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明史（代自序）（2 / 2）

1977年我再也不愿意留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了，正式写报告要求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外研所的负责人见我态度坚决，同意我回系。不料到系里一谈，系领导除表示欢迎外，却让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工作，这种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我就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来。”系领导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着说：“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过你不要说自己的专业是明清史，就说是兴趣吧！”这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领导的话明显地表现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么专长，不过有兴趣而已。为了证明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下过功夫的，我决定要尽快拿出点成果，选的题目就是《李岩质疑》。这个问题我探讨的时间相当长，材料和基本论点早已形成，很快我就把稿子写了出来，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由于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李岩的问题在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随后的《关于李岩》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为延安整风文献流传甚广，影响远远超过史学界。1964年到1965年还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我的文章却是依据可靠史料证明在李自成起义军中并不存在这位“制将军李岩”，如果一定要说历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个名字叫李延（或传写成李炎、李兖、李严），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实际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样。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绝不是轻率的，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是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在这样相当彻底的普查基础上，不仅未能查到一条可以证明李岩存在的史料，反而找出许多证据表明史籍中有关李岩的生平、事迹全不可靠。那么，清初以来的一些史籍中为什么会冒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李岩“事迹”呢？在反复研究之后，终于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中得到启发，那些包括李岩在内的许多荒诞之词都是来自。1644年旧历七月间，距离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不过两三个月，化名西吴懒道人创作的《剿闯小史》即已刊刻成书发卖，清初这部又做了补充，先后改名为《定鼎奇闻》和《新世宏勋》，类似的还有《樵史通俗演义》等，这些书既收集了邸报之类的材料，有部分真实性，但也羼入了大量作者虚构的情节，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由于出现较早，在民间流传甚广，清初史家编纂有关“流寇”的史籍时就已经真伪莫辨，误采入书。最典型的是康熙十年成书的计六奇《明季北略》，该书明确记载引用了《新世宏勋》（见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558页），而卷二十三《补遗》则几乎全是照《新世宏勋》的原文删削而成，这就是李岩的“事迹”在《明季北略》中最为丰富的原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得最多的史籍正是《明季北略》。以上就是虚构人物李岩被误认为信史的大致过程。直到查出李岩“事迹”的由来后，我才断定李岩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郑廉所说是“乌有先生”。自然，学术界不少人仍然认为确有李岩其人其事，这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想说，自从《李岩质疑》于1978年发表之后，我继续了相当多的明清之际的史籍文献，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证据。把李岩的问题写得这么长，只是说明治史的不容易，类似的情况在我探讨过的课题中还有很多。

1984年我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证、论点的分析上都较之前人有相当大的推进。书的下限只写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覆亡为止，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拟放在《南明史》中叙述。南明的历史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经受到爱国志士的关注，掀起过热潮，先后有柳亚子、谢国桢等先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南明史覆盖面太广，它包括了清方扑灭各地抗清武装谋求统一的活动，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史实，大顺军、大西军先后联明抗清的历程，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的斗争，以及清统治区内反清复明的活动。