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2 / 2）

南明忠国公王祥也“遣官请盟”。大西军将领冯双礼向孙可望请示是否应该推迟进兵。由于皮熊、王祥之流只知盘踞地方，殃民自肥，既不积极对清方作战，又堵住了大西军出黔抗清的通道，因此，孙可望决定不理睬皮、王“请盟”的虚礼，下令以武力强行改编。于是，冯双礼、王自奇统兵从间道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北上遵义、永宁。明永宁总兵侯天锡归附；“王祥乌合六七万，分为三十六镇，与滇兵一战于乌江河而大溃，祥避死真州，遂下遵义”。皮熊、王祥阻挡大西军出黔抗清的图谋被粉碎以后，孙可望下令把他们部下的兵将收编，“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这样既扩充了兵员，又防止了散兵游勇生活无着，为害地方。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孙可望已进至贵州东部的铜仁，贵州全省都处于原大西军管辖之下。

四川的情况也与此相仿。《宜宾县志》载：“庚寅岁（1650）贼首孙可望在滇假翊戴之名，怀窥窃之志，监国贵阳，凡楚、蜀、滇、黔勋爵悉归节制。乃致书樊公（指南明川陕总督樊一蘅），语多矜肆。”樊一蘅派中军都督佥事彭明扬、筠连县知县魏鸣玉充使者前往贵阳，“可望盛陈仪卫召见便殿，于时一二大臣在座，皆东林旧人也。可望卒然问曰：‘樊某为国大臣，经略秦蜀，所办何事？’先生（指彭明扬）翘首曰：‘老臣尽瘁同于武侯，乃心王室同于郗鉴。但兵势有强弱，故成功有迟早耳。殿下若肯相容，大事尚可济也。若必加兵，诚恐来归之人皆解体矣。不几负率土之望乎？’望怒乃解，赐锦币而还”。次年，樊一蘅病卒，所部均为孙可望改编。当时正在武大定幕中的欧阳直记载孙可望招抚武大定、袁韬的情况颇详：“孙可望差官至嘉定，称奉旨联络，内有‘会猎岷峨’等语。”盘踞于嘉定、青神一带的军阀武大定、袁韬犹豫不决。明四川巡抚李乾德说：“此矫诏也，其心未可测。令武（大定）复书，略曰：‘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踪。间有一二遗黎，又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备询厥故，始知令先君（指张献忠）之造福于川，盖功德若此其惨毒也。乃曾不旋踵，君之先君身首异处，尸饱馋鸦，可见天之所报，人之所为，已足昭鉴。公等碌碌，犹尚不悛，欲挟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词多悖谬，意实险深。窃揣中藏，岂以皮（熊）、王（祥）视我也。倘修邻好，奉教有期；如云会猎岷峨，则水路可通舟楫，陆路可容车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听之矣。’”显然，李乾德授意下写的回信对原大西军充满了敌意，断然拒绝孙可望提议的会盟。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孙可望派抚南将军刘文秀总统兵马，分两路入川。刘文秀率部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将军王自奇从毕节取道永宁，大举进攻。武大定亲率全营赴雅州（今雅安），抽调精锐士卒交部将张林秀带往荥经堵截大西军。袁韬和李乾德坐镇嘉定（今乐山市），分兵一支守州（今宜宾市）。这年八月，刘文秀指挥的军队在荥经县鹿角坝全歼武大定精锐，张林秀也被击毙。武大定大惊失色，连夜逃回嘉定；袁韬、李乾德眼看大势已去，三人抱头痛哭，随即下令放火烧毁嘉定城内房舍，次日早晨弃城逃走。由于家口牵累，走了七天才到达井研、仁寿。刘文秀进抵嘉定，派轻骑日夜兼程追击，一天之内就赶到仁寿县。袁韬、李乾德被活捉，押回嘉定。武大定连妻子家属也顾不上，带领十余骑落荒而逃。文秀命大定之子武国治、侄儿武国用招回武大定，以礼相待。免袁韬死罪，发往部下听用；李乾德和他的弟弟李升德押往贵阳治罪，走到犍为县时，二人投水而死。

