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徐州复仇记（2 / 2）
第一种说法，仇杀。
这是《后汉书·应劭传》的说法。《应劭传》记载：当时曹操正在和陶谦打仗。陶谦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了，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对曹操怀恨在心，心想：你爹不还在我的辖区养老吗？我打不过你，我还打不过你爹吗？《三国志》注引《魏晋世语》记载：当时正好曹嵩搬家，陶谦表面上假模假样安排当地太守应劭领兵护卫曹嵩，暗中却派一支数千人的骑兵连夜奔袭而至。曹嵩还以为是当地太守派来护送的军队，让儿子曹德前去开门，结果就在大门口被当场杀死。这支骑兵进了院子，见人就杀。曹嵩吓坏了，赶紧领着小妾跑到后院，在后院的土围墙上穿了个小洞。曹嵩很有绅士精神，让他的小妾先钻出去。但是这个小妾身材比较丰满，钻不出去，正好乱兵又已杀到。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就近躲在厕所里，希望能够侥幸逃过一劫。但最后还是被发现，被乱刀砍死。这支骑兵杀光了曹嵩全家，还抢走了全部的金银珠宝，伪装成一个抢劫杀人的犯罪现场。等太守应劭领着护卫军队真的赶来时，却发现曹嵩全家已被灭门。应劭大惊失色：这要是被曹操和陶谦知道了，我肯定是替罪羊！官也不当了，连忙逃去投奔最强大的军阀袁绍，寻求庇护。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劫财。
俗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曹嵩押运着一百多车的金银财宝招摇过市，当然就把贼给吸引来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陶谦驻扎在此处的一支军队见财起意，把曹嵩全家给杀了。《三国志》注引《吴书》记载又不一样，说：陶谦派了一名军官，率领二百名骑兵，护送曹嵩全家出境。陶谦的想法是：你儿子曹操现在发展势头如此迅猛，万一你在我徐州的地盘上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他找我麻烦，那我可担待不起，所以干脆送佛送到西，派人把你安全地护送出去。
但是，陶谦所托非人，没有考虑护送者的人品问题。走到半路上，这个负责护送的军官实在抵抗不住这一百多车的金银财宝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军官心想：“我一辈子哪见过这么多财宝？这些钱，我几辈子也花不完呀。我当这个军官，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何不劫了这批货，找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躲起来，从此花天酒地、胡吃海喝，度过这个乱世呢？”所以这个军官就把曹嵩全家给灭门了，然后抢了这一百多辆车的金银财宝就逃跑了，从此下落不明。
那么，曹嵩之死，到底是仇杀还是劫财呢？
应该来讲，劫财的可能性更大，理由有两点。
第一，陶谦没理由杀曹嵩。
《三国志集解》是民国时代的一部注释、研究《三国志》的名作。作者卢弼考证：曹嵩死的时候，曹操和陶谦还在和睦相处，并没有打起来。事实上，是曹嵩死了以后，曹操才发兵攻打陶谦。因此，曹嵩之死是曹操攻打陶谦的导火索，而非反之。不能倒因为果。所以说，所谓“仇杀”的犯罪动机是不成立的。
第二，陶谦没必要杀曹嵩。
《曹操传》作者张作耀先生认为：当时曹操在中原地区发展的势头很迅猛，而陶谦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弱小的军阀，不可能也没必要主动招惹曹操。就算陶谦铁了心，非要主动招惹曹操，起码事先应该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但是从后面战事发展的情况来看，陶谦方面完全是仓促应战、被动挨打，简直一败涂地。由此反推，陶谦当时主动招惹曹操、主动杀死曹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陶谦的部下临时起意，劫财的可能性更大。而陶谦本人，应该是无辜的。但是，曹操却必须把矛头对准陶谦。第一，真凶已经逃跑，无从缉拿；第二，无论如何，案发现场是陶谦的地盘，杀人凶手是陶谦的手下，陶谦本人难辞其咎；第三，更重要的是，陶谦是徐州牧，而拿下徐州早已提上曹操的议事日程，只是一直苦无借口而已。
曹嵩的死讯传来，曹操当即化悲痛为力量，上表天子，认陶谦为杀人元凶，率领三军将士进攻徐州，讨伐陶谦。
这次战役，无论从战事规模，还是从精彩程度，抑或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都比不上后来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但是，徐州之战经常被人们提起，作为反对曹操、批评曹操的一大罪状，甚至可以这样说，曹操在徐州之战犯下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罪行。
