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2 / 2）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刍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这点在清朝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份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从各种史籍留下的迹象来看，南明永历朝廷的放弃昆明很难说是一次有组织的撤退。考虑到清军是在永历帝离开昆明之后半个多月才进入该城，永历朝廷完全有时间召集文武大臣仔细研究战守机宜。可是，事实却表明朱由榔撤离昆明时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清朝末年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了永历皇帝的玉玺“敕命之宝”。这颗玉玺被砸成两半扔下，说明朱由榔等撤离时的慌乱匆迫。放弃昆明以后，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二十日，朱由榔等从楚雄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赵州。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出昆明。金维新把自己同马吉翔商妥的意见向定国报告，李定国果然改变了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就全国形势而言，南明已日趋衰微，永历朝廷无论是向滇西边远地区撤退，还是辗转进入四川，都很难扭转危局。可以探讨的只是两个问题，一是西撤同北上入川两个方案中哪一个较为可取，另一点是应有统一部署。当时拥明抗清势力除永历帝、李定国等直接控制的云南、川西军队外，川东鄂西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清军对湘西、贵州、广西、四川大举进攻以前，这三股势力就存在相当隔阂，其中据守滇、黔、湘、桂的明军不仅是主力，而且奉为“共主”的永历帝也驻于这一带。随着湘西、桂西和贵州的失守，清军进入云南，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统主力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兵、饷来源极为有限，同夔东、闽海抗清武装声息难通；放弃昆明一带转入四川，虽然将处于清方包围之中，但存在发展机会。特别是放弃昆明以后，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种分道扬镳之势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为“晋兵”（旧兵）、“秦兵”（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的代表人物。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史料的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说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在军事上并没有显著的削弱。清廷决定乘南明内讧三路进攻，南明军队一溃千里，可是无论是清方档案文书还是野史中都看不到双方进行过激战。可见，南明节节败退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摩擦和部署不当。当时担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邹简臣所述情况是：“及大清师压境，（马）吉翔倡走缅计，公（指邹简臣）力争之。定国主吉翔议，弗听。贵州巡抚辜延泰言于公曰：‘吉翔与晋王切齿公，将诬以他故而甘心焉。公死非名，宜早为计。’是夜，定国遣人捕蜀藩旧将广平伯陈建，建夜遁，密报公。公曰：‘祸至矣！’乘夜走避之禄丰。”

文官武将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清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昆明。初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跟随的官员已经为数不多。初七日，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时，翰林刘和吏科给事中胡显等面奏：“陛下前在云南，独出宸断幸蜀，不幸中改，径走永昌，已失中外之望，今永为天末，舍此则夷矣。外间轰传车驾又欲幸缅。缅为外国，叛服不常，就使忠顺来迎，我君臣患难之余，狼狈到彼，亦不能召号中外。况若称兵相阻，则銮舆进退何所恃耶？今中兴二字不过臣子爱君父之言，其实绝无机绪。莫若尝胆卧薪，闭关休养。外之守固关隘，内之劝课农桑，死守年余，以待天意转移。幸而苟全，四方必有勤王者。若敌兵势逼，仍当取道走蜀，犹可瓦全。”说完，号啕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刘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罪己诏》中说：“明知祖制之不可灭裂，而力不能见之行事，遂徒托诸宣言；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以致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当路鬻爵卖官，寡廉而鲜耻。”《告上帝忏文》则云：“祖宗成宪既不知听，率由左右奸回，公然受其蒙蔽。”“惟苍天不早生圣人为中华主，使黎庶得谬推小子作亿兆君。忠孝阻壅于铨门，而臣不及赏；苞苴公行于政府，而臣不及知。”这两件文书指责的重点放在永历帝过于信任权奸马吉翔，以致贿赂公行，丧失人心。然而，马吉翔在孙可望叛变后一度失势，转而千方百计逢迎李定国，定国不察其奸，引为知己，使其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刘起草的文书婉转批评了李定国，反映了兵败前后永历朝廷内以原蜀王刘文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文臣武将对李定国的用人行政的不满。李定国也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永历帝给以降三级的名义处分，其他官员大抵降职署事。这不过是同皇帝下《罪己诏》一样的收买人心之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永历君臣退至永昌时，留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清吴三桂、赵布泰追“至镇南州，闻伪巩昌王白文选拥贼在玉龙关，随遣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进剿。白文选拔营先遁，我兵追及，贼复迎战，随击败之，获伪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伪总兵吕三贵，并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至永平县，贼纵火烧澜沧江之铁锁桥遁去，臣等乘夜发兵渡江，克永昌府，伪永历及李定国遁去走腾越州”。永历朝廷得知白文选兵败，在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十五日撤离永昌。李定国命部将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仓促西撤。这时又有一批官员落荒而逃，如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工部尚书王应龙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任工部尚书，联明抗清后在永历朝廷内任原职，这时已经年迈，行动不便，遂对他的儿子说：“我本草莽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可配颜求活人世乎？”言毕，自缢殉国。他的儿子哭着说“父殉国难，子成父忠”，也跟着上吊自杀。