平定四川南部地方以后，刘文秀领兵顺流而下，派使者带着孙可望“秦王、监国”名义的文书联络川东各支抗清武装，“假首会盟”。夔东“伪爵贺珍、王光兴、张光翠等一十四家各拥重兵，阴附孙逆”。盘踞涪州（今涪陵）、忠州地区的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于大海因义父曾英于1647年初在重庆被南撤的大西军击杀，坚决拒绝会盟。刘文秀派部将卢明臣（又作卢名臣）领兵进攻，占春、大海大败，七月间带领马步士卒三万余名和家属乘船逃往湖北向清方投降。途中遭到参与会盟的夔东抗清武装的拦击，十月十一日才进入湖北清方管辖区。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安置李、于二部于松滋县百里洲，由于未给粮饷，李占春于十四日夜间抛弃妻子部众，入山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后来又在清朝招徕下出任过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此外，据守万县一带的谭文、谭诣、谭弘，夔东一带的王光兴、王友进、刘体纯、塔天宝等都“扼险自守，差人申好”。这样，刘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割据自雄的大小军阀被消灭或收编，同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了联系，把四川大部分地区经营成了比较稳定的抗清基地。时人杨鸿基对大西军入川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

适至孙可望自滇据黔，辛卯（1651，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遣兵逼遵（义）；刘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杨景星（按，当作杨璟新，杨展之子）奔投保宁；下兵犍为，擒袁韬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东下，余大海（当作于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谭、（侯）天锡之辈或降或遁。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弭，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可见，大西军的再度入川给当地残存百姓带来了生机，让他们有可能重整家园，逐步恢复社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

孙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凭借武力收编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是完全正义的。不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扫掉，大西军就不可能进入抗清前线，南明的残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抗清基地。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加以整顿，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札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可望令蒋克远会冯双礼安抚人民，招徕商贾。又“令所属文武呈缴滥札，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从而荡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污泥浊水，改善了吏治。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有的史籍记载，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平溪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在四川綦江县也“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并委任贵州拔贡张师素为知县，张到任时见城内“荆榛满目”，乃“招抚遗黎，殷勤保爱”。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为了活跃经济，互通有无，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从一些史料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如在施秉“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庚寅（1650，顺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名器械银五十余两，不敢不从。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这类材料除了反映当时用兵之际军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赋税以外，也表明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恢复。经过孙可望大刀阔斧的整顿，贵州的面貌为之一新，史载：

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和四川部分地区，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此后在抗清事业中取得辉煌战果奠定了基础。

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余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领导核心。史籍记载，在1645年东、西二路大顺军（由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率领由西安经商洛、豫西、湖北襄阳、武昌一线撤退的大顺军主力为东路；李过、高一功所统陕北及甘肃等地驻军经汉中、四川顺江而下至湖北荆州地区的大顺军为西路）在荆州一带会师后，曾有意拥立李自成的三弟为号召。不久，进攻荆州之役被来自南京的清贝勒勒克德浑部援军击败，自成之弟和田见秀、张鼐、吴汝义等降清被杀，大顺军各部的离心倾向更加有所发展。原随李自成东下的右营将领刘体纯在1645年冬至1646年带领部众经河南西部再度攻入陕西，同武大定等人会合，围攻省会西安，一时声势颇盛。后来被清军击败，转入川东鄂西（即夔东）坚持抗清斗争。袁宗第原是大顺军右营制将军，是刘体纯的上级，但在李自成牺牲后，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右营诸将的领导地位，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同牛万才等部在湖南西部与明朝制辅堵胤锡一道继续抗清。李过（即李锦、李赤心）、高一功（即高必正）同堵胤锡也保持较好的关系，但在1646年初荆州战役后，李过、高一功等部退入巴东、建始一带休整，袁宗第、牛万才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留在湘西山区；后来忠贞营奉调入湘，经常德进攻长沙等地，遭到明督师何腾蛟的破坏后，接着是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南下湖南，李过、高一功等率部经湘东、广东撤入广西南宁地区，袁宗第也没有随同前往。湖南被清军占领后，牛万才于顺治八年在溆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带领部众进入夔东，同刘体纯等部联营。郝摇旗（郝永忠）自1645年以后长期追随南明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先后转战于湖南、广西兴安、桂林一带。1648年他奉何腾蛟之命由广西北上击败反正来归的陈友龙部后，在永历朝廷中备受指责。次年（1649）何腾蛟被清军俘杀，他举目无亲，率部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以及王光兴、贺珍等部会合，主要活动于湖北房县、均县一带。