那么，曹操在徐州之战中，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来看一段《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说，曹操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势如破竹，一举攻克了十几个城市。后来打到郯城这个地方，陶谦借助援兵刘备的力量，严防死守，终于勉强抵抗住了曹操的进攻。曹操看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下来，那就班师吧。就在班师途中，曹操迁怒于无辜的徐州百姓。他指挥军队，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史书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曹操的军队一共屠杀了十万以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鸡犬不留，尸体堆积如山，把山东境内的一条大河泗水都给阻断了。
曹操的军队一向军纪严明，他本人此时还不是董卓那样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丧失理性，残杀这么多老百姓，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洗去的污点呢？在他疯狂杀戮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成就了对手，逼反了队友
曹操搞大屠杀，答案应该是两个字：复仇。
什么叫复仇？甲杀了乙的亲人，乙就要亲手杀死甲，为自己的亲人报仇。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和制度这两个层面上，复仇的问题变得很复杂。
首先看思想。
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与一般人印象中温文尔雅的印象不同，儒家提倡复仇，尤其是在汉代盛行的《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提倡复“九世之仇”：如果甲国第一代国君杀了乙国第一代国君，乙国第二代国君暂时无力复仇，没有关系。今天中国有句俗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公羊传》甚至认为：君子报仇，九世不晚。乙国可以慢慢积累力量，一代人做不成的事情，可以由九代人去完成。等乙国第九代国君，国力反超甲国了，那就可以消灭甲国，为第一代国君复仇。时隔九代，尚且可以复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认为：“九世之仇”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仇怨。因为国仇的对象是一个国家政权，而非具体某个有生命长度的个人。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仇恨，只能随着个体生命的消失而结束，一般是不能迁怒于子孙的。
儒家的复仇观念，是分层次等级的。依据复仇者与受害者关系的亲疏不同，分为若干等级：如果是堂兄弟的仇，要由他的亲兄弟去报。自己作为堂兄弟，不必为首，只要拿着兵器，跟在后面，以壮声势即可。如果是亲兄弟的仇，绝不容许仇人与自己出现在一个国家，必杀之而后快。如果是父母之仇，那就是最重的仇恨。在儒家伦理之中，父母是最亲、最尊之人。正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不能与杀父杀母的仇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一旦父母被杀，作为孝子，应当放弃自己的一切生活，以复仇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孝子睡的是干草，枕的是盾牌，时刻准备手刃仇人。万一遇到仇人时，没有携带兵器，不能返回取兵器，必须立刻上前，徒手搏斗，直到杀死对方为止。
这是儒家思想非常血性的一面。中国自古以来，正是凭借“复仇”观念，屡次对抗外来侵略，至死方休，绝不妥协。而东汉时代，因为实行举孝廉的制度，实践孝道可以获取朝廷的官职利禄，“复仇”正是以夸张的形式实践孝道的最佳途径。因此，东汉一朝的复仇之风格外盛行。
再来看制度。
