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知耻后勇图自强（明治维新，跻身强国）（2 / 2）

针对这样的形势，以大久保为首的明治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首先，要对鹿儿岛进行宪政改革；其次，派内务少辅到鹿儿岛视察；第三，派中原警部潜入鹿儿岛探查私学校动静；第四，将鹿儿岛内陆海军管辖的武器弹药转运大阪，防止私学校利用。这四项措施的第一、第二项由于鹿儿岛知事的阻挠没能实行，第三、第四项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1877年1月，日本警视厅派中原警部等人潜回鹿儿岛，对私学校的成员晓以大义，进行挑拨离间和瓦解工作。同时政府雇佣的轮船抵达鹿儿岛港口开始转运军火。私学校的士族及时向筱原国干报告了这件事，筱原当即声称：“这是断我手足，今日不决，后悔莫及。”于是指示私学校成员抢夺军火。同时，私学校的士族逮捕了中原警部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迫使中原承认有暗杀西乡的阴谋，中原被屈打成招，被迫在供词上按了手印。鹿儿岛西南士族的叛乱就此爆发。

1877年2月3日，西乡隆盛回到自己的住宅，途中写下一首诗：“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勋。百千穷鬼吾何谓，脱出人间虎豹群。”由此诗来看，西乡隆盛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

2月5日，鹿儿岛私学校开始招兵，当日募兵超过三千人，最后鹿儿岛的私兵累计超过三万人。因为鹿儿岛原称萨摩藩，因此，跟政府军相对应的叛军就被称为萨军。萨军把私学校本校改为大本营，召开了作战会议。

会上萨军将领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全军直奔长崎，夺取军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突袭大阪，一路占领东京，争衡天下；中策则是留下若干监视兵力，控制九州的中心熊本城，然后，主力在本州登陆，占领大阪，控制日本的西国地区，等待天下的响应；下策是全军进击熊本，控制整个九州，徐图中原。

西乡隆盛的弟弟小兵卫力主上策，而西乡的左右手桐野利秋却认为不可，他说：“大军进兵，宜堂堂正正，明目张胆，纵横天下，而今用奇兵，有愧义兵之名。”又说什么“镇守熊本镇台的守兵，不过是区区百姓之兵，若敢阻我去路，唯一鼓而驱之”。

经过一番讨论，西乡手下大将村田新八、别府晋介等人都赞同桐野利秋的主张。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下策，全军向熊本城进发，由此埋下了西南战争萨军失败的伏笔。

萨军整编之后，全军分七个大队，以西乡隆盛为总指挥，每个大队十个小队，每个小队两百人。当时萨军主力是私学校的士族，一共一万三千人，再加上各地响应的部队，总计大概三万人，还有少量的炮兵。

叛乱的消息传到东京，早有准备的政府军立即展开行动，迅速调集军队平叛。19日，天皇颁布敕令，组成了征讨军团，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征讨总督，陆军卿山县有朋、海军卿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军团下设两个旅团，各由两万人组成。随着战局的进展又增设了三、四旅团，以及别动一至五旅团。前后总共出动陆军五万八千人，海军十一艘战舰，兵力两千人。

2月21日，萨军强攻熊本城，打响了西南战争的第一枪。当时，熊本城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只有两千人，镇台司令官谷干城决心坚守城池。谷干城说：“大唐之所以没有在安禄山之乱中灭亡，都是因为张巡坚守睢阳城。如今，熊本城就是睢阳城，熊本城之存亡关乎天下之安危，岂能贪生怕死留下千秋骂名？”从谷干城阵前鼓励军士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多年，日本武将们仍然熟悉中国的历史典故。

于是，谷干城积极布防，使萨军的攻城战打得非常不顺利。好莱坞大片《最后的武士》中描绘谷干城战败，被萨军斩首，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萨军强攻熊本城，按照最初的想法，即使全军死伤过半，也要拿下。不料由于守军殊死防守，萨军攻势接连受挫，进展无望，士气低落。打了两天之后，萨军将领不得不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强攻，改为长期围困。

战机转瞬即逝，就是这几天的攻坚战，贻误了萨军的战机，政府军已经完成了出兵的准备。

萨军停止强攻熊本城之后挥兵北进，而政府军已经从九州北部的福冈南下，双方展开了激战。两军呐喊之声与炮声相混杂，震天动地，硝烟遮天蔽日，天色为之暗淡。萨军也装备了大量的步枪，不像《最后的武士》里演的只有武士刀和弓箭，只不过枪支数量比政府军少，最要命的是子弹比政府军少。激战当中，政府军第二旅团司令受伤，而萨军得力战将、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战死，政府军步步进逼。