下面着重谈谈南明史上著名的“忠贞营”。“忠贞营”的主体是李过、高一功等率领由陕北南下的西路大顺军，1645年在荆州草坪地区同南明巡抚堵胤锡达成联合抗清协议，由堵胤锡上疏隆武帝，赐名“忠贞营”。这支军队保持大顺军的传统似乎比郝永忠等部要多一点，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自荆州合营后一直随忠贞营行动，该营主将李过是自成的侄儿，高一功是高氏的兄弟，营中称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仿佛另成体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领导核心。从现存文献资料来分析，作为大顺朝皇后的高氏，其性格是比较温顺软弱的，她从未利用自己原来的地位为李自成确立一位继承人。这势必导致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其一是原大顺军并不能都归入忠贞营建制；其二是忠贞营内部没有形成名实相符的领导人，李过（李赤心）曾被视为忠贞营的首领，但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他更像一位盟主，而不是一位能发号施令的领袖。这表现在李过在大顺政权中受封亳侯，隆武时期封为兴国侯，永历时期他沿用兴国侯，而忠贞营内刘国昌仍用大顺政权所封淮侯，刘世俊沿用大顺政权所封岳侯，永历二年十一月李赤心的塘报一再用“本爵同各爵”会议字样。这些迹象表明原大顺军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抗清斗争中更多地依附于南明重臣，以致未能相对独立地开创局面。永历三年冬，忠贞营到达广西南宁、横州一带，大将有李过、高一功、党守素、马重禧（改名马腾云）、张能、田虎、刘国昌、刘世俊等。不久，李过、张能、田虎等先后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贞营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忠贞营的处境相当艰难，在广西永历朝廷统治区内，他们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的歧视，又遭到镇守南宁、庆远一带的庆国公陈邦傅的猜忌。只是由于忠贞营兵力还比较强大，南明广西当局才对他们无可奈何。1650年，清孔有德、尚可喜、耿继茂三藩兵进攻广东和湘桂时，高一功和党守素曾率领精锐五千兵马到行在朝见永历帝，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改变勋镇割据的局面，财政收入和官员任命都应该由朝廷统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兵力救亡图存；一是以忠贞营为主力东救广州。他们的主张得到一部分比较正直的永历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诸帝大抵都是托身于军阀，连掌握了部分兵权的大臣如何腾蛟、瞿式耜也沾染“勋镇习气”，一味拥兵据地自重，以邻为壑，从来没有全局打算。尽管当时形势已经相当危急，无论是“东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还是“西勋”（庆国公陈邦傅以及瞿式耜节制的将领）都唯恐忠贞营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权势，于是想尽办法加以反对和破坏。