明庆阳王冯双礼等人在永历朝廷放弃昆明时，率部入四川建昌地区，本意是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由于李定国听信了马吉翔之流的意见，带领主力西撤，这两支明朝军队被清朝入滇军队隔断，相距愈来愈远。冯双礼部虽顺利地到达了建昌地区，却力单势孤，难以有所作为。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反攻重庆以失败告终（见下节），导致四川西南建昌等地的明朝将领丧失信心，不久就发生了狄三品的叛变降清。顺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奏报：大兵克滇之后，伪庆阳王冯双礼同伪德安侯狄三品等遁走四川建昌卫。臣再三招徕，双礼执迷不从。狄三品等用计执之以献，并缴伪庆阳王金印一颗、大将军金印一颗、金册一副、敕一张。双礼或俘解来京，或军前正法，伏候圣裁。得旨：览王奏，计擒伪王冯双礼，具见王筹划周详，指授得宜，预伐狡谋，克奏肤功，朕心嘉悦。狄三品等遵谕效力，擒逆来献，诚悃可嘉，并敖一凤俱著从优议叙具奏。冯双礼附逆梗化，大军所至，不即投诚，窜迹入蜀，本当正法，但今既就擒，杀之无益，姑免死，昭朕好生之心，著押解来京安置。”同一天又记：“吴三桂又奏报：伪延长伯朱养恩、伪总兵龙海阳、伪副将吴宗秀等为李定国守四川嘉定州，今率众投诚，下所司察叙。”这年六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奏报：“官兵进取川南，伪总兵杜子香及伪官等俱缴印札投诚，叙州、马湖（在今宜宾市西，介于明叙州府与建昌卫之间），二府悉定。下所司察叙。”吴三桂又奏报：“四川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重圣及云南景东府（今云南景东）土知府陶斗等投诚。”这些事实说明，在永历帝撤离昆明的时候，四川西南的宜宾、乐山、西昌一带都还在南明控制之下，联系到以原大顺军为主力的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战役，如果李定国只在滇西留下少量兵力会同拥明土司牵制清军，主力转入四川，与夔东明军会师的可能性相当大，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延续得更长一些。