接下来的吉次之战中，双方展开恶战。史书记载，所费弹丸约数十万发，堡垒壕沟，延及数百里之间，为弹夹所盖，死尸纵横，流血淋漓，其惨不可言状。因此，吉次也被称为地狱脊。吉次之役，萨军主将筱原国干身亡，政府军的野津道贯也险些丧生。

吉次之战之后，双方又在田原坂展开了激战。田原坂是丘陵地带，顶部凹进，恰似胸墙壁垒，坡道险峻，断崖绝壁，草木横生，易守难攻。开战之后，政府军突入萨军前沿，登上坡道，受到了萨军居高临下的猛烈射击，陷入了进必伤、退必死的境地。尽管野津少将亲自督战，酌酒助威，仍然无济于事，最后只得迂回进攻。田原坂的殊死战斗，历时十七天，萨军还是因为兵力单薄、弹药缺乏、战术拙劣而最终失利。

田原坂之战关系大局，尽管随后萨军又对官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而且互有伤亡，但是萨军基本是败局已定。田原坂激战正酣之时，山县有朋向征讨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建议，另组一军迂回到萨军背后登陆，切断萨军。他跟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说：“鹿儿岛人的气质是只知道勇猛前进，不知道后退，唯以突击为主，不善于随机应变。如果我们乘其不备，占领萨军背后的阵地，即使一时不能战胜，也可以使他有后顾之忧。”这一策略深得军机要诀，立刻被亲王采用。

政府军在萨军背后成功登陆，立刻使萨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政府军前后夹击，萨军尽管拼死抵抗，无奈苦于大势已去，只好被迫向人吉退守。政府军一鼓作气，死攻人吉。萨军原以为可以在这儿支撑两年，不料政府军迅速占领了人吉。萨军只好向鹿儿岛境内退却，政府军一路尾随，攻至鹿儿岛县境，此时的萨军已如丧家之犬。

8月14日，西乡亲自指挥全军在可爱岳同政府军展开最后决战。此时的萨军已经被围困在方圆一里的峡谷中间，供他选择的道路只有三条：第一，投降；第二，全部战死；第三，拼死突围。

西乡决定率军突围，他烧毁了起兵以来携带的各种文件，连同自己的陆军大将制服。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西乡笑着回答：“今百事瓦解，皆已无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耳。”英雄末路的心情跃然纸上。

随后，西乡率队登上可爱岳，开始突围，半月时间，行程百里。但是由于政府军的部署十分严密，各旅团在鹿儿岛地区要害之地筑了堡垒，挖起深沟，设置栅栏，并且把木钉埋在地下，挖成陷阱，日夜派哨兵警戒。大炮、步枪连续射击，飞鸟伏鼠都不能通过。政府军对西乡所在的城山围困了二十三天。随同西乡回到鹿儿岛的萨军大概只有三百七十人，这些人中有枪的不过一百五十人。

1877年9月23日，武士们最后一次把酒当歌，其中一位武士唱着悲凉的和歌：“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之所。”秋风骤起，月光下的海面凄凄冷冷。

9月24日，最后的武士们的光辉，在美丽的旭日初升中落幕。西乡隆盛和亲从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着便装，挥武士刀，向政府军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他们跟政府军战线之间有一条相对开阔的坡路，坡路尽头还有一道由政府军建造的堡垒工事。因此，他们即便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工事杀入敌军。换句话说，西乡和他的武士们并非真的想要冲入敌阵，不过是想尽可能地在离自己的对手更近一点儿的地方，完成他们在人生和历史舞台上的演出。

政府军早已发现了他们，一时间，弹如雨下，子弹呼啸着飞来，一些武士中弹倒下，另一些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理冲击，到路边剖腹自尽。其他的簇拥着西乡继续前进，最后西乡也身中两弹，倒在路边不能再前进了。他用手支撑起庞大的身躯，仰视着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声喊：“阿晋，就在这儿动手吧。”

前天夜里，西乡自知必死，要求别府在关键时刻砍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别府含泪，待西乡切腹后，仰天大呼，挥刀斩下了西乡的首级。追随西乡的武士们眼见西乡死去，泪流满面，仰天长啸，在道边纷纷拔刀自尽。