南明史籍中叙述到淮侯刘国昌、岳侯刘世俊领兵会同李元胤、马宝、陈邦傅等东救广州一事均含糊其词，常见的说法是永历三年十一月“忠贞营刘国昌复下梧州，走怀集、阳山。因李赤心等各占地方，国昌无善地。堵胤锡出楚，欲随之”。“总督天下兵马大学士堵胤锡病，卒浔州。胤锡往督忠贞出楚，不从，大拂其意，拟即下梧州，调楚粤各勋。至浔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刘国昌之下为胤锡使，遂不赴”。或云：“是时，李元胤守肇。忠贞裨将淮侯刘国昌与高、李相失，溃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约束，乃去，肇赖以全。”特别使人疑窦丛生的是说刘国昌引部进至广东三水、四会时突然被宣布为“谋反”，遭到援东诸将李元胤、马宝、陈邦傅等部的合击。鲁可藻记：庚寅（1650，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刘国昌反。自肇庆夜半开舟，执峡口守将斫其右手足，走攻四会，围四阅月。总兵叶标固守以待，各勋兵到，会赖以全”。又说：“国昌抄掳不必言，拿人辄斫手，剐眼，割鼻。会罗承耀出，马吉翔约共图之。国昌觉，遂反。后虏陷东省，国昌仍驻阳山山间，时出掳掠境上。”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这类记载，不难发现其中矛盾百出。比如说刘国昌应堵胤锡之调是因为其所部“无善地”“与高、李相失”，其实当时忠贞营诸将都是寄居他人篱下，高、李等部又何尝有“善地”？高一功面见永历帝时“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可见，忠贞营主要将领对广西勋镇的据地自雄深恶痛绝。其次，刘国昌、刘世俊的领兵东出，正是在高一功、党守素到梧州朝见永历帝的时候，据某些史料记载岳侯刘世俊即病死于梧州。鲁可藻记：永历四年（1650）五月，“忠贞营高必正、党守素奉召援东，见朝。久之，复还南宁”。六月，“加高必正、党守素总统御营兵马，各佩大将军印，援东”。王夫之也记载，五月“高必正、党守素（自南宁至梧州）入见。……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必正请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奉上亲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高必正、党守素领兵到达梧州时，永历廷臣“郊迎三十里”，永历帝表面上也言听计从，所谓“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显然是高、党二人的主动建议，下文说“必正请……奉上亲征”在逻辑上才能衔接起来。依据这一判断，刘国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广东当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队。然而，六月间即传来了救援广州诸将报告“刘国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党守素拔营回南宁”。很明显，这是广东、广西勋镇为防止忠贞营入粤策划的阴谋。当时，尚可喜、耿继茂带领的清军进攻广州并不顺利，永历朝廷由广西和广东肇庆派出的各路援军兵力相当雄厚，如果能齐心合力会同广州城内的杜永和部内外合击，战胜的把握很大。可是，南明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所谓“东勋”李元胤与杜永和等人之间争权夺利，他们与“西勋”陈邦傅等人又钩心斗角，只有在打击和排挤原大顺军上才能携手合作。南明官员说“刘国昌反”，却始终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列出刘国昌反对永历朝廷的任何罪状，又不能不承认刘国昌部在遭到暗算后仍然在广东阳山、英德一带抗清。究其实质，不过是种预谋，先以朝廷名义调忠贞营东援，粮饷却一毫不与，待到忠贞营军队就地筹饷时立即以“劫掠”为名大做文章，聚而歼之。正因为其中黑幕重重，当事人的记载总是吞吞吐吐，欲语还休。例如钱秉镫当时正在永历朝廷中任职，赋诗云：“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注：忠贞营裨将刘国昌兵散入端州各属）。莫问粤东急，须防内地忧。督师真失策，酿祸至今留。受诏虚糜饷，何时厌尔求（自注：初，督师宜兴堵公招此兵出，至今为患）？”钱秉镫是个门户观念比较重的人，他明知集中于肇庆（端州）的明军不顾广州危急，返旆打内战的实情，却别有用心地把参与援救广州的刘国昌部说成督师堵胤锡招来的祸水。沈佳《存信编》记：“郧国公高必正将兵二万自楚至行在赴援，人马器甲壮甚，西北百战之余也。必正自请击敌。或言请敕必正出怀集、四会，度清远，以断清人后。廷议以永和故不敢用，处之浔、横之间。尝有敕至必正营，必正出迎十里外，步导至营，行礼甚恭，谓敕使曰：‘仆起草野，受国厚恩，欲率众自效，而朝廷不使处于内地，兵之所居，岂得无扰，外忌压境之仇，内残所恃之地，殊非计也。’敕使言之时宰，朱天麟、李用楫颇然之，众莫有听者。”由此可见，忠贞营将领一直以抗清复明为己任，主动请缨，永历朝廷却视之为异己力量，一味加以防范，更谈不上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下半年，忠贞营在永历朝廷控制区内已经很难立足，被迫先后转移。刘国昌部在遭到广东、广西军阀的袭击后，同忠贞营主将失去联系，长期在广东北部阳山、英德、乳源一带抗清。