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坚船利炮叩国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1 / 2）
清廷在同英法交战、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皇权在不自觉中又进行了一次更替。清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这同幼主登位、决策者发生变故有关。
咸丰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贯强硬。恭亲王在兵临城下的时刻，几乎是别无选择地签订了《北京条约》，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逃亡承德的咸丰帝来做。咸丰皇帝不太愿意妥协，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留守北京的官员竟然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对外国侵略者心存幻想，对外夷由抵制转而亲近，他们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并在此后的很多年内一直力图维持这种关系，这与逃亡在外的咸丰朝廷是有很大分歧的。
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咸丰帝竟然病死在承德。咸丰帝身旁有几位作风强硬的抵抗派，以肃顺为代表，急欲维护清廷统治，希望能够纠正政府各种弊端。肃顺作风泼辣而严厉，颇受咸丰赏识，并逐渐取得了实权。咸丰去世前，立下遗诏，立5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并任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事。载淳的生母慈禧，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慈禧善于玩弄权术，同恭亲王商量，发动政变，处死了护柩回京的肃顺。此举得到列强的支持，1861年11月11日幼帝即位，年号同治。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在此后的47年中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清廷经过政权更迭，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政权上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稳定。之后，清政府内有恭亲王、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似乎景象一新。这段时期也被叫做“中兴”。有学者曾说过：“欧洲人的到来，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大与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外部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自我修复的需要，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另一个时代过渡。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武装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捻军趁太平军动乱时开始由原来分散的组织发展为联合作战。清政府对其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捻军在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雉河集站稳了脚跟后，频繁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令清廷很是头疼。
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他们的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朝廷继续派出曾国藩剿灭捻军。各地动荡的局势，使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农民军手中收复的城镇，民心需要安抚，民政需要恢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同样是一场考验。清朝出台了一套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办法，对于因战争受破坏的地方，田赋豁免。其他地方，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地方武装逐渐建立起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武装。清廷收敛起一贯的傲慢气焰，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录取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同时，兴办洋务，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合作。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未曾给中国太大的触动，“二鸦”给天朝带来的可是无限创痛。京师被洋人攻破，帝国都城三千多年来头一次被洋人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外逃，避难于避暑山庄，英年早逝一命呜呼。痛定思痛，朝廷决定改弦更张。
由于对如何解决国内重重危机，是否需要向洋人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等诸多问题上的差异，朝廷官吏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这也是洋务运动的目的。两派都是要维护清朝统治，但是怎么维护在手段上是有区别的。一方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就行了，一方说洋一把吧。洋务派跟顽固派进行了三场论战。