号称西乡左右手，也就是给西乡出下策的桐野利秋，是武士道精神最忠诚的拥护者，剑术高强，号称“人斩”，直冲到堡垒之上，格杀政府军数人之后，死于弹雨之中。他的表弟别府晋介，还有其他萨军将领的结局，也都无外乎自刃或战死。

萨军余部一举被歼，战死者一百六十人，投降者两百余人。

西南战争结束之后，长崎一位僧人曾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这首诗，真正切中了西乡的心境。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这场叛乱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九州全境，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生的最大规模内战。政府军战死将近七千人，负伤者九千余人，累计伤亡一万六千人；萨军战死六千多人，负伤人数不明。当然了，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

这场内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以倒幕派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问题。西南战争平息之后，武士们的武装叛乱基本停息。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曾经辉煌的武士时代终于落幕了。

西乡隆盛战死于西南战争，他的故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传颂，甚至后来明治政府也给他恢复了名誉，授予他正三位的品衔，并且在东京上野公园立了他的铜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西乡隆盛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是充满了疑问。

西乡在整个战争中表现低调，除了最后一次是亲自指挥士兵冲锋、死在前线之外，基本很少出现在萨军视线之中。他住的地方也离战场很远，据附近的农民们回忆，他们在战争期间趁乱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时候，经常看见西乡带着狗在悠闲地打兔子。正值萨军在仁吉浴血奋战的时候，又有几个逃兵看见西乡牵着狗在树林里打兔子。按照史料记载，西南战争期间，西乡隆盛总共打了十多次兔子，对于打兔子的兴趣远远大于打仗。而根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西乡的住处比兔子的窝还多，今天住村里，明天住庙里，后天住洗浴中心，就是很少住在军营之中。

如果这两件事属实的话，将其联系起来看，可以推断出西乡隆盛可能不想打仗，也许他是被胁迫的，因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儿，哪位统帅能忍心让手下在前面拼命，自己却在后面打兔子？而且西乡隆盛很少住在军营，说明军事决策基本上都不是他下达的。

西南战争真正的指挥者可能并不是西乡隆盛。由于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而叛军需要一个偶像来唤起更多的人参与造反，西乡正是这样一位偶像，而西乡也乐于充当这个偶像，为他最后的人生画上壮丽的一笔。

西南战争爆发之时，木户孝允已经缠绵于病榻，得知老朋友西乡隆盛兵变，大声惊叫：“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喊完之后，就收拾东西要去找西乡隆盛算账。可惜壮志未酬，几天后，年仅四十四岁的木户孝允就病死了。

西南战争结束后，1879年5月的一个早晨，大久保利通在自家的会客室接见一位地方官，其间他说：“明治政府已经建立十年了，这十年国家虽然多有战事，但是国民和政府创业激情不减，你我成了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今后十年是新一代的十年，我们要多多提拔年轻人，让他们担当起建设国家的大任。”

说完话，大久保坐上马车，准备去上班。在马车上，他还认真地文件，忽然一阵喧闹打断了思路。大久保从车里探出头，一瞬间白光晃得他一阵眩晕，紧接着几个带刀武士出现在他面前。大久保利通明白自己的末日到了，但是他脸上毫无惧色，大喊：“妖孽，休要猖狂！”说完话，还把手上的文件用丝绸包好，藏于身下。

那几个刺客手持利刃，刺向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胸前绞痛，依然毫无畏惧，抬起头目视刺客，声若洪钟：“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无耻之极！”说完之后，倒于血泊之中，号称“东洋俾斯麦”的一代英杰就此陨落，时年四十九岁。

明治三杰全部去世之后，历史进入伊藤博文的时代。大久保一死，伊藤博文就出任了日本内务卿，但是他并不是大久保唯一的接班人。大久保还有一个弟子是大藏卿大隈重信，大藏省相当于国家的财政部。

主管财政的大藏卿，此时已是焦头烂额。因为政府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经费，发行了四千二百多万日元的纸币，由此带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政府收入减少了一半。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政府资金匮乏，殖产兴业的政策无法继续执行。大隈重信为了筹集资金，提出了要借五千万日元外债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为由，否定了大隈重信的计划。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而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明治维新开启民智而形成的自由民权派向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的请愿书。大隈重信也向天皇递交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主张在1882年选议员，1883年开国会。更为激进的是，大隈重信想在日本建立英国式的政党内阁，把主要的政治权力赋予民选的议会，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阁。

