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2 / 2）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南明史上第一个同农民军联合抗清的是隆武朝廷。它反映了南明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在南明官僚中，首先同农民军联合的是何腾蛟和堵胤锡，然而这两人的政治眼光却大有高低之分。何腾蛟的同东路大顺军合营是兵力不敌，实逼处此，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是从大顺军将领口中得知消息而写成的《逆闯伏诛疏》，吹嘘自己如何事先布置道臣傅上瑞、章旷“联络乡勇以待”，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接着完全隐瞒自己派周二南、黄朝宣去扫荡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事实，把东路大顺军的主动提出联合抗清说成是：“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何腾蛟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摇旗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田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疏中作刘体仁）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请加封赏。他同亲信湖北巡抚章旷沆瀣一气，先是收罗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心的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等军阀，后来又不惜代价招兵买马拼凑自己的“嫡系”，借以扼制和排挤大顺军。堵胤锡却不愧是南明官员中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深知明朝官军虽多，将领和士卒都腐败已极，要支撑抗清大业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农民军，使之纳入己范。史籍中常见描写堵胤锡同何腾蛟、瞿式耜等大臣的龃龉不和，而且诸书作者的阶级偏见常导致赞扬何、瞿，贬低堵胤锡，这是很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能够较为客观地考察整个南明史，那就不难看出弘光一朝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兵员及后备力量最大，结果却为“联虏平寇”方针所葬送，数十万官军叛降清朝，反过来为满洲贵族征服江南各地效犬马之劳。隆武以后，朝廷改变方针，由“联虏平寇”转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但在南明隆武至永历朝廷中的官绅大多数是把联合农民军作为权宜之计，内心里往往对农民军深怀敌意，私下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仍斥之为“贼”。每当形势危急之时，他们把农民军推到第一线，喘息方定就以种种借口支开农民军。有限的财力都用于培植杂牌“官军”和召募“亲兵”。堵胤锡着眼于民族大义，始终不渝地奉行联络农民军共同抗清的政策。1645年秋，他赴松滋草坪同李锦、高一功等谈判，能够以明朝巡抚之尊拜见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这种诚意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堵胤锡在前期同何腾蛟的矛盾，后期同瞿式耜等人的隔膜，主要根源都在这里。
堵胤锡同李锦等大顺军将领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以后，决定不失时机地发动恢复湖北的战役。他建议何腾蛟、章旷统兵由岳州北上，自己同忠贞营一道先攻下荆州，然后引兵东下同何、章部明军会师武昌。当时，湖北清军力量相当薄弱，招抚原大顺军和马进忠的如意算盘已全部落空，形势骤然紧张。这年十二月清湖南巡按宋一真报告说：“武昌之南即为岳州，一向为马进忠、王允成分镇负固，不遵剃发，咫尺判为二民，彼此不敢往来，始犹鼠首，今且鸱张。马则受饷纳官，王竟率部南去矣。招抚部臣江禹绪开诚布公，靡不周至，不惟负隅不服，且遽朴杀去使，徒烦文告，终成画饼。闯孽一只虎冲突荆、襄、辰、常之间，兵力甚盛。”忠贞营原驻于荆州地区，这时集中力量攻城，郑四维竭力防守，已有不支之势，一再向湖广总督佟养和紧急呼救。佟养和既无兵可派，又担心何腾蛟部由岳州北攻武昌，于是同湖南巡抚何鸣銮联名向清廷派驻南京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请援。
勒克德浑接到湖广求敕文书后，于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领兵马乘船西上，次年正月初十日到达武昌。在听取了地方文武官员说明湖南、湖北的明军动向以后，决定派遣护军统领博尔惠领兵一支南下岳州迎击以马进忠、王允成为前锋的何腾蛟、章旷部；自己统率主力直趋荆州同忠贞营决战。