不仅头绪纷杂，而且各种史籍、文献的记载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难的还是由于南明是失败的一方，大量文献资料被毁灭，留下的部分中时人记载的数量极大，而作者入清以后往往有所顾忌，不愿据事直书，再加上清朝统治稳定后屡兴文字狱，大量收缴销毁“违碍”书籍，更增加了关键史料不足的困难。为了整理出头绪，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只有大量查阅档案、文集、各种私家记述、地方志等文献和非常有限的实物，进行综合研究。《南明史》直到1996年才完稿，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人评论这部著作是“十年磨一剑”，其实我很难说清自己在这部书稿上花费的岁月。因为南明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史实时就已同步进行，开始写作初稿固然是在1982年11月《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以后，可是中间又停顿了两三年，原因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后曾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合同，预定在三至五年内交出《南明史》稿。大约写了一半章节的初稿，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奉命集中力量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无力顾及其他书籍，建议《南明史》推迟交稿，这意味着单方面废除合同。而我当时正对明代卫所制度颇感兴趣，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绝不像一般史籍中说得那么简单，似乎只是明前期的一种军事制度，中期以后即为募兵制度所取代，而是同明帝国许多领域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许多史籍里都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大司马李精白（大司马即兵部尚书，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任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的儿子。查李精白的材料时，除了弄清他同“李岩”毫无关系，还发现他祖上是山东曹县人，明初跟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后定卫于颍川卫；颍川卫位于南直隶阜阳县境，而隶属于河南都司。因此，李精白作为卫籍人士必须到河南开封去参加乡试，而不能像同居于阜阳县境内的民籍生员要到南京乡试。《阜阳县志》选举志表列本县举人名单中相当一部分下注“河南中式”，这些参加河南乡试中举的就是世代居住于阜阳县境内而属于颍川卫籍的人。从此，我开始注意到明人传记中卫籍的问题，如李东阳、焦竑、杨嗣昌、史可法、何腾蛟、王锡衮以至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万斯同都是卫籍，他们上距祖军原籍少则四代，多则八九代。但卫籍人士的籍贯在史籍中弄得很乱，有的写祖军原籍，如说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李东阳是湖广茶陵人；有的又写世代所居的卫籍。这不仅在写人物传记时常造成混乱和谬误，更重要的是令人难以明白明太祖实行的卫所制度在人口迁徙、边疆开发等方面起到的深远影响。

在《明实录》和《清实录》时常常看到大量卫所是呈现为一种地理单位的记载（如水旱地震灾害、兴建城池之类）。如果说卫所仅是明代的一种军事组织，那么，入清以后约一百来年怎么还保存那么多明代的“军事组织”？清代文献（如实录、官员奏疏、地方志）中常见改卫所为州县或在内地把卫所人丁、田地并入附近州县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卫所在明代建立以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理单位。以前的史籍中也曾注意到明代一些卫所是管辖一片地方的，因而有“实土卫”与“非实土卫”的说法。史学大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部分也标明了大片边疆地区归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辖，为研究明代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在广泛探讨明代各种类型卫所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帝国疆土是分为两大系统管辖的论点，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州县是一种明显的地理单位，绝大多数卫所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就比较难以理解。我只是按实际情况指出绝大多数卫所中有的管辖土地周边四至比较清晰，而相当一部分内地卫所管辖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州县的自然境内或辖地与州县犬牙交错，在地图上是无法标示出来的。尽管如此，这些卫所的土地与人口不属州县管辖，其数字也不纳入州县统计之内。由此就涉及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几个重大课题，一是明帝国的耕地数，二是明代官、民田数，三是清初耕地数较明代是增加还是减少，等等。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明初以来存在两种相距甚大的全国耕地数始终得不到正确解释，都同卫所问题有关。我探讨的结果是指出《明实录》中每年末所记“是岁天下田地数”仅仅是由户部综合以州县为基础的行政系统数字，没有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耕地（屯田和卫所辖区内的民田）在内，因而是不全面的；而为国内外史学家判定为不可信的明初以来约850万顷以上的数字则包括了行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耕地数，只有这一数字才是真实可靠的。至于史学界长期关心的明代官、民田数大抵都是依据《明史·食货志》所说“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我则指出这同样是行政系统辖地内的官、民田数，就全国而言，军事系统的屯田全部属于官田，若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明代官田在总田额中所占比例就要大得多。