,被乱箭射中头部,从马上翻下来,摔死了。主将战死,明军大乱,后金军包围圈缩小,明军被杀得横尸成堆。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军全部覆没。
努尔哈赤仍然使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以攻为守,杜松军被歼之后,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赶回萨尔浒,攻破了马林军营,马林见势不妙,慌忙撤回开原,刚到开原,马林军就被后金军打散了,第二路明军又是惨败。
坐镇沈阳指挥的杨镐,正等待明军从前线传回各路的捷报,知道自己战略上的失误,连忙快马传令叫另两路军停止前进,可是良机已经错过,调整战术,为时已晚了。于是另两路大军也惨败。
从杨镐出兵到结束,这次大战只经过5天时间,明军十万兵马损失一大半,文武将官战死300多人,损失惨重,明朝大伤元气。历史上把这次战争叫作“萨尔浒大战”。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将沈阳改称盛京。
袁崇焕横戈戍边
当魏忠贤的阉党把明朝朝政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正不断在辽东进攻明军。
袁崇焕详细研究了关内外的形势,回来向兵部尚书孙承宗报告,并且说:“只要给我人马军饷,我能负责守住辽东。”
一些朝廷大臣正被后金的攻势吓破了胆,听袁崇焕自告奋勇,也都赞成让袁崇焕去试一试。明熹宗批准给他二十万两饷银,要他负责督率关外的明军。
袁崇焕在关外,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决心派兵进驻宁远,在那里修筑防守工事。他把他的主张报告朝廷后,立刻得到孙承宗的支持。正当孙承宗、袁崇焕守卫辽东有了进展的时候,却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魏忠贤唆使阉党说了孙承宗不少坏话,孙承宗被迫离职。魏忠贤派了他们的同党高第指挥辽东军事。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后金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要各路明军撤进山海关内。
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10多万担军粮丢得精光。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撤退的狼狈相,认为明朝容易对付,1626年,他亲自率领十三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
那时候,守卫宁远周围几个据点的明军都已经撤走,宁远城只剩下一万多兵士,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
没过多久,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地到了宁远城下。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兵倒下一批,又来一批。在这紧急的关头,袁崇焕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火焰,后金兵士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后撤。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瞭望台,沉着地监视后金军的行动。直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使后金军受到更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撤退。
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就乘胜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三十里,歼灭后金官兵1万多人,才得胜回城。
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跟他的部下说:“我从25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他又气又伤心,加上伤势越来越重,拖了几天,就咽了气。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替他做了后金大汗。
皇太极巧施反间计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第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
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四千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把后金军打败了。
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
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
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民愤太大。他一即位,就宣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凤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很想振作一番。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一切准备,1629年10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下来了。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
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竟将袁崇焕逮捕入狱,于1630年8月16日,以“谋叛欺君”的罪名,残酷地用磔刑将袁崇焕杀害了。
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袁崇焕,退兵回到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
闯王李自成
明朝末年的几位皇帝昏庸无道,政治极端腐败,赋役苛重,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当时聚居在东北地区的满洲人不断趁乱骚扰边界。明政府为加强边防军备,不断向农民征收捐税,称为“辽饷”。到了崇祯年间,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加派“剿饷”和“练饷”。三项加起来,比往年正常的税收都多。农民不但要交纳正常的租税,还要同时交纳“三饷”,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再加上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北方大旱,蝗灾泛滥。严重的地区如陕西延安府,连续几年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仍带领恶吏催迫租税,农民别无生路,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们攻府城、杀官僚、抢粮仓,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其中以闯王高迎祥领导的一支军队力量最强,起义不久,李自成就加入了高的队伍。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体力过人,又善于骑射。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闯王李自成小时候的传说。他原名鸿基,13岁的时候,有一天约了几个小伙伴到村头关帝庙前去玩。他见庙前有一座70多斤重的大铁炉,就对众人说:“咱们来比比谁的力气大!”说罢,双手一用力,忽地就把这座大铁炉举了起来,还举着它绕着关帝庙走了一圈,然后才稳稳当当地放回原地。其他小伙伴也不示弱,争着要举举看。结果没有一个能举得动的。庙里的道士看见了,惊叹道:“你的父亲有你这么有劲儿的孩子,真是积了德啊!”小鸿基自信地说:“大丈夫当横行天下,如果只是守着父亲的基业,还算是男儿吗?前几年,我梦见一位大将军,他喊我李自成。现在,我就改名叫自成,号鸿基!”