第一场是华夷之辩。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的统治和伦理道德。中国近代的探索举步维艰，小日本为什么一下子就成功了？甭管我跟谁学了，我都还是日本人。中国几千年都是人家跟我们学，现在我们跟别人学，学了以后我还是不是我？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你如果让我们学洋人的东西，那就是以夷变夏，如果中国人都认为洋人先进，北大清华毕业生都跑美国去，这不就是以夷变夏？当然这场辩论洋务派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因为甭管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其目的都一样，就是用洋枪火炮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保卫儒家文明。
第二场辩论是道器之辩。道是制度，器是技术。中国人是看中制度还是看中技术？当然是看中制度。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抵御外侮。洋人来了之后怎么抵御他？给他上课，讲四书五经，拿经书把洋人干掉，顽固派一帮人都是理学名家。洋务派说，大学士您说得太好了，但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已致酿成庚申之变”。恭亲王当朝问顽固派代表倭仁老师，下次若再发生庚申之变，联军打北京你敢不敢到前线去跟英国人理论，敢不敢披着你的甲胄，举着你的干橹去给人家上课？如果你敢的话，则本王唯大学士之命是从，吓得倭仁二十多天没敢上朝，说我脚崴了走不了。
第三场义利之辩紧跟而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安石就是这么被攻击的，整天修工厂弄铁路，不就是一帮小人嘛。最后朝廷明白了，皇太后也明白了，光在那儿嚷嚷口号，国库里的银子能自个儿长出来？洋务运动通过这场辩论基本上把顽固派的势力给打下去了，洋务运动兴起、发展起来。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总督和巡抚，他们掌握地方实权。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迁直隶，任职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直隶、河南和山东的军民政务。而由于直隶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曾国藩一走，遗缺就由李鸿章补，所以李鸿章也是两江总督迁直隶。
清中期以后对于地方大员定设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两江是最富庶的地方，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地盘也大。左宗棠是闽浙迁陕甘，张之洞是两广迁湖广，基本上清朝地方八个总督这就占了四个，张之洞做湖广总督长达二十多年。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从一品。
曾国藩在危难之时，维护了清朝统治，维护了旧文化。他虽然并未亲身参与同英法联军的战争，但西方人的势力深入长江，在长江一带作战的曾国藩深知，旧文化并不能救中国。曾国藩注重水师，认为水上优势也能决定陆上优势，西方的军器和练兵之法在我们之上，所以他提倡自强，要购买西洋轮船枪炮，以夷器制夷。
后来的中国认识到，夷是制不了的，不被夷制就不错了，唯有自强。夷的洋枪火炮太厉害，所以，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的天津机械制造局。通过洋务运动，清朝的军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军队五百年才完成的由冷兵器向火药兵器的过渡。
洋务运动的作用相当大。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的时候，湘军还放箭。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已经开枪。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比日军要领先了，再打不过就是兵将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电视剧里一演，都辛亥革命了，清兵还举俩铜锤，那纯粹是瞎扯，是为了突出武打效果，抱一挺机枪怎么武打？其实清军的装备水平，已经不比列强差多少了，尤其是轻兵器。可能机枪大炮这玩意儿不行，枪这东西没问题，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保卫国家的作用。
洋务派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建了近代的民用工业——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天津的开平煤矿，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民国的时候，最大的兵工厂就在汉阳，所以那时候士兵用的枪叫汉阳造，其实就是仿的德国毛瑟枪，为什么在汉阳造？汉阳有最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为什么在汉阳？因为汉阳有铁厂。
洋务派还筹划海防，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建立后，成立了海军衙门。
中国几次败仗吃的就是有海无防的亏，大海不像陆地，大海是连成一片的，朝发夕至，从哪儿都能过来，所以有海无防吃亏就吃大了。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保举李鸿章到上海操练淮军。李鸿章提出专设海防的想法。1875年之后，朝廷任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不久，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因为对在英国订造的军舰不满意，经过反复比较后，李鸿章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
1881年，李鸿章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当时美国海军是世界第十二，中国北洋水师是世界第六，还不算南洋、福建水师。
洋务运动还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在1872年到1875年间，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一去要在美国待很多年，而且这些孩子生死各安天命，去的都是穷孩子。有钱的孩子谁敢上那儿去？不像今天去的都是有钱的孩子，有钱孩子科举做官，没事上美国干吗去？没人愿意出国。那会儿一说出国都是去外夷，没准让那儿人给吃了，没人敢去。所以只有这些人去美国，去的时候长袍马褂大辫子，回来全都西装革履小分头，给李中堂磕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因为辫子是假的，别一磕头辫子掉了，大逆不道。