对于清初顺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全国的耕地数字，学者们常根据《清实录》与《明实录》绝大多数年份所记数字相比，误认自顺治末年起清代耕地数已超过明朝万历清丈以前的数字。我则指出自明末以来连年战乱、灾荒频仍，田地抛荒极为严重，何况顺治后期全国尚未统一，耕地数较之明朝全盛时期是大幅度下降的，即由万历三十年的1100万顷减至500万顷左右。清代耕地数的上升并超越明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一论断只需把清代所修方志中“赋役”类所记“原额”与历年数普遍查对一下即可认定，况且还有许多官、私文书可以印证。就是说，《清实录》中所记数字并没有错误，问题是清代包括卫所在内的全国耕地数都已汇集到户部。我对卫所的基本观点已发表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谈明代的卫籍》《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4篇论文里。原来设想进一步收集史料，围绕卫所问题对明帝国相关领域的影响和到清代的改制进行综合研究，写一部专著，但这项工作深入不易，距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比较广泛。为了探讨朱元璋大明帝国的建立，不能不上溯到元末社会和元末群雄争霸；而为适应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需要，对明清史籍也必须较广泛地。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深入研究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得比较像样子。比如明清社会的演变，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理应成为明清史工作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自己在这方面只能随时注意积累材料，远谈不上做深层次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书之志未减，写出的论文却寥寥可数，自觉汗颜。只是为应付约稿，写了几篇元末明初史事的稿子，如《靖难之役与耿炳文、沐晟家族》，中心内容是论证耿炳文在靖难之役中于真定死难，而绝大多数史籍（包括《明史》本传）都说他在战败后被建文帝召回，由李景隆接替，燕军占领京师（南京）后，耿炳文腼颜投降，永乐初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奏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饰龙凤、玉带僭用红靼”（《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五记于永乐二年十月，“上曰：先朝老臣亦为此乎，命速改之”。未言炳文自杀。《明史》卷一百三十《耿炳文传》记于“燕王称帝之明年”则当为永乐元年，并云“炳文惧，自杀”）。我查考出耿炳文的妹妹是沐英续配夫人，黔国公沐晟的生母。沐晟后来为表哥耿琦写的墓志铭明言舅父耿炳文战死于真定，朝廷（指建文帝）痛惜不已，以很高的规格予以祭葬。永乐初廷臣劾奏本指其葬礼“逾制”，碑文肯定有碍于新主子，《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帝“命速改之”也是指的坟墓应予毁改。这正如永乐元年十月礼部言开平王常遇春祠坟“建文中增修过度，请复其旧。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按，常遇春女为建文帝嫡母）。所以，说耿炳文在南京投降了永乐帝，后来畏罪自杀根本不可信。又如朱文正是朱元璋大哥的儿子，由于他在大明立国前夕被叔父朱元璋处死，《明太宗实录》等书中只记载他被任命为大都督、扼守南昌抗击陈友谅围攻，然后是得罪而死，其他事迹都因忌讳而付之阙如。由于材料缺乏，诸家明史多不为他单独立传。我依据颇为罕见的朱元璋《御制纪非录》等书把朱文正同朱元璋的关系和大致生平草成一文，题为《朱文正事迹稽考》，即肯定他是没有看到大明帝国建立的开国元勋。至于沈万三的故事，我在儿童时代就听过他家有聚宝盆。近年来随着文学、艺术、旅游等事业的发展，沈万三的老家江苏昆山市周庄声名大噪，可是沈万三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什么时代的人，却大抵是依据明朝以来的传说和野史笔记把他说成是明初洪武年间的首富，后来被朱元璋充军云南。由于宣传得太火爆了，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除手头摘录的史料外，我还集中一段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元末明初人士文集和相关的明、清地方志。终于查清了沈万三（沈富）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况，依据他的几个子侄的墓志铭等确切史料，断定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并没有活到明朝建立，史籍中有关他在洪武年间的活动纯属讹传。不过，他和弟弟沈万四（沈贵）的后裔在洪武年间确实是江南巨富，最后在洪武二十六年被网入蓝玉党案遭到抄家灭族之祸。这篇文章澄清了广泛流传的沈万三故事，对于了解元末明初地主豪绅的经济实力和朱元璋致力于消除“隐患”也不无帮助。

上面大致谈了自己学习明清史的过程和心得。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摘抄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细一遍，遇有语句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兵燹”“纪事”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官员。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须的书籍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并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这就是我对本文《我与明史》的总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