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汉武帝是“国家货币”创始人（2 / 2）

这种皮币，有点类似纸币，价值是完全抽象的，但不能流通，因此不能算是货币。

据考证，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官府还铸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铁五铢钱（《汉书·梅福传》）。

顺便说一句，在西汉，我们的老祖宗就发明了纸，也就是纸的老祖宗——麻纸。不过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中国的出现，还要再等1000年，也就是宋仁宗时代才出现世界上第一张纸币。

把西汉的钱币史看下来，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看得出来，钱币发行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富豪阶层博弈的过程，看谁最有本事以钱捞钱。

西汉货币发行的混乱，经过了93年才最终稳定下来，而且用的还是秦始皇的老办法——中央统一发行。

看来，聪明的统治者一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好政策，蠢笨的统治者要几辈子才能搞明白。至于那么迟钝吗，不知道他们的脑子怎么长的？

中国最早出现的私人银行家

西汉的货币成熟以后，金融业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赈贷功能也完善了，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

从西汉的古籍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有“振贷”这个词。由此可知，赈贷一词的“赈”字，最早是写作“振”字的，振，就是“使之重振”“让人挺起腰板来”之意。

当时的政府还鼓励富豪以私人身份赈贷，借钱给贫民发展生产。《汉书》上记载，汉武帝为了表彰私人赈贷的典型，曾要求地方上把有关名单报给他。

那时的赈贷，主要是口粮和种子，有时政府也贷给贫民耕牛和农具。农业大国的君主，多少还知道一点农民的疾苦，有的会适当免除穷人的债务，规定凡是贷了种子但没有收获的，“皆赦之”；凡是因灾害收成不好的，“勿收责（债）”。

看来那时候的穷苦农民，偶尔也有贤明的皇帝给罩着。

民间的高利贷专业户，在西汉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首都长安附近就有一个金融市场，专门供人做放贷生意。放贷专业户被称作“子钱家”，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私人银行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职放贷不同，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子钱家”里面的佼佼者，也有名扬后世的。

汉景帝三年（前154），国内爆发“七国之乱”，也就是皇帝的亲戚闹着造反。那位铸钱发了大财的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首先反叛，紧接着楚、赵、胶西、胶东、淄州、济南等六国诸侯王相继造反。

中央政府在出兵征讨他们时，也征召了一批住在长安的王公贵族从军。王公贵族们要自备军需，钱不够，就向“子钱家”借。

但是当时的形势不明朗，谁胜谁负还不一定。许多“子钱家”犹豫观望，怕政府军万一败了，借出去的钱可就打了水漂了。

只有一位银行家无盐氏有政治头脑，他看出诸侯王“以下犯上”成不了大气候，果断借出一千金。

形势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告平定。无盐氏开始收回本金和利息，一年中竟然收息10倍，也就是1000%的利，一下子成了关中巨富。

可惜这位成功的私人银行家，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复姓“无盐”。

除银行家放高利贷之外，有的商人也兼放高利贷。在鲁这个地方，有位冶铁商人叫曹邴氏，在当地到处放贷或赊销，大获成功，甚至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择业观念，家家都以经商为荣。

在利益驱动下，有的王侯贵族也参与放高利贷。《汉书》记载，一个“旁光侯”（这个爵位太难听），就曾因“取息过律”被免了侯爵；另一个陵乡侯，也因“贷谷息过律”而被免去爵位。“过律”，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看来那时候法律对利率还是有限定的。

有的贵族自己不放贷，但利用权势帮高利贷者讨债，然后参与分利，就跟现在有的执法人员插手经营一样。

在高利贷的逼迫下，贫苦农民几乎是没有活路。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报告说，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国家赋税，有家产的，半价卖掉用以缴税；没有家产的就只好借高利贷。借贷的利息是一倍，也就是100%的利！还不上，估计就要家破人亡。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据司马迁估计，汉代各行各业都有20%的利润，放债也不例外，大致就是这个利率。

古代的商业发达以后，当然也会出现商业信用，也就是赊销赊购。这方面最早的记载见于秦代。

刘邦还没拉队伍起义时，是秦朝的一个乡镇干部——泗上亭长。他那时经济状况不大好，就经常向小店老板赊酒喝，还留下了“债券”。传说店家看到他醉卧时身上有龙纹，知道绝非凡人，于是纷纷“弃责”，不敢向他要钱了。

在出土的“汉简”（汉代文书）中，关于赊购的记录很多，而且有的还是债券，上面写有赊购人姓名、住址，赊购的物品名称和价款，此外还有证明人的姓名，非常正规。

到了此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在西汉已经初具规模，除了没有储蓄银行，什么都有了。

对公务员来说，汉朝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汉朝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工资制度。秦朝以前，干部是怎么发工资的，大概都稀里糊涂，汉朝才明确了各个级别的“薪俸”标准。但那时候不是发月薪而是发年薪，不是发钱而是发粮食，干满一年才给。