鲁可藻记载，这年九月，“马吉翔、马宝、陈邦傅、马应龙等于四会讨伐刘国昌，败之。降其三分之一，国昌遁去，后仍在连（州）、阳山间”。《英德县志》载：“顺治九年壬辰，贼首吴接踪等踞巢鲤鱼塘，焚劫乡村，韶、英合兵进剿，斩获不计。尔时复有刘国昌绰号白毛毡拥众数万蹂躏属地，四营群寇大王飞等绰号红头贼亦不下万人盘踞浛界，不时剽劫。官兵进剿，六月破四营于流寨，七月败国昌于蕉冈，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乡一隅颇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红头贼、白头贼屯札于红群塘、白水磜等处，日则伏山冲抢，夜则持梯破围，其害较之哨满等不少减焉。”顺治八年十一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中说到这年七月间“逆寇白毛毡即伪淮侯刘国昌”驻营于距乳源县七十余里的龙溪，“势欲侵犯乳地”，清南雄、韶州驻军先发制人，趁夜翻山度岭进攻龙溪，刘国昌部被击败，阵亡数百名，包括刘国昌的妻子在内约一千余名家属被俘，刘国昌率残兵退入长溪山内凭险拒敌。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七年清军攻占广州、桂林以后，永历朝廷形同瓦解，大将陈邦傅、杜永和等先后降清，方以智、鲁可藻、钱秉镫、王夫之等人转入清方统治区以遗民自命，而被他们诬陷打击的刘国昌部却一直在粤北山区坚持斗争，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关于刘国昌部还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所谓“绰号白毛毡”的问题，王夫之记1649年（永历三年）忠贞营撤入广西后，“刘希尧、刘芳亮与（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转掠贺县、广宁、四会至宜章，所至剽杀，粤、楚间人尤苦之，呼为白毛毡贼，通粤将杨大甫，欲叛降□（虏）。朝廷执大甫诛之，希尧、芳亮恇慑失据，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渐溃散。清兵遂至，不及纳款，遂皆败死”。蒙正发记：“制抚堵胤锡同忠贞营由茶陵、攸县、安仁、永兴以至江华、永明一带山悬僻谷中，直达广东之星子、连州，所过杀掳，白骨满山野，民呼为白毛毡。”可见，白毛毡并不是刘国昌的绰号，而是大顺军余部的共称，其原因是将士头戴白毡帽，民间遂以此呼之。蒙正发出于政治偏见，诬蔑为杀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毡”之名。王夫之在永历朝廷中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极低，当其处境困难时，郧国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样心存畛域，拒绝与忠贞营将士往来，因此，尽管他在所著《永历实录》中为高必正、李赤心、李来亨等人做了传记，却往往根据传闻，人名和情节常有错误。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开始由南宁北上，主要原因是他们同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当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秦王的时候，忠贞营将领表示不满，高一功、党守素曾经亲自出面训斥孙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顺军和原大西军地位相类似，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将领最高只封公爵，孙可望却坚持要朝廷封他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说出了“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的威胁性语言。就当时情况来说，大顺军余部兵力既远不如大西军余部强盛，又不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拥有云南全省这样一块后方基地，高一功、党守素卷入永历朝廷同大西军联合的纠葛中是不明智的。自然，孙可望借用陈邦傅和造假敕要求节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愿接受孙可望的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动得到永历朝臣中反对封秦的顽固派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这些人拒绝封秦的武力后盾。然而，原大西军联明抗清毕竟是大势所趋，孙可望凭借实力也足以封王。双方的关系在李自成、张献忠生前已经因为争夺四川兵戎相见，封秦之争又加深了裂痕。到孙可望出兵贵州、四川，清军侵入广西时，高一功等忠贞营将士既打不过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愿依附于孙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领兵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

