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2 / 2）

四月间，明将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也率领一支兵马入缅迎驾，但他们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选不一样，大致上就是永历帝入缅的路线。高文贵、吴子圣的军队遭到缅甸当局阻止，他们自以为并没有侵占缅甸领土的意思，不过接出永历君臣罢了。于是，决心动武，杀入蛮莫。缅军抵敌不住，又逼迫永历帝发敕谕责令高、吴退兵。朱由榔一味迁就，派吏部郎杨生芳、锦衣卫丁调鼎前往敕令二将退兵。高文贵、吴子圣接到谕旨后被迫从布岭退兵；文贵忧愤于心，不久病死；而杨生芳、丁调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后，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永历皇帝甚至在马吉翔和太监李国泰的怂恿下发出敕令给缅甸各守关隘官员说：“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借以换取缅甸当局的欢心。

当时，李定国、白文选部活动于滇缅边境一带，同据守福建海岛的郑成功、张煌言部等拥明势力还断断续续保持着秘密联系，当然知道永历帝仍在缅甸，并未“航闽”。因此，仍然不断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历君臣。1660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白文选率领兵马一直推进到缅甸都城阿瓦附近，九月间永历朝廷收到晋王李定国迎驾疏和致廷臣书，其中写道：“前此三十余疏，未知得达否？今此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公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奈何？奈何？”缅甸当局又要求永历帝发敕书退兵，明军等候多日，不得要领，只好拔营而回。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巩昌王白文选托缅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说：“臣所以不敢连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先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令多方委蛇，使缅送驾出来为稳著。”朱由榔当时在缅甸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了，在玺书中恳切地盼望李定国、白文选能够迎驾成功。过了五六天，缅甸百姓传说白文选已经在七十里外搭浮桥准备渡江来救出永历君臣。不料几天以后消息传来缅军已把浮桥篾缆砍断，明军无法渡河，最后一次挽救永历朝廷的入缅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年三月间，沐天波见缅甸当局派兵看守永历君臣，知道情况不妙，同原属晋王的总兵王启隆商议，歃血定谋组织敢死志士数十人杀掉马吉翔、李国泰，保护太子突围投奔李定国、白文选的队伍。这一密谋很快被马吉翔、李国泰察觉，他们谎奏永历帝说，沐天波、王启隆私下勾结缅甸准备谋害皇室。朱由榔没有弄清情况，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启隆的家丁何爱各付其主立即处死。沐天波、王启隆虽未因此遇害，他们为了挽救明室的最后一片苦心却化作了泡影。

在这以后，还有黎维祚充当在缅的永历帝与在边境地区的李定国等营的秘密使者，做迎驾出缅的最后努力。黎维祚曾经任职永历朝廷，朱由榔进入缅甸以后，诸将分别率领部下士众转入边境土司管辖区。在势同瓦解的情况下，黎维祚遍走各营，劝以大义，残存各藩镇都为他所感动，具表迎驾。黎维祚把诸将迎銮表文藏在挖空的木棒之中，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孟艮府，面呈晋王李定国。定国深表赞同，十月初六日发给令谕一道，其中云：“今皇上入缅，势已危急，若能走通声息，懋建奇功，决不负若。当即为若转奏。”维祚随即赴缅，历尽艰辛到达阿瓦城，因缅人防范甚严，不能面见，托人转呈永历帝。朱由榔阅疏后，十月十五日给敕书云：“皇帝密敕沥胆将军黎维祚，据晋藩奏，尔忠肝贯日，义胆浑身，穿虎豹，趋辰极，烈风劲草，殊轸朕怀。兹授尔沥胆将军督理滇黔楚蜀，遍历诸勋将士，山林隐逸等，谨慎图防，枕戈以俟。候晋、巩两藩举师，四路策应，旦夕是图，勿迟勿忽。”另外还给予空白敕书百道、印三颗。黎维祚把敕印藏在小船底部夹板之内，船上设置神像，敲击钲锣而行。到达孟艮后，定国大喜，命他转报各营将领。联络初定，黎又于十一月动身入缅复命。行至腾越，缅方已经把永历帝献给清军。黎维祚痛心疾首，在得到清将允许后入见永历。朱由榔对他大哭，维祚泪流满面地说：“事今至此，臣惟疾奔告诸营整兵于要道接驾。”他的意思是估计吴三桂、爱星阿等人将把永历帝押送北京献俘，计划联络忠于明室的将领于途中救出。朱由榔说：“儿子，尔可致意十三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愿修行去。”哽咽不能言。“手剪御衣一片，密写敕付即行。”黎维祚“昼夜兼程抵荆侯营，谋共于贵州偏桥劫驾”。不料清方也考虑到路途遥远，地方不靖，决定将朱由榔父子在昆明处死。黎维祚计划落空，佯狂而遁。这件事在陈起相《沥胆遗事》一文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占领昆明和云南大部分地区以后，清廷和前线统军大帅在顺治十六年五六月间反复研究是否出兵缅甸捉回永历帝朱由榔。由于路途艰险，云南地方破坏很大，筹集粮草非常困难，满洲兵将又不适应当地气候，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等都不愿担此重任，希望早日班师回京休息。因此，清廷兵部会商的意见是由多尼下固山额真宜尔德留镇省会昆明，让平西王吴三桂为统帅，以汉军和绿营兵为主，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带领的少数满洲兵一道进军缅甸。六月初二日经清廷批准，命经略洪承畴部署具体进军事宜。

