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2 / 2）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历史学家中，乔治·马考来·屈维廉（G.M.Trevelyan）是另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他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阿克顿（Lord A）的学生。他的史学方法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舅舅马考来（Thomas Babington Macauy），认为历史是哲学和诗学的结合，历史学家应注重文学描写；一是他的老师阿克顿，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主义”的。他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最主要的是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nd）。不过，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他在社会史方面的贡献。社会史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种与政治史相对的历史学。屈维廉在1944年出版《英国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Engnd），这是第一部从社会史角度撰写的英国通史，按照屈维廉的看法，社会史就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历史”。

社会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社会史学家，多数社会史学家的路子与屈维廉并不相同，他们从不同角度恢复历史上的社会状态，比如劳工、妇女、教育、宗教等问题，而屈维廉的社会史其实只集中于衣食住行。

在社会史学家中，理论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他的成名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 Css）。汤普森认为工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从而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他提出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在他看来，阶级不是社会中预先就有的“东西”，而是“产生”出来的；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一个人日后的经历；处于相同生产关系中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就构成了阶级经历。当一批人从共同的阶级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与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说有了阶级觉悟时，阶级才算形成。但阶级对自我的意识又只有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才能取得，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是个历史的“形成”。

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汤普森还写过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等作了别具一格的剖析，这些论文后来以《共同的习惯》（sin 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r Culture）为名编辑成册，其中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性的，另一类是论战性的。第一类论文中会分析一些民间风俗，得出十分有趣的结论，比如英国在18世纪曾有一种“卖妻”现象：丈夫用绳子把妻子牵到市场上卖掉，此后双方就一刀两断。这种卖妻现象曾一度使英国学者感到难堪，因为它给“文明”的英国抹了黑。汤普森却指出：这是在一个婚姻关系由宗教的纽带严格地束缚、离婚几乎不可能的社会中下层百姓不得已而为之的离婚手段，“卖妻”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表示一种好离好散的意思。因而，这实际上是对女子爱情选择的一种让步，体现着社会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进步。第二类文章理论性比较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汤普森认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一个两极社会，一方是绅士，他们是统治者；另一方是平民，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即英国传统的家长制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统治者要管好社会，要保证被统治者的基本生存；被统治者在此前提下则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双方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中。一旦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让被统治者感受到生存危机，被统治者就会闹事，提醒统治者回归正轨。这种冲突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尚未形成，斗争已经开始了。总之，在18世纪的转型时期，传统与习俗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维持着统治者的霸权，使之能够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民众又借习俗的力量保护自己，从而在统治者的霸权框架内构造一个民众的文化。

作为一代宗师，汤普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影响遍及欧美，甚至及于世界。汤普森的思想深度引人赞叹，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英国史学界一个显著的特征，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多纳·托尔（Dona Torr）、乔治·汤姆森（Gee Thomson）等。

希尔曾经是英共党员（汤普森也是），二战结束后与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建“共产党员历史小组”（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并创办《过去与现在》（Pastand Present）杂志。希尔主要关注17世纪的英国史，是英国革命史专家，负有盛名。他先后出版过《清教与革命》（Puritanismand Revolution）、《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Intellectual 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革命世纪》（The tury of Revolution）等著作，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观点在《革命世纪》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霍布斯鲍姆是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年代四部曲”（The Age of Revolution,The Age of Capital,The Age of Empire,The Ageof Extremes）是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对18-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做了全景式的阐释。他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颇有研究，然而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的，则是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since 1780），其中提出：“民族”是18世纪尤其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形成民族，因此，是民族主义缔造了民族。这个观点与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的理论异曲同工，而强调群体意识在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共同特点。

关于民族国家，霍布斯鲍姆认为那是为国家的利益而想象出来的现代产物，因此是有问题的。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始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强调他的超民族主义，有评论家认为：“或许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智慧，他试图把人类从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超拔出来，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同主义和人道主义境界。”

作为一个“无悔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倡导“社会历史”研究并秉持“全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生著述颇丰。他的研究以“漫长的19世纪”为主，同时还延伸到17、18世纪及“短暂的20世纪”，而他研究的地理范围则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此外，他的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历史学，他还以弗朗西斯·牛顿为笔名留下许多政治、社会与文艺评论，兼具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他关注社会底层，包括土匪和强盗这些不入大雅之堂的社会群体，写过《原匪：19-20世纪古典式社会运动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s of Social Movementih and 20th turies）、《非常民：反抗、造反与爵士乐》（Unon People Resistance,Rebelion and Jazz）、《匪徒》（Bandits）等作品。

“自下而上地写历史”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学的新思潮，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采用这种新视野，从而使历史学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在这方面，劳伦斯·斯通（Lawreone）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婚姻、家庭和贵族制的研究反映了英国新社会史的成果。他的作品包括《贵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开放的精英？》(An Opee''Engnd1540-1880）、《家庭、性和婚姻》（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nd,1500-1800）、《离婚之路》（Roadto Divnd,1530-1987）等。由于受托尼影响，他主要关注近代早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他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利用大量案例或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开放的精英？》一书中，他利用赫福德等三个郡大约260年中贵族和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和婚配离异等诸方面的档案进行研究，为了解都铎王朝后期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阶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并予以解读。

20世纪后期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擅长文化和思想史，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亦有不少建树。他的代表作包括：《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以图证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as Historical Evidence）、《知识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from Guteo Diderot）、《编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什么是文化史》（Whatis Cultural History）等。他迎合当时的新文化史潮流，试图用文化这一抽象的概念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而在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位为中国的英国史学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历史学家：哈里·狄金森（Harry Dison），他是爱丁堡大学教授、著名的18世纪史专家，作品有《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沃尔波尔与辉格党优势》（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自由与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18th tury Britain）、《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British Re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等等，共十多部，并担任过《历史》（History）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1980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历史学家接触并带来英国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英国历史学家。此后三十多年中他先后二十多次来中国，帮助培养了好几代博士研究生。中国的英国史学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指导。他与中国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这个领域的英国籍“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