忠贞营由广西南宁一带北上的时间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南宁府全志》记，顺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柳州府志》记，顺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来亨由庆远至大榕江过水，从（江）、怀（远）民避兵无宁日”。据顺治八年七月清广西巡抚王一品的报告，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怀远、大榕江一带，《柳州府志》可能误记提前了一年。

忠贞营的北上是一次艰难的军事转移。高一功、李来亨等人为了把士卒家属、辎重安全地护送到夔东，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经过明清统治力量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忠贞营途经湖南西部保靖时，遭到已经投降清朝的当地土司彭朝柱组织的袭击，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在李来亨等率领下，忠贞营终于突破了重重险阻，到达了夔东。康熙《巫山县志》在顺治八年下记载：“是冬，袁宗第、刘体纯、马重禧、塔天宝、李来亨、董守泰（党守素之误）、郝永忠等营由南渡江，分据兴山、巴东、巫山、大昌等处。”沈佳《存信编》卷三记，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两部尚书、督师经略川秦楚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封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翔云阳城侯、郝珍（贺珍之误）岐侯、李复荣渭源侯、谭弘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从文安之之请也”。同书同卷又记，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师至都匀，孙可望邀止之，迫夺王光兴等敕印，拘留数月，乃听安之回楚，各勋镇敕印俱匿留不发”。从上面叙述的忠贞营诸将李来亨、党守素、塔天宝、马重禧等到达夔东在顺治八年，《存信编》写的封爵时间可能有误，记早了一年。

忠贞营诸将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了。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忠贞营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在谈到“夔东十三家”这个名词的时候，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明末以来称各部义军常用“十三家”以形容其多，如崇祯年间的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明末清初的“摇黄十三家”，都是一种习惯说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确指十三家的具体领导人和所辖部队。真正值得重视的倒是所谓“夔东十三家”是以原大顺军为主体，他们在作战时互相支持、配合行动比较多。王光兴（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即王光兴、王昌，似乎是兄弟二营，实际王昌病死后所部均归王光兴领导，何况顺治四年起兵反清时王氏兄弟并未分营）、贺珍、三谭和摇黄余部则带有较多的地方割据色彩。另一点是聚集于夔东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实力而言是相当强盛的，不仅兵马不少，而且多数是身经百战，有的擅长陆战，有的擅长水战，战斗力非常可观。然而，他们的弱点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部首领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永历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视同仁，封了一大批地位相当的公侯，更加强了分立倾向。文安之和他的继任大臣注意联络夔东抗清武装是正确的，但他们总希望维持诸将的“平等”地位，便于自己节制。考虑到永历朝廷大臣几乎没有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派设的督师阁部也不过虚有其名为永历朝廷象征而已。换句话说，夔东地区的明军既然控制着长江三峡两岸易守难攻的高山大川地区，若推举或任命一位才德兼备的主帅，只需留下少数兵力维持地方，集中主力攻下物产丰盈、人口较多的地区，必将在抗清复明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孙可望掌握了永历朝廷实权后也未能消除双方的隔阂，夔东明军兵力虽强，所据地理位置又是腹心之处，却始终株守穷山僻隅，打不开局面。

1649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正当孙可望部署原大西军由云南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时，清军向永历朝廷管辖下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桂林，两广地盘土崩瓦解。永历朝廷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慷慨就义以外，叛变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气节的如方以智、钱秉镫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数民族居住区，或是披缁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场的悲剧。

驻于梧州的永历帝一天之内接到东西两省省会失陷的消息，惊恐万状。在大学士文安之、严起恒等拥簇下于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浔州。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眼看大厦将倾，决意降清，阴谋劫持永历帝献给清方做贽见礼。朱由榔得到密报，不顾倾盆大雨，仓皇窜往南宁，皇帝的卤簿和随驾官员都被陈邦傅叛军搜劫一空。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竟把宣国公焦琏杀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宁见情况紧急，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原大西军和原大顺军。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学士文安之自请往四川督师，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尚方剑节制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川中诸将。同时派编修刘为使者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派兵入卫。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义（也作贺九仪）、张明志领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同时也借此机会逼迫朝廷承认伪敕封秦的合法性。贺九义、张明志到达南宁后，杀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许多南明史籍都说严起恒是被孙可望部将击毙或推入水中淹死，实际上是他负气自杀。据钱秉镫记载：“庚寅冬，车驾南幸，明年至南宁。其护卫张明志领铁骑五千迎驾，径登公舟，问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驾来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国封。今为此语，是挟封也。岂有天朝封爵而可挟者乎？’明志语不逊。公出舟大骂，跃水而死。可望兵大哗。从官后至者，土人言公死状如此。”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金印。孙可望也上疏谢恩说：