洪承畴接到朝廷谕旨后，深感困惑。他上疏报告粮饷、兵力不敷，云南地方“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何况，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见告。兹若一闻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彼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云南大兵又以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因此，他建议本年内不出兵缅甸，待明年（顺治十七年）秋收以后八、九月间进兵。至于兵将的安排，洪承畴建议只留部分精锐满兵由卓罗统领驻扎省城，吴三桂的军队则分驻于迤西永昌、顺宁、云州、景东各要害处所，做好稳定云南地方的工作。这就是他针对当时云南情况制定的基本方针：“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

清政府为了弥补自己在兵力、物力、财力上的不足，还企图通过缅甸当局和云南边境土司之手不战而胜。1659年（顺治十六年）九月，洪承畴奉清朝“皇帝特谕”致书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和蛮莫宣抚司，要他们主动交出朱由榔、沐天波和李定国。两件书信的措辞颇多类似之处，前半段均云：

照得明运告终，草寇蜂起，逆贼张献忠流毒楚、豫、粤、蜀，屠戮几无噍类，实为祸首。旋致闯贼李自成同时煽乱，破坏明室。我皇上原欲与故明讲和，相安无事。惟因明祚沦亡，生民涂炭，不忍置之膜外，乃顺天应人，歼灭群凶，复故明之仇，雪普天之恨。不两年间，统一区宇，臣服中外，殊方绝俗，罔不慕义向风，梯航稽首。惟献贼遗孽李定国自知罪恶滔天，神人共愤，鼠窜云南，假借永历伪号，蛊惑愚民。不知定国既已破坏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复扶明朝疏远之宗支，不过挟制以自专，实图乘衅而自立，横肆暴虐，荼毒生灵，汉土民人，肝脑涂地，实难堪命。……倘或不审时势，有昧事机，匿留中国罪人，不惟自贻虎狼吞噬之患，我大兵除恶务尽，势必寻踪追剿，直捣区薮，彼时玉石难分，后悔无及。

在给缅甸当局的信中有一段说：“至闻永历随沐天波避入缅境，想永历为故明宗枝，群逆破坏明室，义不共天，乃为其挟制簸弄，势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为明复不世之仇，永历若知感德，及时归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无穷。若永历与天波执迷不悟，该宣慰司历事中朝，明权达变，审顺逆之机，早为送出，当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赏。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合属疆土，智者必不为也。”给蛮莫土司札中则云：“凡土司有能擒缚定国解献军前，则奇功伟绩，本阁部立奏上闻，必蒙皇上优加升赏，传之子孙。”

