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2 / 2）

朱以海的出任监国，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其弟朱以海也几乎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丙申年（1656，顺治十三年）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王曰：将而费，吾为尔设。因上数百金于王。王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帘开宴。余与长史亲也，混其家人得入。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沓，声闻帘外。外人咸目射帘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履交错，傞傞而舞，优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这宛如一幅太平天子的行乐图。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髦，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

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浙东的抗清事业本来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凭借一股正气，不愿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干起来的，说明民心可用。可是，领兵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之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虽被授予督师官衔，部下只有临时招募而来的市民、农夫，称之为义兵。方国安、王之仁凭借兵力优势，竭力主张“分地分饷”：正兵应该瓜分全部正饷，即按亩计征的正额田赋；义兵只能食义饷，即通过劝输等办法取得的银米。这实际上沿袭了弘光时四镇和左良玉等军阀割据余习，使义兵处于没有固定粮饷来源而自生自灭的困境。鲁监国命廷臣会议，方国安、王之仁派来的司饷官员坚决要求全部田赋由正兵自行分地征收，遭到许多廷臣的反对。户部主事董守谕奏曰：“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核地而后酌给之先后。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这本是正常朝廷财政军费开支的通行办法，却被方、王使者坚决拒绝。另一户部主事邵之詹建议以绍兴府田赋归户部，宁波府田赋供王之仁，金华府归朱大典，其他地方归方国安，意在使监国政权多少还有一点财政支配权。可是，连这样一个不得已的折中办法仍然遭到方、王的断然反对。最后，还是把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钱粮由方、王二军自行分配。浙东各处义师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连督师大学士张国维直接掌管的亲兵营也只有几百人。

上文说过，弘光朝廷覆亡，潞王屈膝降清，使南明帝系再次中断，唐藩朱聿键、鲁藩朱以海以远系宗室先后被福建、浙东官绅将领拥戴继统。这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不久，随着情况的明朗化，唐藩为首的隆武朝廷建立时间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权的支持，鲁监国政权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按道理说，退位归藩可以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旧过寓公生活难免驽马恋栈，何况拥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愿放弃自己“定策”之功，担心转入隆武朝廷将不受重视。唐、鲁对峙的局面一直拖延不决。

九月，隆武帝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对于是否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监国大臣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大学士朱大典、督师钱肃乐、大将方国安认为“大敌当前，而同姓先争，岂能成中兴之业？即权宜称皇太侄以报命，未为不可；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圣子神孙，总为祖宗疆土。今隆武既正大统，自难改易；若我监国，犹可降心以相从”。这说明他们的意见是赞成闽浙联合，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以免浙东独树一帜，孤立无援。可是，大学士张国维、督师熊汝霖、大将王之仁、国舅张国俊等却坚决反对。张国维的疏中说：“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勠力，共图兴复。成功之后，入关者王，比时未可言上下也。且监国当人心涣散之日，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鞭长不及，悔莫可逭。”熊汝霖说：“主上原无利天下之意，唐藩亦无坐登大宝之理。有功者王，定论不磨。若我兵能复杭城，便是中兴一半根脚，此时主上早正大号，已是有名。较之闽中乘时拥戴，奄有闽越者，规局更难倒论，千秋万世，公道犹存。若其不能，而使闽兵克复武林，直趋建业，功之所在，谁当与争？此时方议迎诏，亦未为晚。”甚至还有人说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十月初一日，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朱聿键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朱以海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在这年四月间派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来福京“以公爵封芝龙兄弟”。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由此可见，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与此相应的是，文官武将的升迁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被作为拉拢的一种手段。隆武、鲁监国两政权封爵拜官的人数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内部倾轧中有“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清阵线。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仅凭浙东一隅之地与之相抗是极不明智的。他和忠于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辖区内竞争不过隆武政权，却幻想攻克杭州后进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监国政权的兵力要实现这种战略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即便旗开得胜，如愿以偿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鲁对峙的局面也将继续下去。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

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时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丘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万。”礼部尚书吴钟峦上疏请严加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问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札付”，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行不通。

尽管鲁监国政权的建立分散了抗清的力量，但是朱以海等人为了保有浙东，进而恢复失地，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了沿钱塘江布防外，方国安、王之仁等部曾渡江配合当地义师收复富阳、于潜。1645年八月间一度进攻杭州，未能得手。这年九月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报：“叛贼方国安、王之仁从富阳渡江犯杭城。遣副将张杰、王定国督兵往剿，斩首四千级，余贼复盘踞富阳。又令定国往余杭防剿，至关头，遇贼对垒，我师奋勇掩杀，追至小岭二十余里，斩获无算，阵擒国安子士衍等，斩之。”