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

封秦的争议总算是解决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就孙可望来说，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违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从而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对于孙可望的日无朝廷、任意格杀、逼死大臣，难免心怀疑惧。接着，又在杨畏知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杨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陕西宝鸡人，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同乡，又较早和原大西军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当本可以从中斡旋，减少双方隔阂。当杨畏知奉孙可望之命来到南宁时，认为贺九义等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有伤大体，上疏劾奏二将。永历帝决定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这一措施本来是为了加强朝廷同原大西军将领之间联络的纽带。不料，孙可望得知后大为不满，命令贺九义把杨畏知押回贵阳，责问他为什么擅自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职务。杨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经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学士职务。孙可望认定他心向永历帝，不忠于己，下令把他拖出斩首。这件事在《滇缅录》内记载得比较详细：

八年（辛未，永历五年）从朱天锡（朱天麟）请改封可望为冀王，以编修刘为封使。未至，可望遣其将贺九仪及总兵张胜、张明志、杨威等率兵万人，由广宁驰南宁护跸，且胁改秦封。内阁严启（起）恒、杨鼎和，科臣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抗论不允。九仪盗杀鼎和于昆仑关，又击杀起恒水中……，并杀尧珍等。数日，胡执恭自泗城至，泣对曰：曩日之事，诸臣死之，臣膏斧余生，何敢再置一喙。但自封议诪张以来，可望愤然用兵，外并诸镇，内杀重臣，其心已不可问，然我地日蹙，兵日益散，万一势迫长驱，舍西南一块土更无捉足之地，不得不仍申封秦之典，开一线滇黔以备缓急。三月，可望上疏言，臣秦人也，不愿封冀。永历乃缮玺书命执恭往黔慰谕可望，更封秦王。畏知再至，深自恨，痛哭入见。永历留之入阁办事。畏知抗疏劾贺九仪贼杀大臣之罪，九仪报可望。可望怒，使指挥郑国执畏知至黔。畏知入见，即大骂逆贼，终不可与有为，取头上帻击其面。可望怒，杀之。此辛卯五月六日事也。定国、文秀皆与畏知善，益恨可望。

杨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孙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历朝廷这块招牌，一切生杀荣辱的大权都揽归自己。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这年十一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帝召集廷臣会议何去何从。有的人建议逃往两广海滨依靠李元胤的残兵败卒；有的主张迁入安南避难；也有的提议航海往福建投奔郑成功；掌锦衣卫事文安侯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极力主张前往云南依赖原大西军，首辅吴贞毓由于自己曾经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这时顾虑重重，不敢决策。特别是永历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孙可望派来的护卫将领贺九义见朝廷议论纷纷，多不愿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军，他愤愤不平地入朝对廷臣说：“昔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随即拔营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缐国安部占领南宁。永历君臣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溯左江逃至濑湍（在今广西崇左县东），由于上游水浅，“尽焚龙舟重器”，派禁兵抬辇由陆路逃难，经龙英（今广西大新西）、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窜至桂滇交界处，遇上原大西军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部才转危为安。南宁失守后，永历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自己的管辖区了，从此一直驻于原大西军接管的地区内。

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正月初一，永历帝和他手下为数不多的臣子、眷属在云南省最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传统的节日。半个月后移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孙可望接到报告后，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把朱由榔及其随行人员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呈上的奏疏中写道：

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后营总兵狄三品等塘报，云皇上驾抵皈朝，欲移幸广南，臣不胜欣喜。臣前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营兵马肃清夷氛，道路无碍。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敌情叵测。臣再思维，惟安隆所乃滇黔粤三省会区，城廓完坚，行宫修葺，巩固无虞。且以皇上屡历艰危，当思长策，岂可再触惊忧。今若竟抵安隆，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朝发夕至，较广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总臣王爱秀前来奉迎。若异日中原大拓，东南移都，亦无艰难纡折之苦。临奏不胜激切。

永历朝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勉强接受孙可望的安排，在王爱秀护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为了使名字好听一些，改为安龙府。据江之春记载，“壬辰（1652，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加上少数兵丁、随从人员和家属眷口也不过两千九百余人。《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帝无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历帝和他寥寥可数的廷臣迁入原大西军余部的控制区，标志着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运完全托付给原大西军。