洪承畴采取的措施，逐步巩固了清朝对西南的统治，为最终结束永历政权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则因老病昏花，于顺治十六年十月间经清廷批准解除了经略职务，动身返回北京调理。

1660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总管该省军民事务。吴三桂大权在握，一心想继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镇云南的地位。据说，他在经略洪承畴回朝复命之前曾经请教“自固之策”，承畴回答道：“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三桂顿首受教”。吴三桂既以“云南王”自居，就极力主张用兵扫灭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南明在云南一带的残余势力。清廷本意认为永历帝逃入缅甸，李定国、白文选等避入边境土司，不过是爝火余烬，无妨大局，可以任其自生自灭。特别是连年用兵，财政困难（在顺治十八年甚至背弃诺言重新征收明末加派的“三饷”），要想出动大批军队征讨边远地区，兵员、粮饷都难以为继，因此并不热心。吴三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再上疏力主用兵。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奏本充分表达了他的意图，疏中说：

臣三桂请进缅，奉旨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斟酌而行。”臣窃以为逆渠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是滇土虽收，而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军费益繁，睿虑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忍以此贻忧君父。顾臣向请暂停进缅者，盖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草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日内重而外轻也。乃拜疏之后，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动摇，仗我皇上威灵，一举扫荡，由此蓄谋观望之辈始知逆天之法难逃，人心稍觉帖然。然逆渠在边，终为隐祸。在今日内缓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谕，一则曰：若势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务必筹画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疏，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臣请毕陈其说。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永历以惑众心，傥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根，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磐，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尽用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拟今岁八月间同固山额真卓罗统兵到边养马，待霜降瘴息，大举出边，直进缅国。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即须旋师还境。……

吴三桂在疏中还具体讲述了计划进军所需要的兵员和辅助人员，总数为“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倮?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万余口”，兵饷总额“大约此举共得银二百二三十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这件有名的“三患二难”疏是吴三桂借清廷之箸为自己谋划，说服清廷决策进军边境，迫使缅甸国王送出永历帝。后来，吴三桂等发动三藩之变时，清廷打出的一张王牌正是把吴三桂这件奏疏内容公之于众，使吴三桂难以拥立一位朱明宗室为傀儡号召天下，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这倒是吴三桂始料所不及的，也说明他本意不过是想在清廷统治下保有在云南的世袭地位而已。就当时的形势分析，吴三桂主张的“一劳永逸”确实符合清朝统治的稳定，只要永历帝及其太子尚存，西南边境、东南沿海、夔东山区的抗清武装以及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在心理上就有所归依，还存在一线复兴希望。

四月三十日，清廷经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后，同意吴三桂相应进剿，由户部拨给兵饷三百三十万两。为了慎重起见，顺治帝派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同吴三桂面商机宜。到这年八月十八日清廷终于决定采纳吴三桂的意见，任命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八旗兵由北京前往云南，会同吴三桂进兵缅甸捉拿永历帝，同时彻底摧毁西南边陲的抗清势力。