从制度层面来讲，国家法律一般是不允许私自复仇的。如果甲杀了乙的父亲，乙杀甲复仇，甲的儿子再杀乙复仇……子子孙孙无穷尽，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不仅严重威胁治安秩序，而且有损国法威严。国家法律要维持秩序，当然不允许私自复仇。有何冤仇，可以报到官府，官府会替你做主，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你不要亲自动手。这是当时的制度规定。
思想观念，提倡亲自复仇，手刃仇人；法律制度，严禁民间私自复仇。思想和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协调。所以在东汉时期，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法律既然明令禁止复仇，司法实践中就先按照法律，判复仇者死刑；再根据舆论，申请特赦，赦免复仇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复仇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人人都以复仇为荣，以不能手刃仇人、不能亲手复仇为耻；就连过度复仇，都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举一个例子：汉灵帝时期的苏不韦杀人事件。
东汉末年，有一个少年名叫苏不韦。他的父亲犯了很轻的罪，落在司隶校尉李暠的手中。李暠以前与苏父有过节，此时便公报私仇，借这个机会对苏不韦的父亲严刑拷打，将其打死在牢狱之中。
苏不韦当时才十八岁。他没有选择上报官府，而是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选择了私自复仇。有一天半夜三更，苏不韦挖通了一条地道闯进李暠的卧室。也是李暠命大，刚好起床上厕所去了。苏不韦进了卧室，发现李暠不在，只有他的老婆、孩子躺在床上睡觉。苏不韦手起刀落，把这两个无辜的人全都杀死。
又有一次，苏不韦刨开李暠父亲的坟墓，把尸体从坟墓中拖出来，砍下人头，扔到闹市示众，旁边还竖一块牌子，写着：这是李暠父亲的人头。
儒家有一条大义，记载在《公羊传》之中，叫作“恶恶止其身”。憎恨一个坏人，报复一个坏人，只能报复到他本人，不能殃及无辜。前文所说“九世之仇”，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怨。个人之间的仇怨，不能超越人身。
苏不韦的复仇行为，明显违背了这条大义，属于过度复仇。但是，他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舆论的一致宽容和赞扬，就连朝廷也在不久之后赦免了他的死罪。
由此可见，在舆论与司法实践的鼓励下，东汉末年的复仇文化已经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正常的复仇，叫作同态复仇，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怎么害我的，我就怎么对付你。而东汉末年提倡过度复仇：反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无论怎么报复都不过分，你杀我一个，我灭你全家。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变态的法律文化土壤之上，曹操才以大屠杀的形式为他的父亲复仇。在真正的杀人凶手已经劫了财宝逃跑、实在无从寻找，陶谦本人防守又做得比较好、无从讨伐的情况之下，曹操“恨乌及屋”，连徐州的老百姓都不肯放过，将之当作了泄愤的对象。但是，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观念，并不能为曹操的罪行辩护，公道自在人心。
为报家仇，曹操大开杀戒，几十万百姓无辜丧命。这次疯狂杀戮，不仅给曹操的人生留下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也给他的王图霸业带来了终身无法消除的严重危机。具体来讲，曹操的暴行，给他带来了两点不利的影响。
第一，成就了他的对手。
袁绍没有资格充当曹操的对手。奸雄曹操终其一生的对手，是枭雄刘备。曹操说过：“放眼当今天下，能够担得起‘英雄’二字的，只有你我二人。”在东汉末年的天下，刘备始终以反抗曹操为旗帜，聚集了各路反曹的力量，成就了自己的功业。
刘备，据他自己说是汉室宗亲，但其实亲属关系非常遥远。他是汉景帝的子孙，中山靖王的后代。到东汉末年，皇室血统早已稀释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三国演义》塑造了很多经典人物，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人对三国人物的认知。《三国演义》对许多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改编。我认为，改编程度最严重的，当数刘备。《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人君子，道德宽厚，成天哭哭啼啼。实际上，当时的有识之士，最常形容刘备的一个词语是“枭雄”。何谓枭？枭的本义，是猫头鹰。传说老猫头鹰孵化出一窝小猫头鹰之后，精力耗尽，无力捕食猎物喂养幼鸟，只好用鸟喙叼着一根树枝，身体自然下垂。幼鸟就啄食母鸟的身体，直到吃得只剩一个脑袋，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所以，“枭”的字形，就是一个鸟头挂在树枝上。