可惜这些人学成的非常少，大概就第一批幼童有学成的，你想这一帮人到了美国，他们看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民主自由比专制要强得多，人家那儿见总统都直呼其名，咱这儿见皇上还得跪着，多不好意思。原来咱们中国派驻在国外的使节，新的使臣来旧的使臣要归国，得到码头上去迎接，新的使臣宣读圣旨，使馆全体人员跪在那儿，接这个圣旨。外国人就跟看耍猴的一样围一堆看，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太好玩了，念什么呢都在那儿趴着，念完圣旨以后才到使馆。后来中国人也感觉这个太有伤国体，所以就奏请朝廷批准，这仪式在使馆里举行，咱就别在码头上现眼了。因为在中国肯定都得在码头上，钦差大臣来了你得迎到码头上，你得出城多少里去迎，在那儿就得宣圣旨，就得跪着，你不能回到衙门了才跪接。公使夫人裹完小脚，晾晒裹脚的白布，洋人以为中国国丧，皇上死了，都来吊唁，惊闻大皇帝不幸去世，我们特来哀悼。中国人傻了，没这事啊。洋人说那你这儿为什么挂白布啊，那是裹脚布，洋人不懂好好的脚干吗要裹起来。好多观念一发生冲突，这一帮人就不愿意再接受清朝的封建统治，朝廷一看，坏了。
于是下诏，召回当年出国的这批幼童。相当多的孩子没有完成学业就回来了，有的是上了大学，也有的不回来了，就在他那个寄养家庭的掩护下跑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五集的纪录片，当年好几个幼童跑了，跟当地人结婚，采访他们的孙子，长相完全是白人，而且只能说英文，一句中文都不会。而这些回来的人，就把先进的观念带了回来。
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原因是什么？只引进技术不改进制度。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的制度比洋人好多了，独火器万不能及，就这一条不怎么样，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我们只需要学外国的军事技术就可以了，别的我们都不用学。我们远出西人之上，用得着跟他们学吗？他们应该跟咱们学。
而郑观应认为：要学就得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体”，不能光学“用”。咱们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郑观应明确提出来不能这么干，人家“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你光学洋枪火炮轮船水雷这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代学习西方，日本学得比较彻底，包括1889年近代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甭管它多保守，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日本是在亚洲第一个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另外，对洋务运动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洋务运动得以兴起，原因在于一没内忧，大规模农民反抗运动刚刚被镇压。二没外患，列强忙于巩固既得利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中外各种势力暂时“和好”。而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刚刚萌发，比较弱小，所以没有人反抗朝廷。随着列强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两次鸦片战争得到的利益，他们不再满足。农民反抗虽然被镇压，但是以后农民还要进行反抗，资产阶级随着力量的强大也会起来反抗，内忧外患只是暂时平息，洋务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为什么到1894年大规模战争又爆发了？列强已经不满足既得利益了，他们要瓜分世界，要资本输出，所以又爆发了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这个要求算是满足了，然后中外又是三十年和平，到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小日本又发起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近代史上这五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分三波。两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波，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是第二波，日本侵华是第三波。中间都是三十多年，给中国喘息的机会，中国发展就是利用这三十多年。中间为什么给你三十多年喘息的机会？帝国主义在巩固既得利益。
当然，抗日战争是很特殊的，因为后来英美用不着这种战争手段侵略中国，欧美列强用不着，小日本因为经济落后只能用这种手段，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它没法摆脱，这次战争可看作是上一场战争得到的利益已经不能使它满足，它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这之间差不多都是三十年的时间。就像你吃完早点，需要时间消化，你不能早上起来油条煎饼豆浆鸡蛋牛奶吃个一斤多、二斤，8点刚来这么一餐，9点再让你来一顿，你就得哭了。你得12点来一顿，12点烧鸡烤鹅，再加几条鱼，一斤米饭又进去了，你再来就得晚上6点了。两次鸦片战争就是洋人的早餐，然后需要消化，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就是午餐，到抗日战争就是晚餐，最后小鬼子撑死算了，就这么一个意思。西方国家需要时间来巩固既得利益，咱们钻了一个空档。
洋务运动最终没能让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它创办的近代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为主，不具备近代化企业的性质，或者说不是近代化企业。近代化企业是资产阶级企业，应该是商人办的，私人办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私人办企业大力扶持，国家可以半卖半送地把工厂给你。而大清呢？都是官办，甚至压制私人资本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就没法发展。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正五品，上班跟上朝似的，闲人闪开，肃静回避，厂长顶戴花翎去，工人上班不好好干，迟到了，给你50板子。