缅甸当局态度的转变，也给清廷以可乘之机。朱由榔带领随从进入缅甸时，他们对南明朝廷多少持有善意。后来看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定，不愿因为收留南明流亡政权开罪于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李定国、白文选一再进兵缅甸救主，弄成双方兵戎相见，缅甸当局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决定转而配合清兵，消灭残明势力，以便保境安民。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缅甸国王莽达喇派遣使者来到云南，提出以交出永历帝为条件请清军合攻李定国、白文选部明军。吴三桂认为“虽机会甚佳，而时序已过”，不便出动大军，玩弄策略，只命永昌、大理守边兵至境上“大张旗鼓，号作先锋”，虚张声势借以牵制缅甸当局不要把永历帝送交李定国、白文选军。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的弟弟莽白在廷臣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老国王，自立为王。新王派使者来向永历帝索取贺礼，这时永历朝廷漂泊异邦已经一年多了，坐吃山空，经费上业已陷入窘境，拿不出多少像样的贺礼。但是缅甸当局的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得到财物，而是借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明朝皇帝致贺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永历君臣“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贺”。南明流亡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使原已不佳的与缅方关系更形恶化。七月初六日，缅甸大臣来访，当面责备道“我已劳苦三载，老皇帝及大臣辈亦宜重谢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杀你们，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报恩”，说完怀恨而去。十六日，缅甸国王决定铲除永历随行官员，派人通知永历廷臣过江议事。鉴于双方关系紧张，文武官员心怀疑惧都不敢去。十八日，缅甸使者又来说：“此行无他故，我王恐尔等立心不臧，欲尔去吃咒水盟誓。尔等亦便于贸易。不然断绝往来，并日用亦艰矣。”永历廷臣明知其中有诈，即由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答复道：“尔宣慰司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来，是天朝上邦。你国王该在此应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今又如何行此奸计？尔去告与尔国王，就说我天朝皇帝，不过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无生之地，岂受尔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虽在势穷，谅尔国王不敢无礼。任尔国兵百万，象有千条，我君臣不过随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后，自有人来与尔国王算账。”在缅方坚持下，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沐氏为明、清及西南边境各邦国、土司重视的人物，马吉翔等认为有沐天波在场，不致变生意外。缅甸当局为实现计划勉强同意。次日黎明，马吉翔等传集大小官员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准备饮咒水盟誓，仅留内官十三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上午，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三千人团团围定。缅方指挥官员命人将沐天波拖出包围圈，沐天波知道变生肘腋，夺取卫士的刀奋起反抗，杀缅兵九人；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也抓起柴棒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都被杀害。其他被骗来吃咒水的官员人等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松滋王、马吉翔、马雄飞、王维恭、蒲缨、邓士廉、杨在、邬昌琦、任国玺、邓居诏、王祖望、杨生芳、裴廷谟、潘璜、齐应巽，总兵王自金、陈谦、龚勋、吴承爵，总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锦衣卫掌卫事任子信，佥书张拱极、丁调鼎、刘相、宋宗宰、刘广银、宋国柱等，内官李国泰、李茂芳、沈犹龙、李崇贵、杨强益等，吉王府官张伯宗等数十名官员。缅军谋杀明室扈从人员后，随即蜂拥突入永历君臣住所搜掠财物、女子。朱由榔惊慌失措，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皇后自缢。侍卫总兵邓凯规劝道：“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弃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永历帝才放弃了自尽的打算。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二十五人集中于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百余人大都自缢而死。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在通事导引下来到，喝令缅兵：“王有令在此，不可伤皇帝及沐国公。”可是，沐天波已经在“吃咒水”时被击杀。

当时永历朝廷住地一片狼藉，尸横满地，触目惊心。缅甸官员请朱由榔等移往别处暂住；沐天波屋内尚有内官、妇女二百余人也聚作一处，“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惊闻数十里”。经过这样一番彻底的洗劫，幸存人员已无法生活，附近缅甸寺庙的僧众送来饮食，才得以苟延残喘。二十一日，缅方把永历君臣原住地清理以后，又请他们移回居住，给予粮米器物。二十五日，又送来铺盖、银、布等物，传言：“缅王实无此意，盖以晋、巩两藩杀害地方，缅民恨入骨髓，因而报仇尔。”这只是在清兵到来以前，为防止永历帝自尽而编造的敷衍之词。因为李定国、白文选引兵入缅目的是接出永历君臣，缅甸当局发兵阻挡，双方才互有杀伤。不过，缅甸当局拒绝把永历君臣送往李、白军中，必然是考虑到了中国当时的局势，清朝统治业已基本稳固，南明残存军队恢复中原无望，势必长期盘踞或转战中缅接境地区，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引渡给清方，对于遏制南明军队在缅甸境内活动更为有利。所以，在明清交替之际中缅关系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缅甸当局，而是永历朝廷的决策流亡缅甸。