随着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加紧派兵镇压。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后,派曹文诏追剿陕西义军。高迎祥、李自成率部转战在陕西和山西境内,形势十分严峻。1634年7月,李自成等败退陕西,误入兴安县的车厢峡。峡长四十里,山势陡峭,明军用石头封住了山口,并不断从山顶向山下扔石块、放箭。又碰上大雨连绵数十天不停,弓矢湿烂脱落,马匹缺料死亡。处境十分危险。这时,李自成想出一条妙计:叫众人诈降!明军首领陈奇瑜本来还有点怀疑,但手下人早被李自成买通,一致说服他接受了义军的投降。于是陈奇瑜派人押送农民回家务农,每100个农民派一个安抚官押送。行到半路,农民军起而反抗,杀了安抚官,攻下了附近州县。李自成的计策挽救了起义军。从此他声名大振,大家都知道起义军中有个李自成。
1635年,大部分义军转战会集于河南省境内。明廷又派洪承畴东出潼关入豫,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中原义军。为了制订统一的作战计划,打破明军的围而剿之的战略,起义军在正月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参加会议的13家72营义军恭推闯王高迎祥为首领。这次会议上,李自成还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得到与会义军首领的称赞,表现出卓越的勇气和军事才能。第二年,闯王高迎祥不幸被洪承畴所率部队俘获,惨遭杀害。李自成继承闯王的称号继续与明军作战。他以凤阳为主攻方向,从明军东部防线突破,攻下了凤阳,烧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给明军以重创,达到了突破围剿的目的。
1637年,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企图彻底剿灭农民军。所谓“四正”是指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四个主要战区;“六隅”是指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省区,作为辅助战场;这10个省区由10个巡抚指挥,则是所谓“十面张网”。为了筹集军饷,明廷开始向人民征收“剿饷”。在明军猛烈围攻下,许多起义队伍被消灭,有的投降了明朝。作为起义军主力之一的张献忠部也为了保存实力,在湖北谷城接受了明政府的“招抚”。这时,李自成部也遭到了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廷的联合进攻。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仅李自成和刘宗敏等18人突出重围,在陕西商洛山中隐伏下来。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低潮。
李自成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一面总结起义以来的成败心得,一面聚集散失的旧部,整顿人马。经过两年的休整,农民军重又活跃起来。1640年,李自成率部转入河南。当时河南正遭受着罕见的蝗灾、旱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起义军的到来使饥民如鱼得水,纷纷投在闯王旗下。举人出身的李信和牛金星就在这时参加了义军。李信是杞县举人,对当时河南的情况比较熟悉。针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苛重的状况,他为起义军制定了“均田免粮”的纲领,并把它编成童谣,在老百姓中广泛流传。“迎闯王不纳粮”传遍了远近州府。同时在李信的极力主持下,农民军建立了严格的纪律,禁止打扰居民,践踏庄稼。不久李自成的部队被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富于战斗力的劲旅。
1641年,李自成杀进了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这位横行一时的皇亲国戚死在了农民起义军的刀下。通过这次战役,李自成的队伍由小到大,发展成一支有100多万众的义军。于是,他乘胜打开封城,杀死了3个明朝总督,消灭了几十万明军。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军事力量。此后,起义军进入湖北,攻下了襄阳。然后北上攻下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制度,具有初步的开国规模。
1644年2月,起义军乘胜渡过黄河,然后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大同、宣城而下。3月,攻下了北京门户居庸关,这样明朝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卢象升战死巨鹿
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率领大军第四次远征。清军直达北京外围,京城形势危急。明王朝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讲和。
崇祯帝也拿不定主意,他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象升是个将才,就把卢象升召到京城,命令他总督全国援兵。
卢象升到了北京,崇祯帝立刻召见,问他该怎样对付清军进攻。卢象升早就听说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帝说:“陛下要臣督师,臣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
崇祯帝听得话里有刺,很不高兴地说:“议和是一些大臣的议论。朝廷从没讲过要和。”
他要卢象升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
杨嗣昌对卢象升阻挠他的和议,心里恼恨,让高起潜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四万援兵分成两半,一半由高起潜指挥。这样,卢象升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只掌管两万兵马。
清军分八路进军,一路打到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听到清军打来,带领全家10多口上城抵抗。高阳城被清兵攻破,孙承宗全家壮烈牺牲。
卢象升带兵开到保定,正在抵抗清兵,崇祯帝却听信杨嗣昌的诬告,责备卢象升指挥不当,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还把卢象升仅有的两万人马又分出一半给别的将领管辖。卢象升到了巨鹿,兵力只剩下5000人了。那时候,高起潜带领的人马就驻在离巨鹿只有五十里的地方,卢象升派人向高起潜求援,却遭到高起潜的拒绝。
卢象升孤军作战,十分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饿得发慌。一天早晨,卢象升走出营门,向四周将士作揖说:“我们受国家的恩,只怕不能为国牺牲,不要怕活不了。”
将士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泪。卢象升把两千残兵分成三路,命令将军虎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军,他自己带领中军,和清兵激战了一阵,杀退了一批清兵。