其次，力量分散，没有形成近代工业体系。洋务运动建的几个厂，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那些个有限的地方。要想建兵工厂，首先得有钢铁厂，要想有钢铁厂，资源得跟上，周围得有煤矿。如果兵工厂建起来了，机器全是从外国进口的，要是人家不卖给你机器，你这厂就开不了。有钢铁厂了，煤是从外国进口的，那就更扯了，所以洋务运动没有在中国形成近代工业体系。
再看洋务运动兴办的教育。洋务运动期间所开办的新式教育，只是培养了一些专门人才，没能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出去了几批幼童，100多人还没学完就全给招回来了。后来陆陆续续派了一些留学生，比如说去英国学海军。但问题是，就出去这么一点留学生，绝大多数的中国读书人还在干吗呢？四书五经科举八股的还在干这个。所以没有形成近代教育体系。
严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翻译《天演论》的人。严复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毕业，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他的学长，伊藤博文回来当了日本首相，严复一辈子最高做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这不属于官，无官无品，为什么严复不可以做官呢？学历不够啊，学历怎么不够？有的留学生是美国的博士，那白扯，你是中国的进士吗？博士管什么用，你连一个举人都不是你怎么能做官呢？所以这一帮留学生回来只能做事不能当官，回来的人还得捧起四书五经来，从头看从头考。能考上的估计也不多，你想他整天念英文，现在来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肯定有抵触情绪，只有做事的，很少有做官的。最大的官可能就是唐绍仪，后来做到清朝的外务大臣，民国首任国务总理，那个时候风气已经开放多了。一开始出去的一帮人都不行，没人搭理。
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工业和教育，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海军更是装装门面，是皇太后、王爷们的豪华大游艇。要知道海军最主要的作用是与敌人争雄于海上，整天在港口藏着没用。当然，洋务运动毕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刺激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毕竟中国的厂子办了起来，国货卖出去，洋货就少一点。
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就开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分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它能够为西方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就也能为中国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只要这事你愿意干。其次，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不仅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也受洋务派的刺激，他们一看这玩意儿能来钱，比土里刨食来钱快，所以他们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兴起资本主义工业，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机器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继昌隆机器丝厂是纺织厂，贻来牟机器磨坊磨什么玩意儿？磨面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轻工业，这几个工厂跟前面洋务派创办的企业要分开了。名字怪不啦唧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都是由私人创办的，不像国企名头比较大，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你继昌隆机器丝厂，能代表广东吗？你们家开一个小饭馆叫中国大饭店，工商局绝对不给你注册，你叫北京饭店他也不给你注册。北京饭店在哪儿，在长安街上，回头你这儿一干扰，外国人跑你这儿来了，就不合适了。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采用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模式，厂长不能拿鞭子抽人，敲板子更不能干。其实中国资本家也是人民大众，也是被压迫的，被谁压迫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座大山，它们也压迫资本家。不像在国外，资本家就是天老爷，中国不行。资本家都受压迫，所以他们有革命性。
而有产者总是希望维护社会稳定，“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造反者总是无产者，我怎么着都是死，所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吧，你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去斗争呢？我什么都没有啊，等死，死国可乎？资产阶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社会稳定，当这个社会动乱的程度超过他们的忍受限度的时候，他们就往后撤了。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稳定一定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有产者众，国家才能够稳定。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根本原因就在这儿。
