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1 / 2）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题记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十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遭到苏联拒绝。
眼见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制造了“曼尼拉事件”，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25公里，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准备开战。
1939年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共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
苏联为侵略芬兰进行了部分动员，摆开了要把芬兰一口吞掉的架势。反观芬兰，它只是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人，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水平，大炮多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甚至还有1887年制造的没有现代助推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28辆一战时的法国雷诺战车和10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这些武器射击准确性较高。
但是，芬兰军队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与芬军交战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战争爆发后，许多苏联士兵称芬兰军为“白色死神”，可见芬兰军出其不意的杀伤力。芬兰军最喜欢的目标是补给车队和野战厨房，这些目标不但容易攻击，而且还可以让大量苏军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决时，罪名之一就是丢掉了55个野战厨房。
在苏芬战争中，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苏联空军于开战首日即对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大都市进行空袭，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燃烧弹。然而，面对芬兰的指责，莫洛托夫却恬不知耻地称：苏联空军并未轰炸芬兰，而是为芬兰部分城市内饥饿的工人空投“面包”。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将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
在冬季游击战期间，芬兰军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以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对苏军阵地与车辆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多以酒瓶为容器，芬兰官兵称之为“这是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于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成为汽油弹的别称。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到3月5日，芬兰军已濒于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日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3月13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共计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并把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
芬兰军总司令痛楚地说：“该协定给我国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则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芬兰抗击苏军，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前后不过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万人，伤15.8863万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字。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在战争中实际受伤上百万人，死亡20万人以上，苏军全建制被芬兰军歼灭的就有第163师、第44师、第54师、第18师、第168师，第122师和第88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万人，而芬兰军队只有2.3万人阵亡，4.7万人受伤（战争期间，芬兰正规军进行了扩编）。
更可贵的是，芬兰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独立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农业总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问题。
对于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一独立就公布了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疾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顾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有人担心政府没钱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就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哪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问的人大为担心，说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跟它拼命就是，不能让它伤害到人民。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国家等于是还没建立，又谈何保卫？”
芬兰独立后的20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真正尽到了国家的职责，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
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做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做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也没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因为，芬兰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祖国。保卫芬兰，实际上就是在保卫自己的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全由芬兰政府进行赔偿，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由此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然而，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但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还是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说得更实在，他后来承认：“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它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
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了许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时，无疑使和芬兰军队同样高素质且有更精良装备的德军信心大增。
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芬兰是胜利者，但芬兰的三个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却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厄运。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莫洛托夫连忙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指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爱沙尼亚外长率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莫斯科当局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对爱沙尼亚使用武力。”
莫斯科当局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做出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被迫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签订的那一天，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但是，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做了明确规定：入驻须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苏联成功地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领导人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体来说，这是迈向友好的一步，但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其实都心知肚明。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解释，拉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同时，拉脱维亚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苏联将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内，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应立即撤回。
莫洛托夫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的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么做，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了立陶宛。
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长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立陶宛外长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说：“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道，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立陶宛外长被迫做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它们签订“互助”条约的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它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莫斯科当局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需要。为此，莫斯科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你们应当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