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清军攻占桂林、广州（2 / 2）

南雄、韶州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是一番惊慌失措。马吉翔以清军势大难敌为由，竭力主张向广西逃难。镇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请求不要轻易移跸，以免导致广东各地人心瓦解。朱由榔犹豫不决，派刘远生和金堡去广州解释逃往广西的必要性。刘远生等乘轻舸从乱军之中到达广州，向杜永和等人说明朝廷意图。杜永和深知朱由榔胆小怕死，又不便阻止。刘远生回到肇庆向永历帝奏言：“永和奉诏，固不敢阻留陛下行止。但涕泣为臣言：‘上西去，则竟弃广东，付之还□（虏），诸忠义士随成栋反正者，亦付之还□（虏），令其杀戮。为皇上画此谋者，亦何其惨也！’臣闻其言，恻然无以对。今或请两宫（指两位皇太后）暂移梧州，而车驾暂留，号召援兵。永和他日之必不敢阻驾，臣请以首领任之。”优柔寡断的永历帝听了刘远生的婉转陈言，也想暂且留在肇庆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可是，太监夏国祥却迫不及待地用步辇把慈圣皇太后抬到行宫门外，以太后懿旨名义催促朱由榔上船逃往广西梧州。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获悉朝廷逃离肇庆后，也大不以为然。他在永历四年（1650）二月十三日奏疏中说：“端州（即肇庆）为皇上发祥之地，忍弃而不顾乎？且东失则西孤，又万分不容不兼顾者乎？”尽管清军离肇庆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广东、广西的实权大臣又都反对朱由榔的播迁，但无济于事，朱由榔仍在正月初八日登舟，“百官仓皇就道。粤东人皆奔回，惟辅臣士俊独坐阁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从行，敕令回籍，俟乱定再召，乃去”。二月初一日，朱由榔到达梧州，“驻跸水殿”。

皇帝带头逃窜，给广东士民的心理上蒙上一层阴影。朱由榔命“马吉翔改兵部尚书，督守肇庆，曹煜升尚书，与李元胤并留督”。此后又命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兵力虽多，却由于缺乏核心指挥，各部不仅观望不前，而且互相牵制，甚至自相残杀，致使入粤清军得以顺利地完成进攻广州的部署。

正月二十七日，尚可喜、耿继茂统军由韶州南下，二十九日到达英德县。在该地分兵一支由总兵许尔显、副将江定国带领由水路攻取广州门户清远县。三月初四日尚、耿主力进至从化县，明知县季奕声投降。初六日尚、耿所部即推进到广州郊外。明两广总督杜永和严词拒绝尚、耿的招降，据城坚守。初九日晨，清军抬着梯子进攻广州北城，在守军顽强抵抗下大败而回。尚可喜见广州守御坚固，城中明军实力尚强，如果一味硬攻势必损兵折将。于是，他同耿继茂等商议改变战略，决定采取扫清外围、加紧铸造大炮等措施，为最后拿下广州创造条件。尚可喜一面命官兵、抓夫在广州城的北、东、西三面挖壕围困，一面招降广东沿海的所谓“积年大寇红旗水师”，控制南面海口。四月二十六日，“红旗水师”总兵梁标相、刘龙胜、徐国隆带领战船一百二十五只，焚劫杜永和部水师船艘，剃发投降清朝，停泊于广州城外的东、西二洲。为了加强水上兵力，尚可喜还命总兵许尔显、中军盛登科等监督增造船只一百一十九艘，到九月十八日才完工，同时招募水兵二千二百名，会同“红旗水师”控扼广州水域，与陆上清军形成掎角之势。尚可喜、耿继茂还派出使者招降明惠州总兵黄应杰、潮州总兵郝尚久和守道李士琏、巡道沈时启，杀明朝滋阳、铜陵、兴化、永平等八郡王，从而扩大了清军控制区。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在奏疏中说：“六月二十五日据潮州投诚总兵郝尚久”遣员赴漳州请援兵抵御郑成功围攻潮州之军，清漳州总兵王邦俊出兵解围，可知郝尚久降清必在六月以前。同件中说郝尚久交出“伪新泰伯银印一颗重七十八两”，“海寇郑成功恶其归顺，攻围潮城势甚危急，尚久遣官赴闽请援，职经移行漳州镇臣王邦俊统兵前往解围，恢复大捷”。郑成功进攻潮州另有原因，这里不再重复。

