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2 / 2）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1900年6月16日，西太后在一次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则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则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太后最怕的一招，如今竟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太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太后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24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6月20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6月21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太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则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做“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之役，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则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因为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里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辛丑条约》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从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袁世凯便以42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根据袁世凯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若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失之太君子。李鸿章这个翰林，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是像胡适那样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暗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自己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要先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9月4日（阴历七月廿七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划”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记录吧！

军事上，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6000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36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36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们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若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此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教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试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椑橹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1906年）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发展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50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以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兴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儿有此人才！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400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袁世凯（1859—1916）的紫（黄）袍加身》（第86—90页），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教授大著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第111—115页）。侯君乃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他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作“百万富翁俱乐部”？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儿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账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之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地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在北伐之前的联俄联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1905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太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12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者也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梁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梁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等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太后一死（1908年），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右派专权，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谘议局群起响应。谘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1996年6月29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80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在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是60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78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77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1911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1911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1911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从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1892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清朝”“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1895年1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10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第68—69页）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第50页）。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1894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里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孙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13000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10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3000人、洋枪600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13000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我们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地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40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30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在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地，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为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的影响。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born ese 也。后者则叫CBA。CBA者，a-born Ameris 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法案》的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13岁时（光绪五年，1879年）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1891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1900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他却说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1904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产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500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做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的。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是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所以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而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1895年1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账。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中山本人却又如何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映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19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on nguage）和“共同信仰”（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的“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中，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气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机运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两人自1895年10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两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11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11月12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语。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1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两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完全失望了。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台。”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1896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9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清朝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发生在伦敦的历时两周（10月11日至23日）的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avour，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和俾斯麦（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hausen，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地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e，1839—1897）的“单税法”（Si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约理地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1897年7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8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1895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两人了。他两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清朝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一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1898）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在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1865—1953）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1900）之后的一两年之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1868—1940），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1869—1936）倒颇看重孙文，两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两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1904—1905）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的老一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鹜。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1896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地，孙文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了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50年不渝也。

40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1903），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9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200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1895与1900）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1904年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1904年3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1904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1898年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租借”了99年。——时至1997，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这个“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1898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条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1904—1905）。这两个混账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账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清朝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做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儿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做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的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清朝当道。1905年9月24日，吴樾烈士（1878—1905）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是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一说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1904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1904年5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20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1903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20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欧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sensus），简单地概念化（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首先汇了8000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而且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50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藏龙卧虎，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1904年冬季，忽然8000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览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哪里能和他比？很快地，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400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中山先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7月19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1874—1916）。“老孙”（1866—1925）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

孙、黄两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30岁的青年领袖的，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作“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1905年8月13日，星期一，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在曲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讲演的天赋，使尽了浑身解数，一炮而红，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通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通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另还有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1906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15000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1907年3月4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领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两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1883—1944）和胡汉民（1879—1936）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1902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6000饼。（见汪、胡两人自传）那时的6000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两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两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两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做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地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1991年6月20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做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联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这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个“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泛滥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那时，“驱除鞑虏”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后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 model）。

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30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1907年3月4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在“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佚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儿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19世纪涨了3000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1896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那些革命小将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是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那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和马克思（1818—1883）一样，都是19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1871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跟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作“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1906—1911）之内发动的。1907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黄冈起义”（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起义”（9月）和“镇南关起义”（12月）；外加同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1908年则有“钦、廉上思起义”（3月），云南“河口起义”（4月）；1910年则有“广州新军起义”（2月）；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黄花冈起义”（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清朝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的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个星期以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两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拼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1908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8000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两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两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86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借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清朝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借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做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80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1907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于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在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之处——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就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做连锁的响应（ rea）。从湖南、陕西、江西（10月22、23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13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谘议局。这样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做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10月28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12月2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11月9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42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1月25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做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1910—1911），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的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1905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10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做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做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密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向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1909年5月，中山做“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第265页；亦见中山于1909年10月29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第419页。）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得捐款，总数尚不及50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山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1910年3月1日（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5000，而“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5000，所寄不过1900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在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80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中国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1911年10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1911年12月25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12月25日在上海上岸，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3000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268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80年了。80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地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作“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1776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1688）。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80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转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确立（1875），大致也挣扎了80余年。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1945年战败，也挣扎了80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形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80年了。80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83天的袁皇帝。1917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1991）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儿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1991年9月1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