一般欧美国家先有资产阶级后有无产阶级，中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诞生在外商企业里。工人阶级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厂矿里也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深受压迫，所以革命性是最强的。这样，出身于破产农民的工人便和农民结盟，他们集中程度高，便于斗争。
中国曾经也是个有很多属邦的国家。缅甸、安南、朝鲜、尼泊尔都是。我们对于属国抱有唯一的一点希望就是它们能来朝贡，我们不去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更不会有殖民通商的经济政策。这些属国同中国的关系也还不错，按时纳粮，请求册封，如此而已。而且但凡属国内部有叛乱，中国都会不计酬劳、跋山涉水前往摆平。所以，属国对于我们是拥戴的。
中国喜欢拥有自己的属国，是一种传统。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古代圣贤君王，都追求使四夷倾心向往，然后散点钱财，传播一下文化。而这些国家多半就是我们的邻国，越南在我们的南方，朝鲜在东北，琉球在东南，它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边防线，属于国之门户，唇亡齿寒。
西方资本主义对清朝的侵略，除了直接攻打外，还有就是侵略属国。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
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因为湄公河不适合航运，把目光转向越南北部，并很快攻陷河内。越南无力抵抗，向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求助。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刘永福身先士卒，冒死冲锋，斩法军数百人首级，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后来，法军屡犯越南，并屡次向驻守越南的清朝军队进攻。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尽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朝廷内部纷争不休。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多次要求朝廷采取抗法方针，曾纪泽还照会法国，极力维护宗主国地位，毫不退步。但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最终控制了局面。
1883年底，法军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法国舰队强行驶入福建水师的马尾基地，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同年，法军侵占中国台湾，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清军统帅刘铭传审时度势，放弃基隆，集中兵力扼守淡水，击退侵略者。转而，法军攻占谅山，进犯镇南关。老将冯子材率部英勇抗击敌人，取得镇南关大捷。冯子材乘胜追击法军，清朝电令乘胜即收，并在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镇南关大捷
清政府在胜利的情况下，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定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内心悲愤不已，病死福州。在临终前，他留下这样的话：“唯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中国西南从此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要求重新分割世界，加紧争夺市场，中国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还没有被瓜分的大国，拉丁美洲基本被瓜分完了，澳洲也没了，亚洲也几乎被瓜分殆尽，除了中国外，只剩下日本和暹罗。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同治之前，列强实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在中国门户被打开后，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中央政府消灭南方独立运动，恢复统治并加强统一。此时，东方帝国主义日本也已兴起。光绪年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谁表现得最积极？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强盛，可是其市场狭小，资源尤其匮乏。特别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钢铁和石油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橡胶也依赖进口，当然它国内产一点铜，产一点很有限的东西。其本身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森林覆盖率将近70%，几千万人口都集中在7.54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直至今天。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不是一点半点，大部分森林山地没有什么人。所以它极需对外扩张，它对外扩张的目标是中国和朝鲜。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共进退，失之欧美，取之邻国。日本当时也受欧美欺负，直到1910年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国力也不强于中国。但它就是敢赌国运，对中国发动这场战争。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西方列强为什么支持日本？日本独占中国，不会对西方列强的利益构成威胁？谁都想着瓜分中国，可中国毕竟不同于非洲，是史前文明时代，和拉美香蕉共和国也有区别，也不像当时的印度，很久没有统一过。中国即便到184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强那么大的国家，如果要去瓜分，就得考虑谁有这个实力。一口想把中国咬下，回头把牙硌掉了，怎么弄？这个时候，小日本“不揣冒昧”地跳出来，我来，我打头炮，西方列强当然求之不得，因为你们俩都是亚洲国家，都是黄种人，属于黄种人的内讧，对于基督教文明没有任何损失。你们来吧，既然日本愿意做先锋，帝国主义自然怂恿加支持，尤其是英国，表现得最积极。