在这场对湖广局势有关键意义的战役中，何腾蛟与监军道章旷的昏庸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长沙誓师后，兵将“蔽江而下”。正月初二日，何腾蛟、章旷到达湘阴，“期大会于岳州”。张先璧借口购买的马匹未到，逗留不进，“诸镇亦复观望”。几天以后，驻守岳州的马进忠、王允才、卢鼎、王进才四镇听说清满洲八旗兵来袭岳州，竟然不顾汛地，乘船南逃。岳州副将马蛟麟则向清军投降。何腾蛟、章旷在途中忽然遇着南窜的四镇兵，询问原因才知道是勒克德浑大军迫境。其实，博尔惠带领的只是由南京来援的一小部分满军，马进忠等人误认是清朝贝勒大军将到，拔营就跑；何、章面见四将后，不仅没有查明清方兵力和作战意图，鼓励将士继续北进，同样也被满洲兵威的虚声所吓倒，仓皇退回长沙。蒙正发记，何、章领军“至湖口，见王、马诸镇舳舻南溃，何、章二公相顾诧愕，不知所出。四镇到，面讯之，始知为贝勒渡湖故也。其实，贝勒是往西湖袭扑一只虎，非来星沙者也。太仆（监军道章旷加衔太仆寺卿）向督师（指何腾蛟）泣曰：本拟长驱直捣，孝陵（指南京）在望，今未出内地，挠沮若此，将何面目还星沙，某誓死不归也。督师唏嘘解慰，邀太仆且还，再图后举”。何腾蛟志大才疏，心胸狭窄，经常谎报军情，争夺头功。在堵胤锡督领忠贞营猛攻荆州之时，他就向隆武朝廷上疏报称已经“恢复”荆州；然而他亲自节制的明军不战自溃，岳州重镇反被清军占领，来援清军遂长驱直入。二十九日，勒克德浑军进至石首县，他探知忠贞营主力正在围攻荆州，后勤辎重分屯江南，就在二月初二日命尚书觉罗郎球往剿江南，自己统兵乘夜疾驰，初三日早晨即抵荆州城外。李锦等对勒克德浑的千里奔袭毫无所知，仍然指挥部队攻城；清军分两路直冲忠贞营营垒，李锦等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向西撤退。觉罗郎球部也出其不意地击败南岸大顺军守兵，夺得船只一千余艘。第二天，勒克德浑又派奉国将军巴布泰等分兵两路追击忠贞营于安远、南漳、襄阳等境。李锦等兵员、辎重损失颇大，被迫退入三峡天险地区。监军堵胤锡堕马折臂，向湖南常德一带撤退。李自成的三弟、原大顺政权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武阳伯李友、太平伯吴汝义却在彝陵口带领部众五千余人向清军投降。四月初三日，多尔衮接到勒克德浑的捷报后，下令把自成之弟“李孜”、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及部下将士统统杀光。
这次会攻湖北战役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何腾蛟、章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岳州北上进攻武昌，并且扼守城陵矶一带长江航道，致使清朝勒克德浑部如入无人之境直趋荆州；堵胤锡、李锦等人以为岳州一带有何腾蛟指挥的军队，不会有东顾之忧，注意力全集中于荆州，结果遭到清军主力偷袭，一败涂地。吴晋锡记：“赤心从湖北赴岳，以诸镇兵无一至，为北兵截前队而还。威望之损从兹始也。”由大顺军改编的忠贞营初战失利，被迫退入川鄂交界的贫瘠山区。何腾蛟、章旷自以为得计，他们同自己笼络的一批南明军阀只知在湖南蹂躏地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即便是在勒克德浑率军返回南京以后，也毫无作为，连入湘重镇岳州都未收复。下文将讲到，至清军入湘时，何腾蛟、章旷节制的将领非降即逃，使南明局势日益恶化。
在南明史籍中，何腾蛟的地位非常显赫。他在弘光朝廷覆亡时拒绝了清方的招降，最后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值得肯定。然而，在抗清事业中，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往往不相信“忠臣”误国，南明史上却是屡见不鲜。
1645年三月，左良玉父子率兵顺江东下时，何腾蛟作为湖广巡抚被挟制登舟，跳入水中逃脱，然后取道江西宁州进入湖南长沙。当时湖广的南部（就是后来的湖南省）还处于明朝统治下，隆武朝廷任命他为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既摆脱了左良玉部的挟制，又深得隆武帝的信任，而且当时清廷用兵重点在东南沿海省份，一时顾不上湖广。何腾蛟实际上掌握了湖广文武官员的任命权和湖南各州县的钱粮，如《永明县志》所记，“乙酉年，明督师何讳腾蛟退守长沙，湖南各府属钱粮俱解督府”。何腾蛟本可以做一番事业，然而，他在用人行政上倒行逆施，举措毫无足称。这首先表现在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御将之才，却私心自用，急于拼凑一帮自己的班底。他伙同章旷、傅上瑞（二人都由他推荐为道员、巡抚）把具有抗清实力的大顺军余部主力排挤出湘，收罗并重用湖南当地的明朝杂牌军队如黄朝宣、刘承胤、曹志建、张先璧之流，为他们请官请爵，奉若骄子。这些人乘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除了危害地方外一无足恃。