到了半夜,明营四周响起了咸角篥声,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得水泄不通。虎大威带兵突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象升大声喊道:“虎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
将士们齐声响应,喊杀震天动地,战斗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卢象升身上中了4箭,受了3处刀伤,杀得像血人儿一样。他还拼命格斗,杀了10多名清兵,终于倒下。
张献忠智取襄阳
1637年,由于明军的猛烈围攻,张献忠当初在湖北谷城接受明朝的招安,他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东山再起。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不轨图谋,便准备派兵镇压。
张献忠先发制人,于1639年5月,在湖北谷城再一次起义。他先杀掉在谷城的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农民领袖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接着,张献忠又将明朝总兵左良玉率领的进攻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崇祯皇帝气得将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崇祯皇帝又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杨嗣昌率领十万人马来到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被迫转移到玛瑙山,这时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情报被杨嗣昌掌握,起义军陷入包围圈中,最后被左良玉军打败,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明军俘虏。
张献忠带领1千多骑兵突围出来,从湖北转移到四川。张献忠起义军却行踪不定,忽东忽西,使官军捉摸不透。
直至第二年正月,明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这时的明军将士已被拖得疲惫不堪,起义军却绕到背后,发起猛攻,全线崩溃,将领刘士杰被起义军杀死。
1641年,张献忠趁明军襄阳兵力空虚,率精锐部队直取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知消息后,连夜派使者传令,命襄阳明军严加防守。使者走在途中被起义军发现后抓了回来,并在他身上搜到了盖有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和文书。
张献忠安排他的义子李定国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襄阳城。混进襄阳城的兵士趁夜间人们安睡之际,分开在四处放火,惊醒了熟睡的百姓,顿时全城乱作一团,起义军趁机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一举攻克了襄阳城。
张献忠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翊铭,并下令将朱翊铭斩首示众。
襄阳一战,缴获了明军储存在那儿的大批粮饷兵器,又将襄王府金库里的10多万两银子分发给当地的饥民,老百姓们听说张献忠处死了恶贯满盈的襄王朱翊铭,都载歌载舞,杀鸡饮酒,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杨嗣昌在重庆得知襄阳的消息后,丧魂落魄地从四川又逃窜到湖北。又听说李自成起义军趁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了洛阳,并将福王朱常洵杀死。杨嗣昌像丧家之犬,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便抽出战刀,刎颈自杀。
崇祯景山自缢
1627年,文盲皇帝朱由校死了,葬于德陵。他没有儿子,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便是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崇祯帝很聪明,很有心计,不轻易地相信别人,因而好独断专行,他很想搞好朝政,使朝纲振兴起来,但又不肯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连皇后的意见也不听,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由检不听别人意见,自认为聪明,结果造成大错,把像袁崇焕、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杀的杀,降的降,致使局面越来越糟,大顺军威胁京师。当时有人劝他迁都南京,有人劝他速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回师勤王,他都迟疑不决。
直至1644年3月17日,大顺军已兵临城下,他才在皇宫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现在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皇上没办法,只好在18日那天,先下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请老百姓原谅。接着又下诏停征“三饷”。
18日下午,李自成坐镇彰义门,开始对北京城全面进攻。
当天晚上,朱由检无法入睡。他登上皇宫后面的万岁山,遥望四面城外的满天炮火。吩咐太监把太子和另两个儿子定王、永王,分送给外戚周氏和田氏家。
这时他身边还有几十名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执三眼火铳,大家骑上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守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到安定门,但这座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
这时远处近处都传来喊杀声,太监们都丢下马匹逃散。朱由检也只得下马,看看身边就剩下王承恩一人。王承恩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君臣二人又登上万岁山。朱由检见城内也已经到处是闪耀的火光,便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的笔来,借着月光,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朕自登基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朱由检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解散了头发,披在脸上,这才在山脚下的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王承恩对皇帝的尸体拜了三拜,吊在了另一棵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