十一月，鲁监国晋封方国安为越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并且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二十四日，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于五鼓从朱桥、范村、六和塔三处过江，直至张家山、五云山、八盘岭等处，迫近杭州府城。清总督张存仁与梅勒章京朱马喇、济席哈、和托、总兵田雄、张杰等分兵三路迎击，明军大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人。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消，基本上转为划江扼险的守势。查继佐上鲁监国书中说：“自十二月廿四日之后，我兵一挫，□骄益逞。乃诸镇养尊，将心万不足恃，而私斗者互见，无所为兵律也。米价腾沸，过常数倍，财竭则内必变，民情已汹汹可虑。……而举朝泄泄，犹然饰太平之容，岂以示□镇静如谢安之于秦乎？臣未能为之解也。”

正当唐、鲁二藩在福建、浙江争立的时候，分封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梦想黄袍加身。明代的靖江王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在宗室诸王当中谱系最远，按宗法观念他根本不具备继统的资格。然而，自从崇祯帝自缢北都覆亡以后，朱明王朝宗室中不少人心中窃喜，妄图乘乱谋取大位，朱亨嘉正是其中的一个。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七月间消息传到广西，朱亨嘉认为机会来了，“即借勤王为名，有妄窥神器之心”。他对左右亲信孙金鼎等人说：“方今天下无主，予祖向于分封之日以粤西烟瘴不愿就封，马皇后慰之使行，于是以东宫仪卫赐之。目今东宫无人，予不俨然东宫乎！太子监国自是祖宗成宪，有何不可？”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也想以拥立为功，三章劝进，推波助澜。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改广西省会桂林为西京。杨国威被委任为大将军，封兴业伯；孙金鼎为东阁大学士；顾奕为吏科给事中；广西布政使关守箴、提学道余朝相等在桂林的官僚都参与拥戴。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还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诏授官，檄调柳州、庆远、左江、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以增加自身兵力。当时，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郑封正在梧州，得到靖藩僭位的消息，立即檄令思恩参将陈邦傅保持戒备，又以巡抚印文通知土司“狼兵”不得听从靖江王调令。朱亨嘉深知广西巡抚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自己“事业”的成败，企图加以笼络。他先派顾奕为使者，携带诏令任命瞿式耜为刑部尚书，遭到瞿式耜的严词拒绝。八月十二日，朱亨嘉亲自统兵来到梧州，把瞿式耜拘捕，十九日押回桂林软禁于靖江王府，不久移居刘仙岩。

靖藩的自立同当时的两广高级官员态度游移有关。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后颁诏南明管辖区，两广、贵州等地的官员并没有立即表态（举行开诏宣读仪式和上疏祝贺）。两广总督丁魁楚心怀观望，有的史籍说他同朱亨嘉有秘密联系，对谋立活动故意采取放纵态度。巡抚瞿式耜在弘光朝廷覆亡后，本来打算奉桂藩安仁王朱由（神宗的孙子，其父桂王朱常瀛已病死）为帝，在接到福州颁发的隆武监国和即位诏书以后，他认为唐王只是太祖的后裔，世系太远，没有及时上疏表态。被朱亨嘉拘留之后，他才秘密派遣家人携带奏疏祝贺朱聿键即位，并且报告朱亨嘉僭位及其必败之势，请求朝廷派遣军队平定叛乱。