此刻，“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它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摸不着底。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兵，日军也趁机开进了朝鲜，挑起战争。当时的中朝关系，我们是宗主，朝鲜是藩属，是我们的属国。属国有难宗主出兵代为平乱，这是符合宗藩关系的。当然，这种关系完全不符合近代国际法，所以小日本说我不承认朝鲜是属国，称它是一个独立国家，你能派兵我也能派兵，清军进去2000，日军进去8000。清军一入朝鲜，迅速平定东学之乱，但是日军就赖着不走，蓄意挑起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有陆战和海战，陆战主要是两场，平壤之战和辽东之战。海战是三场，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威海卫之战实际上是海陆都有，中日甲午战争首先是在海上打起。
黄海、丰岛、平壤战役属于第一阶段，战火没有烧到中国，辽东和威海卫就是在中国本土打的。首先爆发的是丰岛海战，因为日本增兵咱也得增兵，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掩护商船往朝鲜增兵，当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日本联合舰队三艘主力舰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突然袭击。日军有备而来，我们毫无准备，因此广乙舰沉没，济远受伤。有说济远管带贪生怕死，贪不贪生、怕不怕死不好说，不死也得一块儿沉没，所以济远号撤退。这样，两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高升号、操江号就暴露在日军面前，操江号上官兵被俘。操江号比较小，是一艘木壳的老式军舰，原属南洋水师，后借调北洋用于通信和运输，配置官兵82人，船龄已超过20年，虽然也配备了5门火炮，但也只能勉强对付海盗而已，根本不可能作为对抗军舰的战船。操江号上面有20万两白银的军饷，也被日本缴获。高升号是中国租的英国商船，日本人挂出信号旗要求高升号投降，船上1000多陆军将士表示拒绝，用步枪射击日寇的军舰，然后放下小艇让欧洲籍船员离开船。日本人发射鱼雷把高升号击沉，1000多名陆军将士落水，800多人殉国。
甲午海战烈
丰岛海战是日本不宣而战，首先挑起了战争。丰岛海战第二天，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对日本宣战。第三天日本天皇也下了一道圣旨，对中国宣战，战争正式打起来了。在朝鲜境内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是平壤之战。平壤是朝鲜的古都，仅次于国都汉城。清军14000人，日军16000人。日本人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但战争还没有打起来，清军统帅直隶提督叶志超就打算放弃平壤城，退守鸭绿江。总兵左宝贵是回族，坚决主张抵抗，说：“敌人悬军深入，正宜出奇痛击，使其片帆不返，不敢再窥视中原，今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
左宝贵守平壤玄武门，激战中，警卫劝他摘掉红缨帽，脱去黄马褂，那一身红的黄的跟交通信号灯似的，太明显，一看就是个高级武官。左宝贵说我穿这身衣服是激励士气，结果清军激励了，日军也激励了，发炮攻城，左宝贵亲自指挥重炮向敌人还击。在激战中，左宝贵腿上中了一弹，他很敏捷地用一块布包好伤口站起来继续鼓舞士兵作战。不幸再次中弹，以身殉国，平壤沦陷。叶志超一口气往北跑了500多里，连马都没下，过了鸭绿江，日军尾追进入了中国境内。
几乎与平壤之战同时，北洋水师主力掩护陆军在朝鲜登陆，返航途中行至黄海，在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遭遇了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日吉野、高千穗等舰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舰身倾斜。吉野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
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致远舰向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枚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枚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牺牲。致远被击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随从刘忠抛救生圈给他，被他推到一边；左一号鱼雷艇赶来相救，他拒不上艇，并说：“吾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犬游到他的身边，先是咬住他的手臂不使他下沉，他将犬奋力推开，犬又衔住他的发辫，使他的头露出水面。邓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毅然抱住爱犬，一同沉入滚滚波涛之中。
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外，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也壮烈殉国。北洋水师当年曾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从综合力量上来看，不说强于日本的联合舰队，起码也应该是在伯仲之间，开战的时候北洋水师是10艘军舰34000吨，日本12艘40000吨。北洋水师两艘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远东第一流铁甲舰。
但北洋水师自从1888年成军以来到甲午年间，6年时间不但未添一舰，甚至未添一弹，船只也没有很好地维护。海军的钱，被拿去修颐和园了。这样一来，北洋水师老矣。当时军舰争雄于海上，主要是比航速和火力，火力主要是看射速。北洋水师的平均航速是15.5节，日本联合舰队是16.4节，联合舰队主力舰吉野舰的航速高达22节。另外就是火力，日本军舰的炮虽然比咱们小，但是它有68门速射炮，我们一门都没有。速射炮是新生事物。速射炮出现的时候，海军军费被拿去修园子了。