经过这番咒水之难，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实际不存在了，只有内地和沿边的一些复明势力仍然遥奉这位顾影自怜的天子。他受不了这个打击，病了一场，稍好一点时太后又病了。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对总兵邓凯说：“太后复病，天意若不可挽回，鞑子来杀朕，使太后骸骨得归故土。当日朕为奸臣所误，未将白文选封亲王，马宝封郡王，以致功臣隳心，悔将何及？”这表明他对前途已经完全失望，剩下的只是悔恨与惆怅。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在平西王吴三桂的请求下，清廷决定出兵缅甸，迫使缅方交出明永历皇帝，并且摧毁在云南边境地区继续抗清的李定国军。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被任为定西将军，率领满洲兵马赴滇，同吴三桂一道负责进军事宜。敕书中说：“兹以逆贼李定国已经败窜，怙恶不悛，宜尽根株，以安疆圉。特命尔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凡事与都统卓罗、鄂尔泰、孙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思哈等会议而行。如进剿，则令卓罗守城……”次年（1661）四月，爱星阿军至贵阳，喂马十天后向云南进发。八月二十四日，吴三桂、爱星阿部署满、汉兵由昆明分两路西进。十一月初九日，吴三桂所遣总兵马宁、副都统石国柱以及降将祁三升、马宝、高启隆、马惟兴等由姚关推进到木邦。吴三桂、爱星阿致书缅甸国王，要求交出永历君臣。清方记载中说：“伪晋王李定国先奔景线，伪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凭江为险。官兵自木邦昼夜行三百余里，临江造筏将渡。白文选复奔茶山。吴三桂、爱星阿遣总兵官马宁等率偏师追之，自领大军直趋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

永历帝得到清军进入缅境的消息后，给吴三桂写了下面这封信：

将军本朝之勋臣，新朝之雄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逆肆志，突我京师，逼死我先帝，掠杀我人民。将军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尽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复仇之虚名，阴行问鼎之实计。红颜幸得故主，顿忘逆贼授首之后，而江北一带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颠覆，以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图。讵鸾舆未暖，戎马卒至。闵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几，而车驾又蒙尘矣。闽镇兴师，复振位号，不能全宗社于东土，或可偏处于一隅。然雄心未厌，并取隆武皇帝而灭之。当是时，朕远窜粤东，痛心疾首，几不复生，何暇复思宗社计乎？诸臣犹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强之再四，始膺大统。朕自登极以来，一战而楚失，再战而西粤亡。朕披星戴月，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朕于贵州，奉朕于南（宁）、安（隆），自谓与人无患，与国无争矣。乃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勋，督师入滇，犯我天阙，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处焉。将军之功大矣！将军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遗弃中国，旋渡沙河，聊借缅国以固吾圉。出险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泽于外服，亦自幸矣。迩来将军不避艰险，亲至沙漠，提数十万之众，追茕茕羁旅之君，何视天下太隘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岂封王锡爵之后，犹必以歼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能。将军既毁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耶？将军犹是中华之人，犹是世禄之裔也。即不为朕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亲何厚于将军，孤客何仇何怨于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不知适成其愚。将军于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而下，史书记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于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溅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倘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惟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择焉。

这大概是永历帝留下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其音哀愁如秋虫鸣泣，无壮烈之气，有乞生之念。语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南明志士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实现中兴大业，真可说是缘木求鱼了。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清军迫近缅甸阿瓦，缅甸国王大惊，决定送出朱由榔父子以避免本国卷入明、清之战。刘健记载：“十二月朔，三桂至旧晚坡。缅相锡真约我兵往迎永历。锡真持贝叶缅文纳款，译其文有：愿送永历出城，但求退兵扎锡坡，等语。盖恐大兵袭其城也。”初二日未时，一队缅甸士兵突然来到永历住地，口称：“中国有兵来近城，我国发兵由此抵敌，宜速移去。”说完，七手八脚把朱由榔连同座椅抬起就走，另外备轿供太后、皇后乘用，太子朱慈烜和其他随从一并起行。在缅兵押送下陆行五里即抵河岸，戌时渡河，只听见对岸兵马往来，人声嘈杂，也不知道是谁家兵马。清军先锋噶喇昂邦担心永历帝室得知实情可能在渡河时投水自尽，事先安排了不久前降清的铁骑前营武功伯王会到河边等候，永历座船抵岸时，他即上前拜见，自称奉晋王李定国之命特来迎驾。朱由榔还蒙在鼓里，对王会慰劳有加。直到王会把永历一行人送入清军营中，朱由榔才发觉上当，愤慨不已，斥责王会的叛卖行径。王会内心有愧，无言而退。