而之前明治君臣一致心仪的是德国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管拨款。大隈重信的立宪论，遭到了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跟自由民权派是一伙的，于是大隈就被炒鱿鱼了。

随后，天皇发布了1890年开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独揽大权。除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之外，明治政府还有一项基本的国策是文明开化，也就是学习西方社会的生活习俗。

井上馨出任外务卿之后，在和欧美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感觉到困难重重。因此，他提出把日本变成一个欧洲化的新帝国，才能跟世界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主张。

在井上馨的指导下，英国建筑师建造了一个二层小洋楼，叫作鹿鸣馆，作为上流社会和西方人士的社交场所。井上馨经常在这儿举行舞会，邀请高官和他们的夫人、女儿出席，推行鹿鸣馆外交。上流社会改穿洋装、学跳舞、喝洋酒，当时身着洋装出现在鹿鸣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跟这种思潮相对应，当年在萨英战争时，把英国最后通牒翻译错的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理论，而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

伊藤博文在访问德国期间，曾经改信基督教，而且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当然了，考虑到日本浓厚的神道和佛教传统，他对此秘而不宣。想当年伊藤博文曾经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燃烧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愤青。二十多年转变之彻底，让人瞠目结舌。

1887年，伊藤博文在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假面舞会，伊藤自己打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新挽起了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怀旧的武士风格。

随着鹿鸣馆引领的欧化潮流，各种带有极端模仿意味的改良纷纷出炉，最夸张的是人种改良论。当时有一个日本记者叫高桥，认为日本人无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无法跟西洋人相比，因此提出跟西洋人结婚，用以改良日本国民的身心。

井上馨大搞歌舞升平的鹿鸣馆外交的时候，伊藤博文又出国了，明治政府派他到欧洲考察宪法。

伊藤博文在欧洲切实地认识到，英国国王虽然有王位，但是统而不治，日本如果照此行事，皇室仍然会丧失统治权，跟当年的幕府时期没有区别，显然不符合日本国情。他坚定地认为，由皇帝掌握权力的德国宪法最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开始着手改革日本政体，进行宪法的起草工作。

1884年，伊藤博文一手打造的华族令颁布。华族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五个等级，受封的有旧公卿、藩主和维新功臣。华族除了拥有很多特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在开设国会时设立贵族院做组织准备，以对抗民选的众议院。1885年太政官制度被废除，成立由天皇任命的内阁，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堵死了由民选议员多数党组阁的可能。

起草宪法的时候，伊藤博文说：“君权三分、民权七分为立宪，而我国民权三分、君权七分，亦为立宪。”

1888年，宪法草案公布于众。伊藤博文设置枢密院，自任议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1889年，日本传说中神武天皇建立国家的日子（2月11日），明治天皇在深宫中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祖先，新的国家基本法即将诞生。然后，明治穿上西装步入宫中正殿，沿着红地毯，踏上放有御座的高台。殿中肃立着外交使节和文武大臣，勋章、佩刀闪闪发光。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朝天皇走过去，把写有宪法的卷轴呈给天皇，天皇看也没看，转手交给了首相黑田清隆。随着首相接受卷轴，现场开始奏起了《君之代》，天皇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正殿。

对于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和庄严的时刻。1889年的这个早晨，伊藤博文心中的豪情犹如一轮初升的红日。

伊藤博文的这部宪法把专制和立宪糅合到了一起，一方面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一方面又规定统治权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内阁的任命，虽然形式上要经由天皇首肯，但实际上全部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九元老直接推荐，或间接征求元老同意才能产生。元老及元老会议，实际上是超越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机关。

宪法规定，军部大权不受政府议会的限制和监督。一开始元老们还能对军部势力进行弹压，明治后期以后，随着元老们渐渐告别人世，军部的势力开始恶性膨胀，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凌驾于政府和议会之上，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确立君主立宪制

尽管明治宪法被认为是一部最低标准的宪法，带有最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毕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使日本迈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帮助日本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仅此一点，伊藤博文就奠定了他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伊藤博文的亲家高岛吞象，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1832年生于江户，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易学大师，在日本素有“易圣”之称。