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本来是可以把全国的抗清斗争推上一个新阶段。因为，自从清兵南下之后，满洲贵族加紧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导致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然而，尽管各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却大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明朝廷自身的腐败，内部纷争离析，名义上从属朝廷的各种抗清力量之间，以至于某一个抗清团体的内部，总是矛盾重重，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用于抗清的力量在内部冲突中被消耗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利用汉族绅民长期存在的正统思想，以朱明皇帝作为号召和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旗帜；一是要有一支拥有相当实力又忠于抗清事业的力量作为核心。具体来说，永历皇帝就是当时唯一适合的旗帜，而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经过改编和养精蓄锐之后，正是支撑、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核心。道理很明显，只有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以复明为号召，孙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抗清义师团结起来；各地汉族官绅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原属农民军的孙可望、李定国、高一功、李来亨等怀有很深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永历朝廷就不可能达到号召远近的目的；甚至为了使原属大西、大顺这两支农民军的武装（还有曾属农民军的混十万马进忠等人）在抗清斗争中实现有效的联盟，也必须借重永历朝廷。从另一方面说，永历朝廷毕竟是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的延续，对人民的敌视、内部的腐败和钩心斗角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痼疾。当它还拥有直属自己的地盘和兵力的时候，无论是对大顺军还是对大西军都采取暗中防范、明加排斥的方针，双方的关系往往陷入僵局，导致丧师失地。在清军追击下，永历朝廷有限的实力和地盘丧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军，实际上是来了一次大换血。这样，推进抗清斗争所必要的两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结合起来。

然而，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当永历帝已经被安置于笼中以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事实证明他没有演好，他不懂舞台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对于孙可望的秉政，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风云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治理军国大政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壑难填使他利令智昏，无法做到高瞻远瞩，正确地驾驭全局。就治军治国的才能而言，他在顺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张献忠遇难后接过元气大损的大西军领导权，开疆辟土，把久历战乱的云南治理得相当不错。在接管贵州后，也在短期内就把这个贫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生产迅速恢复。自然，治理云贵地区不能全部归功于孙可望一个人，但他作为最高决策人所起的作用则不容低估；同样，李定国在顺治九年以后取得的辉煌战果同在云南的休整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开的。

孙可望决策联明抗清是完全正确的，在联络永历朝廷的初期备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骗与刁难也是事实。从他不失时机地派兵救出永历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辖区来看，表明他对永历皇帝的号召作用是有所认识的。然而，在如何正确利用永历这面旗帜上，孙可望却犯了极大的错误。他光知道暂时需要利用永历朝廷，却不能安置得当，注意维护朝廷的表面尊严。

当时，原大西军管辖区内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长期活动的中心，后者是孙可望以“国主”身份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的行在。永历帝迁入原大西军管辖区后，本来应该驻跸于昆明或贵阳，以原大西军建立的政权为基础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孙可望却没有这样做，他完全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唯恐把永历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国和刘文秀等的影响，自己不便操纵；如果迎来贵阳，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重务总应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认可。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孙可望都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随从迁往自己的嫡系军队控制下的安隆，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家。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应龙在昆明为孙可望“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在贵阳也“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清朝初年在湖南、贵州任职的彭而述依据亲身经历写道，自宝庆（今湖南邵阳）城外三十里的长烟司直至贵州、云南，每一舍设孙可望行宫一所，如清平卫宫邸“熳烂魁杰，台八九层，榴花亭子布置俨雅，与靖州署同”。这些行宫虽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经过维修铺设。国难当头，民力凋敝，孙可望的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实在令人吃惊。这同他拨给永历帝居住的安龙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宸居既是如此简陋，供应也极为菲薄。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他们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可望。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连原大西军领导人物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例如，朱由榔刚迁到安龙的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恭候万安，并进银币，食物值可万计。可望闻而益恶之”。又如，李定国攻克桂林，“报捷于安龙行在。帝以玺书劳慰，极其称奖。孙可望知之，以为捷不报己而报帝，深恨之”。定国桂林之捷不仅向孙可望做了报告，献俘也是解往贵阳，不能说是“不报己而报帝”，但定国派使者赴安龙向永历帝奏捷大概确有其事。孙可望却认为所有军国重事都应由自己一手握定，视永历帝与大将之间文书往来为大忌，足见其心胸偏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