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2 / 2）
袁彭年，湖北公安县人，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后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任广东学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向清朝献媚。当他得知江西金声桓反正，李成栋有意易帜时，立即参与其事，反正以后他以襄赞有功升任左都御史。从此凭借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妄图把持朝政。永历皇帝移跸肇庆后已经处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之内，用人行政权不由己，他甚至愤愤不平地说道：“以后官俱听袁彭年升除罢。”有一次袁彭年同永历帝当面争执起来，“语不逊”，朱由榔以“君臣之义”责备他，袁竟然公然顶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国（李成栋）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义安在？”朱由榔气得变了脸色，群臣也为之咋舌，足见其气焰嚣张。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清军再次攻占广州，袁彭年又腼颜降清，除行贿求免外，还哭诉自己在1648年参与李成栋复明是被迫的。清政府虽未治罪，但也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予录用。
刘湘客，陕西富平人，明诸生。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认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体制，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失守后，他潜藏深山郁悒以终，在五人中是比较有气节的。
丁时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王夫之记：“桂林陷，见执，孔有德召为幕客。居数月，病死黄冈。何履仕为治丧，割其辫掷棺外，曰：‘斗生（时魁字）不戴此辫以死，可不负梧州一顿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临清州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来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例如在《驳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黄士俊在佟养甲占领广东期间未能死节：“黄士俊在佟虏坐中见先臣子壮极刑，四十三年状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后与吾驺携手同来，为国贼乎？……若叩头养甲，满口老爷，则吾驺之礼义逊让也。臣为太祖高皇帝而骂之，何体面之有？”真是正气凛然，大有与一切软骨头不共戴天之势。可是，对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职的袁彭年，金堡不仅不置一词，反而引为知己。究其用心，不过是因为何吾驺、黄士俊早在崇祯年间即已入阁为大学士，必须找个题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团方可放心揽权。桂林失守后，金堡当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开元、方以智那样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许多人以为他以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比较可信，加以后来名声颇大的王夫之给他写了墓志铭，更抬高了这本小册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学术成就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经历与蒙正发颇为类似，其立论的客观性大可怀疑。只要把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王夫之为蒙氏所撰墓志铭同史实核对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发不仅不像王夫之所说是位“力持纲纪，清冒滥，劾功罪，裁凌躐”，整顿朝政的正人君子；刚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个不顾纲纪、多方冒滥、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蒙正发原是湖北崇阳县一名贡生，清军占领该地后，他志不忘明（这点应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何以札付授予推官职衔充任章旷（时以太仆寺少卿衔任监军，后任监军道、恢剿巡抚）的参军，不过是章旷手下的幕僚而已。章旷在用兵上一无所长，招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做嫡系，从未打过一次胜仗。岳州南面的新墙之役，是明清之间一次很小的对抗，章旷兵败，只是在潼溪用鸟枪伏击了少量清军，这在明清双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规模接触（明军既未攻克岳州重镇，清兵也未南下），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自我吹嘘也不过连用了两个“仆尸数百”；到了王夫之笔下竟成了蒙正发“督南将覃裕春等大战于潼溪，以八千人破数万之铁骑，斩馘无算。自南渡来无敢战者，战而胜自潼溪始。皆君亲冲锋镝，誓死不退之力也”。真可说是妙笔生花了。其次，蒙正发出身很低，章旷为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去参加隆武朝所开湖南乡试，中式成为举人，这在明朝官场上重进士轻举人的习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问题是在衡州举行的这场乡试的主考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巡按御史杨乔然，监临是同年进士、郴桂道吴晋锡。蒙正发早已觊觎患病的章旷的恢剿巡抚职务，章旷死后，何腾蛟题请吴晋锡继任恢抚。蒙正发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记载中把监临说成是严起恒。科举时代非常重视师生关系，蒙正发的移花接木不过表明他为了功名利禄不惜出卖老师罢了。第三，吴晋锡继任巡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祯朝进士，历任永州推官等职，弘光时期湖广巡按黄澍到南京朝见，多方活动，建议何腾蛟由巡抚升任总督，自己接任巡抚，巡按一职即拟由永州司李吴晋锡担任。何腾蛟任总督后，上疏推荐傅上瑞为长沙道、章旷为监军道、吴晋锡为辰沅道，由于马士英从中作梗，吴晋锡的任命未被批准；隆武时几经周折才被任为按察司副使郴桂道，职位和章旷基本相等，而当时蒙正发还是一名贡生。章旷病死时把敕印交给他看管，这是官场中常见的事，蒙正发在著作中故意大肆渲染章旷的意思是让他接任巡抚。这真是奇谈，且不说永历朝廷对蒙正发看不上眼，章旷的遗疏里也只字没有提到他，更说不上有推荐他继任之意。恢抚出缺时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大军入湘、明军一溃千里之时，吴晋锡于八月二十三日受恢抚之命，次日清军占领武冈，吴时在病中，未能随军撤入广西，改服装为头陀见清怀顺王耿仲明，得释放返归故乡。