高岛利用《易经》进行广泛的占卜，小到寻找失物、天气预报、婚姻、买卖、疾病、个人气运，大到国家的军事、政治、国际关系，有事必打卦，一算一个准。许多占断结果，被日本天皇、内阁总理和各省大臣所采纳。他曾经准确预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战后条约的签订。

高岛四岁的时候，还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但是他的头脑非常聪明，无论什么样的书，他只要听过三遍，就能不忘。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出名的地产商，但是平时乐善好施。正是因为父亲的性格，为了造福他人，毫无道理地进行投资，最终耗尽了家产。所以当高岛吞象继承家业的时候，已经背负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由于他天资聪明，是个经商的天才，不但迅速偿还了债务，还成就了一番事业。

到了1861年，高岛由于从事货币投机买卖，被控告扰乱经济，逮捕入狱，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当时的监狱环境非常恶劣，管理混乱，牢头狱霸控制监狱，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监狱里频繁发生。至于狱中打架斗殴被杀，更是稀松平常。

高岛入狱是很不幸的，但是他在狱中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不知道谁遗留下的《易经》，这本书成了他在艰苦狱中唯一的心灵慰藉，而且依靠这本书神奇的预测功能，他在日后逃过了一场生死劫难。因为在狱中没事干，他只能埋头苦读《易经》，然后用纸捻做成蓍草为其他囚犯进行占卜。这种预测实践成为监狱中很好的娱乐活动，也提高了高岛的易学水平。因为他经常为别人进行占卜，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比较灵验，连监狱长都对他另眼相看，最后还给他提供了帮助。

1862年的某天，与高岛相处良好的一些囚犯提出了越狱的计划，高岛觉得风险太大，并且利用易经进行占卜，认为越狱行动不会成功。但是越狱还是如期进行了，最后以悲惨的失败而结束。由于高岛没有参加越狱行动，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严重的牵累。此后监狱长请他占卜，百占百验，帮助监狱长在仕途上获得了成功。作为回报，监狱长请求上级缩短了高岛的刑期。1865年，他被释放出狱。

由于这些生死经历，高岛对《易经》产生了绝对的信仰和依赖。出狱后，他到横滨成立了高岛屋木材店，因为修建英国公使馆而大获成功，广受好评。外国人赞誉他为日本第一木材商，订单纷至沓来。高岛建起了横滨最大的旅馆高岛屋，与政界、金融界的领导者们有了亲密的交往。其中跟他关系最深的就是伊藤博文，高岛的女儿日后成为伊藤博文的儿媳妇。

高岛还在横滨进行了填海造地的实验，现在的高岛町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同时，他设立了日本最初的煤气公司；他还很关心铁路施工，建造了东京到函馆之间的线路；他投资北海道开荒事业；出资开设了类似于公立学校的教育机关；还特别关注横滨的乡土史学家们。横滨能够成为大城市，离不开高岛这一代人的努力。

1877年，高岛以四十五岁的年纪从实业界隐退，把他的企业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理由是为了专心致志进行《易经》的研究。高岛在自己的府邸神易堂，给几乎所有的人算卦，下至平民的个人咨询，上至政府高官的国事讯问，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童叟无欺，分文不取。他说占卦不是买卖，不是为了得到物质，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观。他把有形的家产分给了弟子和家人，而无形的资产是《高岛易断》这部名著，聚集了高岛对《易经》的注释和他一生的占例。这部书对于学习《易经》占卦的人来讲，是必读的教科书，弥足珍贵。

1906年，高岛的亲家伊藤博文决定前往哈尔滨密会俄国财政大臣，协商两国在东北的利益冲突，为此要求高岛占卦。高岛给伊藤占了一卦，算出伊藤必然遇刺，所以他力劝伊藤取消行程，以免发生意外。但是伊藤没有接受他的建议，结果被刺身亡。

受到伊藤被刺杀的刺激，高岛深深体悟到人世无常，于是为自己未来行止占了一卦，卦辞告诉他，小人将得势，君子最好要知机退避。高岛深谙易理，因此毅然隐退。在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始终能保持名节，安享余年。

1914年的秋天，高岛闭上双眼，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他临终前知道自己的死期，生前就在灵牌上写入了自己的忌辰，预言将在那时离开世间。

不但在日本，就是在中国，对高岛的评价也非常高。民国时期，有一本《中国历代卜人传》，附录里面特别记载了高岛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