到了东汉，除发粮食以外，也发给一点钱。唐以后，官俸大部分发钱；到了明朝中期改为完全发钱，跟现在一样了。

至于我国现代一般实行的“月薪”制度，则是起于南朝的宋。在年薪时代，官员的俸禄是在农历节气“芒种”这一天发放，如果没等做到芒种就辞官了的，年薪归接任者所得。

这样的规定，大概有保护农民利益的考虑在内，让想走的官员起码布置好了春耕工作再走。

由此可知，年薪是比月薪更古老的工资制度。但是风水流转，如今拿“年薪”又成了时髦事。比较牛的白领谈到自己的收入，一般都讲年薪是多少。

古人早就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到了西汉，古代货币就算进入了成熟期，货币的形状、铸造、发行和信用都稳定了下来，人们开始感觉到了“钱”的可靠——爹亲娘亲，不如自己的钱亲。

我们在小时候，大概都用过存钱罐，攒点零花钱。这东西的学名叫“扑满”，就是在西汉时期发明的。一般都做成小动物状，钱装满后，要砸碎了才能拿出来。

古代有一本专门记载西汉风俗的书籍《西京杂记》（相传为东晋葛洪著），说扑满是用陶器做的，有入口、没出口，把钱塞进去，“满则扑之”。扑，就是摔碎。

中国在清光绪之前，没有银行，老百姓想储蓄，大概用的都是这个扑满之类的方法。

是啊，把钱存起来，比什么都牢靠。这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有效。那些不相信储蓄、老想着玩花活一夜暴富的，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吧。

钱这个东西，不好玩，不能马虎对待。古代的人，早在战国时期就明白这个道理。战国时有人伪托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之名，写了一本《管子》，里面所说的货币理论，就相当成熟，说的几乎就是秦汉时代的货币现象，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管子》里的内容，起码有一部分是汉朝人写的。

研究《管子》，会有惊人发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解决了令当今官员头痛欲裂的“三农”问题。

《管子》里提到了一个“环乘之币”的金融政策，当是秦汉时期曾经实行过的农村信贷措施。

所谓“环乘之币”，说白了就是农业基金。这个政策，要求各郡县官府摸清上、中、下三类土地的亩数，摸清各农户人口数，然后设立一个贷款基金。到春耕时，按照不同等级、数额给所有农户发放种子贷款。

到秋收时，农户留足了口粮后，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

如果贫户歉收，连口粮都不够，官府还要发给口粮贷款，总之让你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至于饿死。欠款就先欠着，总有一年你能缓过劲来，成为余粮户。

这个“环乘之币”所起的作用，一是能保证生产，二是能控制粮价，三是能救济贫户，四是能控制住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规模。

古代的农村可能比较好管理，就这么一点“环乘之币”，便解决了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没有逃荒的，没有种不起地的，没有粮价的非正常波动，没有农村地区的通货膨胀，没有奸商插进来上下其手。

这种以货币基金来刺激生产、控制市场价格与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是我们老祖宗的独创。欧洲还是在“一战”以后，才开始采取这种办法的。

还要说一下，“环乘”一词的“乘”，是“利用”之意。环乘，就是循环利用。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有一点震惊——古人与今人，究竟谁更聪明？

秦与汉都是统一的农业大帝国，能管住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绝非无能之辈。

农业是一门精巧的行业。管理农业，一不能蛮干，二不能愚蠢。不学格林斯潘也就罢了，连老祖宗的东西如果也不学，他还凭什么坐在那里执政？

《管子》的“环乘之币”讲得多么好啊！可惜，古时的货币基金是用来惠民的，而今天的货币基金是砸老百姓的钱不心疼的。

“基民”朋友们对这个，大概体会最深。

总之《管子》这部奇书，闪光之点不止一处。它还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货币量数说”。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学的概念，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如果国币有九成在国库，一成在流通中，币重而万物（商品）轻。如果全部国币都放出来，则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量，来调节商品价格、平衡供需关系。在流通领域里投放的货币少，商品就不活跃，且价格偏低；投放的货币多，商品就增多，物价也会上涨。

这个理论，在当今就叫作“货币量数说”。欧洲人在16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比我们老祖宗晚了起码1600年。

现在不是老愁着不知怎么办才能拉动“内需”吗？

你不放钱出来，怎么拉动“内需”？银行捂着钱袋子不敢撒手，生怕搞乱经济，那经济怎么能保持高速增长？企业怎么能有生产热情？老百姓怎么能有购买的欲望？

这道理，用不着老祖宗教吧？

《管子》里多处提到了“币上谷下，币下谷上”，也是同理。钱不放出来，物价就上不去。钱放出来了，东西也就值钱了。只因为房地产一个行业疯狂抬价，就收紧了所有的钱袋子，是为不智。而且，房价的疯长，也是你对这个行业放款太多所致，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