参考诸书记载，吴三桂等所统清满、汉军主力进至旧晚坡，该处“去缅城（指缅京阿瓦，今曼德勒）六十里”，前锋到达阿瓦城对岸河边，“缅人谋献桂王，请大军留驻”。《阳秋杂录》记：“吴三桂标将有商于吴者。问以旧晚坡之事，据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旧晚坡，檄缅送王，并索从亡诸臣头首。缅迫于兵威，亦遣人相闻。薄暮，缅人送人首三十七至三桂营（按：当即死于咒水之难之明臣），营中讹言王薨。及二鼓，言王至矣。随众出迎，见二艘渡江来，一为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主，一为遇害诸臣家属。有缅相及蛮兵二百余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宫眷于公所。王南面坐，达旦。三桂标下旧官相继入见，或拜，或叩首而返。少顷，三桂进见，初甚倔傲，见王长揖。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遂伏地不能起。及问之数至，始称名应。王切责曰：‘汝非汉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汝自问汝之良心安在？’三桂缄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对曰：‘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则色如死灰，汗浃背，自后不复敢见。”

初九日，吴三桂班师。回滇途中，吴三桂于下营时均将朱由榔一家置于附近地方帐篷内，由满洲官兵严密看守。原先随从永历的明朝官员妻妾躲过咒水之难后，又被满洲官兵抢去。侍候朱由榔的人只剩下小内官五人、面貌丑陋的小宫女三四人和跛足侍卫总兵邓凯。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二日，清廷以擒获永历帝诏告天下，诏书中说：“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圉从此奠安，闾阖获宁干止。是用诏告天下，以慰群情。”五月，吴三桂因擒获朱由榔有功，晋封为亲王。

在清廷诏告全国的同一天，朱由榔和他的眷属被押回云南昆明。昆明城中许多百姓眼见皇帝蒙难，不免黯然神丧。当时一个目击者说：“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清军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内。吴三桂等人认为如果押解赴京献俘，路途遥远，恐怕发生意外，建议就地处决，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烜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据记载，行刑前吴三桂主张拖出去砍头，满洲将领不赞成，爱星阿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于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维恭子抬到门首小庙内，用弓弦勒死。随即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员役搬运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兵至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做证。云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烬小骨葬于太华山。南明最后一帝至此烟消云散。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李定国、白文选仍在缅甸境内要求缅方交出永历君臣。得到缅甸当局杀害朱由榔的扈从人员的消息，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分路进至洞乌，用十六条船装载兵马渡江，向缅军发起攻击。由于缅方已有准备，作战失利，有五条船在江中倾覆。十八日，明军退回洞乌。

在前途黯淡的形势下，白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私下议论道：“此地烟瘴，已伤多人，今再深入，气候更热，非尽死不止。宁出云南，无作缅鬼。”士兵们长期转战于中缅边境一带，生活和作战条件极为艰苦，一听主将的这番议论，军心更加动摇。张、赵两人命令军士趁夜间准备好行装，直入白文选的卧帐，请他立即脱离李定国部，退还云南。文选见军心已变，大吃一惊。二将劝他说：“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无名。殿下必随晋王，是续贺九义也。”白文选问：“尔等今欲何往？”张国用回答：“以此人马出云南，何向不重？”意思是凭借部下兵马众多主动降清，必然受到重用。文选又问：“若皇上何？”国用断然回称：“心力已尽，可见天意。”当即把白文选挟持上马起行，连夜行军七十里。第二天凌晨，李定国得到报告白文选部去向不明，觉得事态严重，他狐疑满腹地说：“巩殿下欲何往耶？”派儿子李嗣兴领兵尾随，观察白部动向。他告诫嗣兴不得动武，自己也带领部队缓缓跟进。张国用、赵得胜唯恐主帅白文选留恋旧情，同李定国重归于好，故意让文选走在前面，二人领兵断后。五天之后，兵马行至黑门限（或写作黑门坎），国用和得胜见李嗣兴兵尾追不舍，两人商议道：“晋世子急蹑不去我，我军行疲为累，不若就此山势与决战，令彼还，方可前进。”随即挥兵扼据山险，矢炮齐发。李嗣兴大怒，命令部兵强行登山反击。正在这时，李定国赶到，叫嗣兴立刻停止战斗。他不胜感慨地说：“吾昔同事者数十人，今皆尽矣，存者吾与文选耳。何忍更相残？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为计，念已绝矣！吾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生悔心，或为并力；今大义已乖，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途中收留文选部掉队的士卒四十余人，也全部放还。定国父子带领本部兵马返回洞乌。