尚可喜深知广州城墙坚固，城中明军兵多志坚，“非用大炮断难收功”，因此他命投降知县季奕声在从化加紧铸炮，造成四十六位，加上由江西赣州带来和途中缴获的大炮二十七位，合计七十三位；同时制造炮子、火药，达到“每炮一位备足火药、炮子四百出”。此外，增援清军也陆续到达，其中有原驻南赣的高进库、先启玉部，广德镇总兵郭虎部。

南明永历朝廷曾派总兵马宝、郭登第等由肇庆攻清远，借以牵制清军，被击退。明大学士何吾驺组织总兵陈奇策率领战舰一百余艘会同张月部陆兵迎战于三水，也被清军击败，三水失守。

到十月下旬，清军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尚可喜、耿继茂下令全力进攻广州，总兵连得成、班志富、郭虎、高进库首先攻克广州西关。十一月初一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西北角城垣。第二天该处城墙已被轰塌三十丈，尚可喜、耿继茂亲临前线督战，指挥清军从阙口攻入城内。在巷战中，明军官兵被杀六千多名，总兵范承恩被擒。南明总督杜永和见大势已去，同“伪伯张月、李四、李五、水师伪总兵吴文献、殷志荣等俱由水路逃去，大小船只千余一时奔窜出海”。清军占领广州全城后，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淫、抢劫，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中国史籍也记载：顺治七年尚可喜、耿继茂“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番禺县人王鸣雷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祭文，摘录一段以见当日情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广东著名文人邝露就是在这次屠城中遇难的。尚可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一笔。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克广州，孔有德部占领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朱由榔在十一月十一日仓促登舟，向南宁逃难。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朱由榔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从平乐战败后撤到浔州地区的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孔有德做进见礼。

当时的情况表明永历朝廷已经接近于瓦解，从上到下是一片混乱。清军占领广州和桂林，形势固然危急，但在两广地区南明还有一些军队据守着残疆剩土。杜永和等在广州失陷后航海到琼州府；南阳伯李元胤还活动于广东钦州、廉州；清军在占领两省省会之后也需要一段时间休整。可是，朱由榔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做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移跸”后，梧州竟然“空城三月”，次年正月孔有德遣左翼前锋马骥接管梧州，二月命总兵马蛟麟镇守该地。跟随永历帝逃难的只是内阁大学士严起恒、锦衣卫马吉翔、太监庞天寿等少数官僚。由于撤退时的漫无组织，乱兵乘机劫掠，一些有心追随朝廷的官员也裹足不前。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孙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如大学士唐诚、户部侍郎张尚、大理寺丞吴德操、广西巡抚余心度、督粮参议魏元冀等均先后降清；原戎政尚书刘远生及其弟刘湘客等避入深山，鲁可藻、钱秉镫、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袁彭年在广东向尚可喜等人投降，献上赃银八百两，得保残生；丁时魁在广西降清，向孔有德摇尾乞怜，被任为清广西学道。

永历朝廷逃往南宁后，仍有一部分明朝将领在广东、广西沿海地区坚持抗清。原守广州的杜永和部乘船渡海撤往琼州；在钦州龙门岛一带有邓耀部，上下川岛有陈奇策部，文山村一带有王兴（绰号绣花针）部。明督师大学士郭之奇、两广总督连城璧于艰苦竭蹶中联络各部义军尽力同优势清军相抗衡。南阳伯李元胤不忍心看到其义父李成栋反正来归的广东全省重新沦陷，又不愿意撤入陈邦傅控制的广西，自告奋勇前往高州、雷州准备收合余烬，同清军再决雌雄。顺治八年（1651），他在钦州防城被土兵王胜堂擒获，押送到广州。耿继茂劝他投降，他坚决拒绝；又劝他写信招降琼州的杜永和部明军，李元胤大义凛然地回答道：“事不成，已为辱国，乃欲败人事耶？”几天后，他听说杜永和率部降清，痛哭流涕，日夜请死。耿继茂下令将他杀害，一同遇难的还有李成栋另一养子明安肃伯李建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