何腾蛟的亲信章旷原先主张用“南人”（上述黄、刘、曹、张辈）排斥“响马”（大顺军），眼看这些“南”将割据自雄，连督、抚也指挥不动，又建议道：“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惟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何腾蛟非常欣赏他的意见，于是派人分别从广西、贵州等地招募兵将，很快就拼凑成了一支三万多人的“督标”“抚标”亲军，其将领有吴承宗、姚友兴、龙见明、覃裕春、满大壮、胡跃龙、向登位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乌合之众既弹压不了“响马”，也驾驭不了“外镇”，从未起过“壮威制胜”的作用。既热衷权势又昏庸无能的何腾蛟、章旷之流拼命扩充兵员，不仅丝毫没有增强湖南的抗清实力，反而严重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派系林立。王夫之记载：“腾蛟既奉便宜之命，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货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
自从岳州失守后，明军扼守岳州南面的新墙与清方对峙。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六月，清湖广当局派总兵祖可法、张应祥进攻新墙，章旷部署的“亲军”大败，满大壮阵亡，龙见明被活捉，姚友兴等闻风丧胆，丢弃汎地南逃，新墙遂为清军占领。只是由于清方动用兵力不多，目的仅限于巩固岳州防线，才没有继续南下。这年九月，何腾蛟、章旷决定大举北伐，由章旷督兵由湘阴进攻岳州，移文制抚堵胤锡督马进忠部由常德北入长江顺流接应。何、章调集的军队除督、抚标下亲军以外，还有王进才部和王允成带领的水师，浩浩荡荡水陆并进，企图一举攻下岳州，进而收取湖北。清岳州守将马蛟麟见明军势大，向武昌请援。清湖广总督罗绣锦仅派参将韩友、高士清、惠之观接应，兵力相当有限。明军进至岳州附近时，马蛟麟同副将李显功不过派数百名骑兵出战，在万由桥击败陆路明军，趁势追杀五十里；接着又击败王允成部水师。章旷失魂丧魄窜回湘阴，把战败的责任推到王进才“新营”（王进才原为大顺军偏将，后归附何腾蛟）身上。这时，堵胤锡节制的马进忠部由长江东下直至湖北嘉鱼县六矶口，“武汉震动”，得到章旷军一败涂地的消息才主动撤退。进攻湖北的计划受挫后，章旷、堵胤锡来到长沙同何腾蛟会面，堵胤锡“盛称马镇之勇，微弹湘兵之怯”，章旷、何腾蛟愧恨交加，更加仇恨曾为“响马”的大顺军和马进忠部。
清廷接到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军队平定浙江的捷报以后，为了加速征服南明，于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八月十五日派遣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佟岱、佟养和）统领本部兵马南下，进攻湖广和两广，任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节制各部。孔有德等受命后，回辽东收拾兵马，直到1647年二月初才到达湖南岳州。这月十六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主力由陆路、屯泰由水路，向明军扼守的新墙、潼溪进攻。明军不堪一击，纷纷如鸟兽散。十八日，清军进迫湘阴，章旷同部将逃往长沙，同督师何腾蛟商量对策。当时驻守长沙的澧阳伯王进才建议调驻守常德的马进忠、王允才部前来长沙加强防守力量。不料，马、王二部还在途中，清军就已经直趋长沙城下。王进才眼看兵力不敌，保护何腾蛟乘船南撤。二十五日，清军占领长沙。
1647—1648年清孔、耿、尚三王南征图
孔有德在占领长沙以后，为解除两翼威胁，在湖南站稳脚跟，派耿仲明进攻常德地区，尚可喜领兵直捣黄朝宣盘踞的攸县燕子窝。同时派人招降驻于浏阳的何腾蛟中军总兵董英。三月初七日，董英率部降清。马进忠、王允才部在援救长沙途中，得知该城已被清军所占，退往湘西山区，常德无军防守，遂为耿部清军占领。尚可喜兵至攸县，黄朝宣不敢迎战，遣人向清军“讨招安。恭顺王不允，要洗他巢”，黄朝宣只好收拾财物领兵窜往衡州。湖南另一明朝将领张先璧则退往宝庆（邵阳）。三月中旬，何腾蛟、章旷先后逃至衡山县。在清军追击下，他俩在云南将领赵印选、胡一青保护下逃到衡州。四月十四日衡州失守，何腾蛟、章旷又逃到永州、东安一带；黄朝宣向清军投降，由于他长期蹂躏地方，百姓怨恨，孔有德为了收买人心，下令把黄朝宣父子处死。
孔有德指挥的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当时已入盛夏，清兵在长沙、衡州一带避暑，暂时停止了进兵。永历帝在武冈军阀刘承胤控制下苟延残喘，章旷于八月初八日病死于永州，何腾蛟奔走于武冈、永州之间一事无成。中秋以后，金风送暑，清军即开始向武冈、永州进攻，迅速占领了除湘西部分土司以外的湖南全境。何腾蛟作为南明湖广等地总督和督师，在湖南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兵员多时号称十三镇，又提拔了大批亲信文官出任巡抚等官职，不仅没有收复湖北寸土，而且在清军南下时即全盘瓦解。偏沅巡抚傅上瑞降清，章旷死后接替恢抚的吴晋锡做了清朝统治下的“遗民”，部下将领有的降清，有的逃入广西。这就是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