当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等人为挽救危局，奏请永历帝派了五名太监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让他们火速抽兵西上，进攻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负责联络川东各支抗清力量的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当即组织忠州、万县、梁山地区的涪侯谭文、仁寿侯谭诣、新津侯谭弘（即所谓“三谭”）与驻守巫山、兴山一带的原大顺军余部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马腾云、塔天宝等抽调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川东各明军将领知道形势紧急，都同意出兵反攻重庆。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七月“三谭”和刘体纯等部明军曾一度进攻重庆。清吴三桂带领的军队当时正推进至遵义（明代遵义属四川省，清朝划归贵州），他唯恐后路被截断，粮饷不继，率领主力赶回重庆防守。川东明军由于兵力不足，被吴三桂军击败。十月，吴三桂部继续南下贵州。十一月，川东明军再次西攻重庆。这次战役事先做了通盘的安排：由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和“十三家”（指原大顺军余部）的水师乘船进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十二月初二日，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达重庆城下，分三股进攻该城：一路攻朝天门，一路攻临江门、千厮门，一路攻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清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据城顽抗。战至十二月十三日，谭诣率领所部和“十三家流贼伪总兵”袁尽孝部水师六七千人乘船一百三十艘赶到重庆城下。清四川巡抚高民瞻见明军势大，吓得弃城而逃。十五日，双方仍在激战之中，明军突然发生内变，谭诣把谭文刺杀，率部降清，导致战役全局逆转。据清方文书记载，内变的原因是“谭诣久有归顺之心，苦为文所胁制，故行止不得自由”。谭文从十二月初二日进攻重庆起，同清军激战了十二天，谭诣才率部前来，到达重庆城下后又不肯出头厮杀。谭文、牟胜见他形迹可疑，进行诘问。谭诣心中有鬼，即于十五日晚抢先下手刺杀谭文，随即派总兵冯景明到临江门下喊话，进城向清朝官员联系投降事宜。当时，重庆城里的清军不多，求救的“羽书迭告”。清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庆危急的报告，十一月从保宁领援军起程，直到重庆解围，援军还只行至合川。正是在川东明军源源到达，而增援清军尚在途中时，重庆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从天降。清军守将重赏来使后，马上派人随同前往谭诣营中验视，证实谭文果然被杀。立即同谭诣约定乘其他明军尚未得知真相之机，于次日“协力剿杀”。十六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谭文的部众和袁尽孝所统水师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明军水师大败顺流东撤，清军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渝。十七日，谭弘在谭诣引导下向清军投降。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清廷封谭诣为向化侯、谭弘为慕义侯。

由陆路进发的明军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

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呼应不灵，完全谈不上配合作战了。

夔东明军进攻重庆之役虽由于谭诣、谭弘叛变致败，然而这一战役本身就说明夔东十三家大多数将领是坚决抗清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把这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放在关键位置上。只有堵胤锡和刘文秀胸怀全局，主张重用十三家共图复明大业，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得志，空言无补。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定国受马吉翔等人挑唆，没有采纳刘文秀遗表中的建议由滇入川，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作为永历朝廷后期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只想利用夔东明军进攻重庆减轻云、贵压力，却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会师。如果定国主力由建昌、宜宾、乐山向重庆推进，谭诣、谭弘叛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西南两大系统的明军会合后兵力还相当强，整个战局的演变将会有所改观。

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统历闰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山高路险，“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埋伏的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窦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鸣炮出战；二伏、三伏军也应声鸣炮，冲入敌军，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被击毙，明将窦名望等也战死。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听见号炮次序不对，知道情况有变化，派后军增援，终于击败吴三桂所统来追清军。但因兵将损失严重，李定国决定离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令定朔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卒，自己率领主力前往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之勐定街，他书多讹作孟艮）。卢桂生叛变告密使李定国部署的磨盘山战役未能取得预定效果。卢因在关键时刻有“功”，被清朝赏给云南临元兵备道的官职。

磨盘山战役是李定国统率明军给予占有明显优势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清廷因损兵折将，大为恼怒，经诸王、大臣会议后于顺治十七年六月惩罚统兵将领；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二千两，都统济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莽古图、傅喀、克星格也受到处分，征南将军赵布泰革职为民。从清廷对三军主帅的处分情况来看，磨盘山之役战斗十分激烈，清军的伤亡肯定相当大。李定国在兵势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追剿清军在进抵永昌、腾越、南甸土司一带之后，由于粮草难于接应，在这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前后撤回省会昆明。当时，南明军队为数尚多，分别退到边境地区。据清经略洪承畴疏报：除了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贵、靳统武、杨武、梁杰、吴子圣、吴三省、郭尚贤、王国勋等在云南迤西边境地区外，还有广国公贺九义带领伯、将军、总兵李承爵、雷朝圣、黄元才、王三才、张国用、赵得胜、杨成、彭应伯、何起龙、阎惟龙等部从临安府撤至“沅江府（当为元江府）边外”；“又有伪将军都督邹自贵、马得鸣等领残贼奔逃于顺宁府边外；再有伪伯李如碧等领残贼奔逃于云龙州边外；又伪伯廖鱼等领残贼奔逃于澜沧边外；又伪国公马宝、马惟兴、刘镇国、高启隆等领残贼奔逃于丽江边外。是云南迤西及迤东接界俱所在有贼，所在需兵，先事防备，临时进剿，实为今日至急要著”。只是由于明军撤退时似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兵将虽多，却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指挥系统失灵，难以集中兵力对入滇清军展开有效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