白文选军继续走了三天，路上遇着从孟定来的吴三省部。吴军营中的马匹已全部倒毙，兵将仍然不顾艰苦，步行入缅寻求和李定国会合。白文选良心不昧，流着眼泪说：“我负皇上与晋殿下矣！将军能率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吴三省从白文选部行军方向判断其部下意图是去投降清朝，就故意扬言：“云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辈咸愿步来到此。”文选部兵听了很受感动，张国用、赵得胜也从自己前途考虑，担心降清以后得不到妥善安置，不再坚持前往昆明投降。这时，恰巧有徽州人汪公福不远数千里带来郑成功的约请会师表，白文选决定屯驻于锡薄，派苏总兵去木邦同李定国联络。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接到定国的回信。清平西王吴三桂得到消息，派部将马宁和南明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领兵追赶白文选，两军在孟养相遇。文选部兵就山立营，保持戒备。白文选同马宝、马惟兴等长期保持着较深厚的友谊（他们很可能都是回族），不愿兵刃相见。马宝带着吴三桂的书信单骑进入文选营中，劝他投降。白文选终于决定投降清朝，跟随投降的有官员四百九十九名、兵丁三千八百余名、马三千二百六十匹、象十二只。这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孟密到达昆明。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清廷封白文选为承恩公。白文选降清时还有几千名精锐将士，如果能同李定国携手合作，云南抗清斗争必定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决策降清，无疑加速了云南边境抗清运动的瓦解。

清军进入缅甸胁取永历帝的时候，李定国统辖的兵马还有五六千人，驻于九龙江（按，九龙江即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之一段河名，清代在普洱府下有九龙江宣慰司）。他仍然希望号召土司和其他抗清势力恢复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五月，暹罗国（即泰国）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请定国移军景线（亦作锦线，现在泰国境内昌盛附近，与缅甸、老挝接壤）暂时休整，然后由暹罗提供象、马，帮助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李定国对暹罗君臣的好意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1662年（康熙元年）永历帝和太子被清军俘获的噩耗传来，李定国伤心备至，捶胸大哭。他感到拥明抗清的旗帜既倒，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部下兵马由于驻扎在人烟稀少地区，粮食医药不足，病死了差不多一半。定国自知复兴无望，愤郁不已，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六月十一日是李定国的生日，他从这天起发病，到六月二十七日病死于景线。

定国临终前，托孤于部将平阳侯靳统武，命世子李嗣兴拜统武为养父，叮咛道：“宁死荒徼，无降也！”一代豪杰终于赍志以殁。他的英名和业绩永远光照史册，激励后世人民为反对压迫和民族征服而献身。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李定国去世后，部下将领失去了归依的核心。他的表弟马思良不服靳统武的节制，与总兵胡顺都、王道亨于前途黯淡之时，走上了降清之路。不久，靳统武病死（一说被毒死），蜀王世子刘震等领兵归附清朝。李嗣兴也未能恪遵定国遗教，在康熙元年九月拜表投降清朝，十一月自普洱派人赴昆明呈缴李定国留下的册、宝和元帅印，十二月十九日带领官兵及家属一千二百余人到洱海接受吴三桂改编安插，清廷授予李嗣兴都统品级，后来曾任清朝陕西宁夏总兵等职。

大致可以说，李定国之死标志着原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