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一面把自己未能攫得巡抚高官说成“欣跃如释重负”，一面痛诋吴晋锡为“纳印出降”。王夫之更煞有介事地说：“会章公以忧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吴晋锡赂何公左右，夺其军授之。兵讧，晋锡降。”吴晋锡没有见危授命固然是事实，蒙正发和王夫之后来也是见形势不利逃回清朝统治下的故里，蒙正发还曾受到清朝总兵全节的优待，这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气节”适足令人齿冷。第四，五虎案发后，除了袁彭年以外，丁时魁、刘湘客、金堡、蒙正发都被逮捕下诏狱，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廷杖），金堡被打断了腿，半死不活，借住在蒙正发船上。时人钱秉镫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蒙氏之为人：“湘客等受杖，金给事堡伤独重，垂死，寄卧其同难某给事舟中。某楚伧心不乐，私自鬻舟。予适至，闻舟后有较锱铢声，入视之，则业已成约交价矣。予语其人曰：‘约成须俟金君疮愈，乃过舟，不然将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毁约。某大诟曰：‘若能如价买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为己义也。’予搜囊得百金犹不足，而君（指广西巡按吴德操）贶适至，脱手相付，正满其数，快哉！某即日自移去。”这里写的同难给事中楚伧“某”，正是“五虎末将”蒙正发。钱秉镫同瞿式耜、刘湘客、金堡等人关系颇深，曾上疏为金堡请宽典，文中不愿显指其人。他在后来的诗文中提到五虎事件时常常略去“虎爪”蒙正发，盖亦深鄙其人。
由于南明史籍中为五虎辩解者颇不乏人，揭露号称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一些表现，对于澄清纷议有其必要。特别是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从事录》的跋中摆出一副历史评判者的架势，大放厥词：“正发衡而断之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事实证明，当蒙正发返回清朝统治下的湖广享受清福的时候，原大西军李定国部、原大顺军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正在同清方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蒙正发道貌岸然地痛斥“流贼”，既是他混迹南明政权中所代表利益集团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统治者唱着同一个调子。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二月，永历帝逃到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的势力范围，朝廷风向立即改变。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万翱，户科给事中张孝起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朱由榔对五虎倚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的行径早已不满，当即决定将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袁彭年当时因养母去世丁忧，念其反正有功免予处分，实际上是因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有所顾忌。在拷问时，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则丑态毕露，“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叩头如捣蒜。
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从邸报上得知朝局翻转后，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颇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说：“就使诸臣而果罪状昭彰，一如疏中所指，处分岂无时日，而汲汲为此朝不待夕之举动？又且不先不后，恰当勋臣邦傅到梧之时，能无我虽不杀伯仁之疑否？……然则诸臣此举，直借皇上以行其报复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跸梧、庆国（即庆国公陈邦傅）之来朝，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谋，以断其救援之路。且诸臣驱除异己，骎骎渐及于臣，以臣与五臣，夙称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为党魁，不杀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说：“若以媚东（指“东勋”，李成栋部将）误国为题，试问：向者举用杜永和、罗成耀等，未必尽出五臣也，事先则未见诸臣力争，事后则偏欲五臣受过，宁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况东粤必不可弃，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犹望东勋镇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会稽之耻。先以媚东二字为驱除锄剪之方，是用以慑东勋镇之魄乎？抑用以激东勋镇之勇乎？……至于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忠贞奉援楚恢江之命，两载于兹。自督辅臣腾蛟在时，已逗留不进，今庆国勋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虏乎？况忠贞与东勋必不相睦，未得破虏之功。先开内地之衅，东之为东，竟不可知矣。”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历朝廷“门户歧分，元黄角立”的政治分野。鲁可藻说：“时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标榜之力，挟式耜以倾动同朝，弹压东人；乃合东人以威胁主上，奔走群小。式耜于时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礼焉。堡入朝，式耜不论关防衙门关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题升之官再不复贿，时魁等则又睁眉怒目而争。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书到桂曰：留守亦是勋镇气息。”
从上面引用的材料可知永历朝廷的“打虎运动”实质是各勋镇为争夺朝廷权力的一场内讧。朱由榔在肇庆时，五虎神气活现；一旦进入陈邦傅的地盘，立即失宠受辱。这一事件再一次说明永历朝廷始终不能威福自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朝廷依附的是哪一派军阀。袁彭年等人固然不是正人君子，陈邦傅更不是忠贞之士。尽管有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等人再三上疏申救，五虎均未能幸免，除袁彭年以丁忧为名解任外，其他四人都予以革职充军、追赃助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