朱亨嘉自立后，感到广西“地方狭小，兵马钱粮件件有限，难以为守，立志要下广东，先到肇庆会同两广商议而行，以观天下形势，以为保守之资”。他命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由水路出平乐、梧州，以参赞严天凤、范友贤为将军，充当左、右前锋。不料两广总督丁魁楚已获悉隆武即位后，除了浙江的监国鲁王以外，江南明朝各地政权都表示拥戴，而且隆武帝已给他加衔为大学士。因此，他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立即派出精兵数千名进至广西梧州，同时差官乘船由小路而来，船头打着“恭迎睿驾”的牌子，借以麻痹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兵在梧州突然发起进攻，朱亨嘉拼凑的兵马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狼狈不堪地由五屯所、永安、荔浦逃回桂林。“大学士”孙金鼎原是个不齿于士类的充军罪犯，凭借靖江王的宠信同思恩参将陈邦傅打得火热，结为儿女亲家。亨嘉兵败以后，孙金鼎逃往陈邦傅处避难。陈邦傅翻脸无情，将他处死，“把石灰淹了，解到两广识认明白”，立了一功。这件事在屈大均《安龙逸史》中记载得比较详细：孙金鼎逃到陈邦傅处躲避，邦傅密语参画胡执恭等曰：“靖江无谋，动辄败衄，我等若少依违，祸不旋踵矣！幸金鼎自来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贵耶！”合计已定，于是“醉而投之水，仍取其尸，擦灰包扎，即传谕各舡易剿逆旗帜，解功至梧州。广督丁魁楚大喜，叙以首功，官征蛮将军，协东师前赴桂林”。九月初五日，丁魁楚亲自来到梧州，命参将陈邦傅、赵千驷、严遵诰、都司马吉翔等统兵向桂林进发。杨国威同他部下的旗鼓（相当于传令官）焦琏本来就有矛盾，瞿式耜暗中联络焦琏反正，夜间用绳索把陈部将士缒上城墙，一举擒获杨国威、顾奕等。二十五日攻靖江王邸，朱亨嘉被活捉。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谋文武官员被押解到广东肇庆。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丁魁楚派马吉翔把朱亨嘉等人押抵福建。隆武帝“命锦衣卫王之臣用心防护，无得疏虞。仍敕刑部侍郎马思理安置靖庶，还要酌议妥当。所刻《靖案》作速颁行，在闽亲、郡各王并令具议来奏，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许迟误”。同年四月，“安置靖庶人于连江，敕奉新王严加钤束，不许令见一人，透出一字”。“寻命掌锦衣卫事王之臣缢杀之，托言暴疾死。戮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于市”。

平定朱亨嘉的僭乱后，隆武帝加封两广总督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挂征蛮将军印。在给丁魁楚的诰敕中说：“卿有闻檄拥戴之大志，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绩。王守仁当全盛之时，无推举之事，以卿比之，功实为过。”这种过誉之词反映了朱聿键渴望得到两广官员的支持。靖江王爵由朱亨歅袭封。瞿式耜却因为有意拥立桂藩，受到隆武帝的猜忌，被解除广西巡抚职务，调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广西巡抚一职由晏日曙接替。

靖藩之变固然暴露了朱亨嘉觊觎大位的野心，隆武帝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而表现出来的私心自用也是很明显的。丁魁楚、陈邦傅仅因为投机有功，就加升伯爵，掌握了两广地区的实权，后来在永历朝廷上争权夺利，紊乱朝政，又先后投降清朝，基本上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可谓奖赏失当。真正忠于明室的瞿式耜却因有意拥立桂藩而遭到排挤。《思文大纪》卷六记载，直到隆武二年（1646）五月即朱亨嘉之乱平息半年以后，“广西桂林府、全州等州，进贡监国登极表笺四十六通。上虽嫌其迟，然亦念路远阻滞也”。这自然是表面文章，正如瞿式耜自己所说：“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为唐王也，为桂之安仁王也。”“六月到广西梧州。八月随遘靖藩之祸，时闽中已立思文矣。弟心心在神宗之孙，故既受靖祸，而又见疏于隆武。比夺西抚与晏公，遂坚意不赴佐枢之命。”瞿式耜卸任后拒不赴闽就任，在广西梧州、广东肇庆一带留连赋闲。

除了靖江王朱亨嘉的争立以外，还有益阳王的自称监国。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朱聿键下诏禁止益阳王在浙江龙游、遂昌一带私授知县。其中说到益阳王“借受慈禧（弘光太后邹氏）之命，又借勋镇方国安之推奉，近日表奏虽来，公然用监国之宝，不知此宝授自何人？”兵部郎中王期升在太湖奉楚藩宗室朱盛澂称通城王行大将军事，“居然帝制，派饷、卖札、强夺民女，为两山（指太湖中的东、西洞庭山）百姓不容”，王期升站不住脚才逃入福建。在南明历史上，这类事件多次发生。朱明宗室觊觎帝位者颇不乏人；部分官绅以“定策”为功，内部纷争不已，文官武将的升迁也深受这种风气影响。弘光、隆武、鲁监国等小朝廷以及妄图自立的某些宗室一脉相传，往往以高官显爵酬谢拥戴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