吉野舰本来是大清订购的，连订金都交了，最后没钱了不买了。英国看这一艘军舰砸手里了，皇家海军也不需要，就向日本兜售，打折卖给你，你要吗？日本多穷的国家，没有钱，明治维新是1868年，洋务运动是1861年，日本工业化晚于中国。没有钱怎么办？天皇捐了30万，那会儿的日元是银洋，不像现在的日元，30万合不了多少人民币。各级文武官吏、国会议员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来，皇后把自己的首饰都献出来，以后就只能头上插樱花了。然后发行公债，老百姓踊跃抢购，甚至有日本女学生去卖身然后把钱捐给国家，就这么买的军舰。
日本是举国一致，君臣一体，上下同心，一定要把中国给打败。你再看咱们这儿，老太后拿着海军经费，过一个生日，用银700万两。700万两白银是一个什么概念？定远、镇远各是62.5万两，老太后过一个生日，北洋水师远东第一流铁甲舰能买11艘。老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再造一个北洋舰队都没有问题。慈禧太后做60大寿，翁同龢等大臣上奏请求寿诞从简，节约公众开支，补充前线军费，慈禧太后当即不悦：“谁要是令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他一生不痛快。”四下当即噤若寒蝉。
再看军队士气。据说日本有一个小兵出征，他妈这么跟他说，这一仗打完了，我希望在靖国神社看见你，言下之意就是没指望你活着回来。平壤之战，清军的统领卫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家信，被日本人缴获，登在日本军中的报纸上。卫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家信是，老爷春秋60岁了，咱家有钱有地，上战场千万别玩儿命，勿挡前敌。你想这人指挥的军队，不是说枪炮不如人，根本没有精气神。人家打仗，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咱这可倒好，统领都打了一上战场就跑的主意，让当兵的给你玩儿命，开什么玩笑。
一样都是洋枪洋炮，清军那会儿没有拿粪叉，刀矛弓箭都是爷爷辈的玩意儿，但还是不行。黄海海战中国5艘主力舰沉没，日本5舰重创。重创跟沉没的区别是重创的那个还能拉回去炼钢，咱们要炼钢得给它捞上来。我们的定远、镇远挨了200多发炮弹都没事，是不沉之舰，主力尚存。速射炮120毫米口径，打上没事。
可朝廷不允许北洋水师继续出战，就此造成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敌。辽东之战，大清发祥之地，除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抵抗之外，余皆一触即溃。这样，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辽东之战时，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全城2万多人，被杀得还剩抬尸的36人。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在日军中观阵，被日本的暴行惊呆了，他给国内的报告中说，旅顺城内凝固的鲜血有一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厚，到处都是残肢断臂。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英国人艾伦对这次屠杀有过描述：
“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片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剖腹、挖心的事在当时的旅顺并不少见，多少无辜的儿童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世界很多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令世界舆论哗然，日本不是文明国家吗？怎么能这么野蛮？日本为了掩盖罪行，赶紧把中国人的尸体收集火化，有人可能就剩一根指头了，哪找去？甭管是谁的往一块儿堆，骨灰装了满满七口棺材。这是什么概念，你看一个人往那儿一站那么大一坨，烧完了就一把。你想七口棺材的骨灰得有多少人？小日本有多狠！
日本人在坟上插一木牌，上写“清国阵亡将兵之墓”。里面有将和兵吗？没有，将和兵都跑了，留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日军除了一路奔东北而来，还有一路占领了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最突出的成果，打到这个份上打不下去了，只得屈辱求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李鸿章以致命一击，也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是大国，有4亿人口，军队95万，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日本是小国，军队只有29万，后方遥远，供应不便，干的是无耻的侵略勾当。可是最终清政府竟然失败了，日本上演了一曲小虫吞大象的荒诞剧。
大清政府，从来都是只记吃肉，不记挨打。清政府平定了国内叛乱，列强之间又相互争夺利益，暂时对中国无暇顾及。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清政府内部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同英法之间不再交恶，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几乎毫不费力地享受着既得利益，中国政治家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友善充满了感恩。对于隔壁小国日本，清政府基本没有放在心上。
小日本不知道哪根筋倔上了，几乎从没停止过打中国的主意。它很无畏，妄图以它弱小的身躯吃掉中国，吃下中国是它这辈子的梦想，不管肠胃是否能够消化。明治维新后，小日本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可能是由于非良性的过快发展，加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军国主义的变种。日本变得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1855年，日本有政治家提出要占领台湾岛、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种思想竟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很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得到具体化，并形成文字，日本出台了一部《清国征讨方略》，详细写明了征讨的步伐。可怕的是，日本严格按照征讨方案，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几乎完全达到了目的。
