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且看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1 / 2）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秦始皇固然狠辣，但是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

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起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又进封为隋王的。他的皇帝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他。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

他心里毕竟发虚，坐稳帝位后，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

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

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

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

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

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隋书》）。

——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好皇帝呀！

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

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

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各个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熔化了铸新钱。

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派人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

得了圣旨，各州县行动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前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

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

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

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

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把隋文帝的身边的嫔妃全部关进了小黑屋。当天，隋文帝就蹊跷地死了，外界都怀疑是杨广下的毒手。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性骚扰事件。

这位阴谋夺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实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台以后，吏治大坏，钱币私铸死灰复燃，且偷工减料很厉害。不用说，这又是一轮通货膨胀，谷米涨到了每石三万钱。

隋朝的物价指数，涨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货币哪里能够用？到后来，堂堂大隋朝，人们竟然剪铁皮、裁皮革、糊纸壳（硬纸板）当钱！

纸壳子当钱，全世界仅有一例吧。

败家子啊，杨广！

他上台后，声色无度，到处游玩（巡幸），三次征高丽，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国的油门给踩到了极限。

执政第8年时，山东大旱加上大疫，他却密诏江淮地方官给他物色民间女童。

他驱使男女民工百万人开凿大运河，又三次坐龙舟到扬州去玩耍。据《隋书》等史籍的记载，南下扬州的船队绵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两岸有骑兵护卫，还要500里内的州县为这支队伍“献食”，一个州就要运送美食100车。

不过专家指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奢华，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夸张，但他每次南行都带上满朝文武却是事实。

即便如此，隋炀帝的南巡，也是7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华之旅。

横征暴敛，再加上刑法严苛，这简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执政13年时，果然就爆发了烈火燎原似的民变。闹了两年，直闹得遍地义军、群雄蜂起，在扬州游玩的隋炀帝被困住了，最终被部下所杀。

玩吧，把脑袋玩丢了，就痛快了！

已打好百年大业基础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这样的主儿，忽一下就塌了。

说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个创举，在这儿要说说，那就是“公廨钱”。

隋文帝开皇初年，朝廷发给京官与各地官员一笔钱，让他们投资商业生利，用赚来的钱作办公经费。

这就是“公廨钱”，是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资本金，官员可以用它投资，也可以放贷。

这个想法的初衷很好，办公经费自己筹，不用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

官员不是圣人，官场沾不得钱，这是被无数先例所证明了的。你再怎么是开皇盛世，也挡不住官员大多都姓“贪”。

实行8年之后，工部尚书苏孝慈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公廨钱发下去之后，各级官员就一个心眼放高利贷，“惟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隋书》）这话的意思，咱们都能领会，说得还是相当克制的。什么叫“败损风俗”？是当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又观察了3年，发觉确实不行，才下诏禁止用公廨钱放贷取利，而投资经商还是允许的。

总体来说，大隋朝的开国气象很恢宏，给咱们民族争了气。虽然它很短命，白白给后来的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劳、它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住。

开一个国，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败掉一个国，却很容易，而且会死更多的人。

葱岭之下有一个神秘古国

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

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

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北史·西域传》）。

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

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

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就感到亲近，立刻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

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就记载着高昌国在金融方面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作“高昌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

这种“高昌吉利”钱，有大、中、小等多种版别，钱质上有红铜和青铜两种，钱体厚重，钱文为隶书，顺序为旋读，背面无文，铸造水平相当高超。此钱于1928年曾在吐鲁番出土一枚，迄今存世大概也就两枚，堪称火星级珍宝。我等小民，不说它了也罢。

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

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和美女都全免了。

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当今“金融资本”运作深得其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

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又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曾路过高昌。

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

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

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

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

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

——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

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言为心声。

这高昌国的人，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嘛！

华夏人从来就是天才的商业民族

我们终于到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老百姓苦哇！

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

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无辜百姓，招谁惹谁了？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

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

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所以，何谓好皇帝？

能给百姓以和平，能给百姓以安宁的，就是好皇帝——只这两条，再不用别的。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

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

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

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

《尚书》里说：“民惟邦本。”

不错，一点也不错！

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

——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

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

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始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

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

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

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

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

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

巍巍长安，以其繁荣在海内外声名远播，引来了众多“胡商”，城内常年居住着大量侨民。这些“外商”在城中从事200多种不同行业，开的店铺有好几千家。

所谓“长安百万家”，这已经是令人惊叹了，再加上往来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长安成了世界头号贸易中心，周边国家人人向往之。

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渐被突破，小区里也可以开店了，城市周边甚至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

交易时间上也不大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

可是经济一发达，老百姓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

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

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增值，这就是和谐。

所以古人往往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式。

二是，自从儒学成了意识形态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历代统治者。

这两条文化传承汇集起来，就使得统治者始终有偏见，认为一门心思钻钱眼儿的商人是异类，有点来路不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