刘备就是和“枭”一样的狠角色。他出身贫苦，早年曾经以编织草席、贩卖草鞋为生。《三国志》记载，刘备不喜欢读书。他喜欢飞鹰走狗，喜欢听刺激的音乐，喜欢穿华丽的衣服。但是他为了出人头地，曾经拜在汉末大儒卢植门下读书。读书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只是为他增添了一层儒雅的外表。刘备早年曾经做过县令。上级派一名督邮到县里视察。督邮想要索取贿赂。刘备勃然大怒，冲入督邮休息的旅馆房间，揪着他的头发拉出门外，将他捆绑在一棵大树上，举起鞭子，狠狠抽打了一百多下，甚至动了杀心。在督邮苦苦求饶之下，刘备才收敛杀心，将县令的大印挂在督邮脖子上，扬长而去。《三国演义》作者觉得此事不利于塑造刘备仁义的形象，就移花接木，将这件事情安插在张飞身上。实际上，这事是刘备干的。这就是刘备，拔刀就敢杀人的一世枭雄。
刘备在汉末群雄之中，实力最为单弱，先后投奔过很多军阀。但他每寄生在一个军阀的羽翼之下，都会迅速吸收对方的实力，乃至反噬对方。陶谦的徐州、刘表的荆州、刘璋的益州，都是这样被刘备拿下的。刘备就像幼小的枭鸟一样，善于反噬寄生的母体。这应该是时人将刘备称为“枭雄”的深层意义。
这只弱小的枭鸟，居然懂得以“仁义”为幌子，从枭雄转变为仁君，正是拜曹操所赐。
曹操进行徐州大屠杀时，刘备官居平原相，寂寂无闻，实力很弱。陶谦被曹操打急了，病急乱投医，向天下各路军阀广发求救信：谁能帮帮我，可怜可怜徐州百姓！天下军阀只当没听见，没人应急。只有刘备，虽然势孤力单，却二话不说就来了。刘备不仅来了，而且居然帮助陶谦在郯城抵挡住了曹操的进攻。不久以后，陶谦因为年纪老迈，又担惊受怕，一命呜呼。临死之前，他把徐州当作一份谢礼，送给了刘备。
刘备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不妨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刘备后来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曹操过于严厉，我就宽缓一些；曹操过于残暴，我就仁义一点。反正每件事都和曹操反着来，这就是我刘备成功的秘诀。
刘备在徐州之战以前，摸爬滚打十几年，始终不得要领，最终只混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平原相，手下只有一千多杂兵，地盘小得可怜。但在徐州之战中，他尝到了对抗曹操的甜头，得到了启发，认清了自己的定位。曹操曾以反抗宦官、反抗董卓、反抗袁绍为定位，最终成就了今日的霸业。但是正如尼采《善与恶的彼岸》所谓，“与恶龙缠斗既久，自身亦将成为恶龙”，曾经以反抗强暴著称的曹操，自己也蜕变成为施加于平民头上的强暴。刘备终其一生，以反抗曹操为号召，居然得以与曹操鼎足而立，这不是偶然的。徐州之战，就是枭雄刘备披上仁义外衣、竖起反抗曹操大旗的起点。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记得：曹操向徐州高高举起屠刀、重重砍下，刘备奋不顾身挡在徐州百姓面前、抵御曹操之时，在徐州的琅琊郡，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目睹曹操的残暴与刘备的仁德。他迫于徐州战乱的局势，不得已追随叔父背井离乡，远迁荆州，隐居于襄阳城郊外的隆中。十三年后，这位少年长成了“容貌甚伟”的文武全才，在隆中草庐之中，静静等候刘备的到来，与他携手共同对抗横暴的曹操。这位少年，就是诸葛亮。
第二，逼反了他的队友陈宫。
前文讲过，历史上的陈宫，并不是“捉放曹”的男二号；实际上，他是曹操早年间的一位得力助手、左膀右臂。当初，兖州的长官战死，兖州无主。正是陈宫为之游说，令曹操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获取了这块立足之地。此次曹操出征徐州，陈宫就负责留守兖州。曹操在前方大屠杀，陈宫在兖州感到无比寒心，深悔自己认错了主公。他此时的心态，应该和《三国演义》虚构的陈宫看到曹操屠杀吕伯奢时的心境一模一样。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速之客从长安千里迢迢跑到兖州来了。陈宫就趁此机会背叛了曹操，把兖州这块曹操的大后方、唯一的根据地，拱手送给了这个不速之客。
曹操一次非理性的暴怒，成就了对手，逼反了队友。十余年辛勤的奋斗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