清朝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隔壁的邻居，不怎么富裕，还愿意倾家荡产花钱打仗。有好日子不好好过，动辄动武，盘算着怎样吃掉别人，不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小日本提防不够，是清政府最为失策的一步。对于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清朝，能够哄好西方列强不再炮轰，老佛爷就该在宫里暗自念阿弥陀佛了，更别说早做判断，提高警惕了。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国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清政府跟洋人打了几次仗，便开始奴性十足。清廷实权人物慈禧太后、恭亲王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局面，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过于老到，他企图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对洋人的认识不够，对洋人寄予的希望过多，放松了自己的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延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人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没有国家愿意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这次失算了。
李鸿章自认为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抱太多的胜算，主将尚且如此，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在中日海战中，李鸿章主动放弃制海权，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李鸿章拱手相让。如此犹疑的战争心理，同小日本咬定中国不放松的决心，对比鲜明。
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第一，割三岛，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第二，赔款两亿两白银。小日本穷疯了，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亿！以前我们也赔，几百万，上千万，到头了。日本张嘴三亿，不许还价。兔子成精，比老虎还厉害，这下李鸿章发愁了，这三亿从哪儿筹？
李鸿章回旅馆途中被一个日本愤青给了一枪，日本愤青为什么要刺杀李鸿章呢？他认为他们能把中国灭了，凭什么跟李鸿章谈判，所以要一枪把李鸿章打死，让这个判谈不成，然后日本皇军就可以占领北京。哪一国都有愤青，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恶，他在道义上占了一个制高点，替国家做决定。当时日本的愤青能知道国库里除了耗子屎什么都没有了吗？
李鸿章的遇刺让日本政府非常尴尬，万一李鸿章愤然回国，这仗拖下去，就不太划算了。中国这么老大，什么时候征服完？几十年后它都没有能征服中国，甭说那会儿羽翼未丰满的时候。所以，日本见中堂受伤表示慰问赔款减一亿，你挨了一枪减一亿，李鸿章说那再给我两枪吧，再打我两枪，我值了，反正我七十多岁了，来日无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自个儿去，再挨两枪得了。日本人当然不干，但因李鸿章挨枪，赔款从三亿减到了两亿。
李鸿章20多年训练的北洋水师，就因为这场水仗，葬送海底。此后的北洋水师，几乎完全蜷缩起来，望风披靡，不能再战。淮军声望，从此算完了。当时的舆论给李鸿章的压力很大，都说李鸿章昏庸误国，媚日卖国，更有甚者希望李鸿章以死谢天下。李敖曾经质疑，历史对李鸿章公平吗？
我们一起同李敖回顾那段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马关当时叫下关，他们见了面，在日本的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就是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李鸿章。”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两位被西方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物坐到了一起。李鸿章是青年伊藤博文的偶像，年轻的伊藤博文曾经在维新时期到访中国，对这位晚清政府中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最具世界眼光和担当的中堂大人满是景仰。时隔不久，这位后辈小生同昔年偶像再次见面，双方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伊藤博文提出来要台湾的时候，李鸿章谈都不跟他谈啊，你谈什么台湾啊，谈都不谈。可是形势比人强，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人的口气，大家看看那几段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的对话，伊藤博文说，中堂，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就是说只有答应或不答应，YES OR NO两句话，你是答不答应？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辩？我跟你辩都不能辩吗？伊藤博文说，你辩好了，但不能减少，我要的条件不能减少，随便你辩，可是不能减少。你想想这是什么口气啊！李鸿章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跟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的。”弱国无外交，国运如此，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非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