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音乐与艺术（2 / 2）

歌剧是布里顿作品的精华，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根据乔治·克雷布（Gee Crabbe）的诗改编的歌剧《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这是一部心理分析剧，描写一个受折磨的渔民的悲剧，许多评论家视之为20世纪最成功的歌剧之一。故事发生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彼得·格莱姆斯是一个“粗鄙”的人，孤独、贫穷，没有朋友，人们还怀疑他虐待给他干活的小徒工。小徒工死在海里，格莱姆斯被带上法庭，虽然他被宣判无罪，但除了一个寡妇之外，全村都不欢迎这个孤独的人。格莱姆斯立志要赚足够的钱以赢得全村人的尊敬，并娶寡妇埃伦为妻。为此，他又找了一个徒工，并且对他凶狠残忍，当埃伦劝阻他时，他竟然打她。最终的结局是格莱姆斯逼死了小徒工，引起全村的公愤。但当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他凿沉了自己的船，淹死在海中。布里顿给这个故事谱了曲，合唱与重唱在剧中占重要位置。歌曲虽然悲凉，但十分优美。

布里顿在英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还不止于此，他的创作跨越了20世纪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物质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音乐的原则似乎被打倒了，听众喜爱现实中的音乐；战争的冲击似乎更大，因为在二战结束后，不同的民族风格事实上已不存在，光凭音乐的旋律，已经很难判断出乐曲来自何处，正如英国评论家约翰·阿米斯（John Amis）在《速度》杂志中所说：

他们在写何种音乐？悦耳性不见了，政治性看来也过时了。当前人们爱好的是古典的、古典前期的音乐，不那么喜欢19世纪的音乐和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及欣德米特的音乐。十二音音乐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争论，但除了对贝尔格的天才加以一般性称赞外，只有一个年轻的德国评论家对十二音音乐大加赞赏。具体音乐同样遭遇到了普遍的厌恶。具体音乐是一位无线电技师发明的，它只能通过录音形成，它所用的音响与抽象的音响相反，是具体的音响，如咳嗽声，锅盖在能够发出共鸣的木板上快速旋转的声响，火车声及录在磁带上的钢琴击奏后所发出的杂声。

二战之后的音乐流派纷呈，谁都无法预测现代音乐的走向：序列音乐（Serial music）、偶然音乐（Aleatoric music）、电子音乐（Eleic music）、“唯音”派（Sound）、最简单派（Minimal music）、环境派（Enviroal posers）和概念派（ceptual posers）等纷纷出现，很难说谁更能代表未来发展的主流。随着电子乐器的出现，电子音乐可以演奏各种流派的音乐，所以电子音乐对其他流派的影响是很大的。反过来，其他流派对电子音乐的影响也非常大，但在一贯保守的英国，保守的作曲家依然坚持自己的阵地，本杰明·布里顿就在其中。

布里顿创作严肃的音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2年的《战争安魂曲》（War Requiem）。这支曲子是为祭奠二战中被炸毁的英国城市考文垂而写作的，是一首由合唱、童声合唱、独唱和管弦乐队联合表演的大型作品。乐曲中还穿插英国诗人弗雷德·欧文（Fred Owen）的九首诅咒战争的诗，由于诗人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歌词就加强了乐曲的感染力。

另一位保守派作曲家是迈克尔·蒂佩特（Michael Tippett），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对人类环境的关切，对纳粹暴行的抗议，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赞美等等。他的作品节奏复杂，和声丰富多彩，并使用了黑人的旋律，从而显得别具风味。但他的歌剧却相对呆板，说教味太浓而缺乏戏剧性，所以并不十分受人欢迎。

总的来说，严肃音乐在20世纪似乎失去了目标，音乐几乎是无目的的游戏。流行音乐占据大部分音乐市场，古典的、严肃的音乐只能在通俗的潮流中苦苦挣扎。不过，经典作品的光辉依然与世长存，令人苦恼的是20世纪这些严肃的作曲家们，他们几乎像贝多芬一样勤奋地献身于音乐事业，孜孜以求在制作上有所突破，但他们却没有留下像贝多芬那样辉煌的作品——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遗憾了。

不过，在这种遗憾中出现一个怪异的亮点，那就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在当代世界，人们也许不知道英国在20世纪有什么音乐成就或著名作曲家，但他们一定知道披头士乐队。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流行乐队能有如此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反映了时代的脉动、顺应了大众音乐的潮流，而且它生逢其时，将现代青年人的内心苦闷、欲望与追求通过一种易于流行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商业化的运作有机地结合，从而造就了一个辉煌的传奇。

披头士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正如伊安·泰勒博士所说：“再说回利物浦那些不招人待见的街道吧。依我看来，没有那些街道、那种邻里关系、码头、足球，没有利物浦所具有的，以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目中无人的方式体现出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感觉，就不会出现叫得上名堂的默西节拍，也不会有披头士现象。”这一段话十分中肯地界定了披头士的性质：它扎根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并依靠这种土壤提供的各种养分而生长。

此时，在二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不甘心依照父辈的模式继续生活，而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觉得需要“呐喊”，而一种大众流行的音乐，显然让他们的青春活力得以释放。20世纪50年代的利物浦，就是孕育这种新音乐最好的摇篮之一。各种各样的来客以及他们带来的唱片音乐，最终产生了属于这一代年轻人自己的摇滚乐，其最成功的代表就是披头士音乐。这种音乐融合了白人乡村音乐和黑人音乐节奏以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很快风靡了西方世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约翰·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他出身于一个船员服务生的家庭，从小生活在利物浦的贫民区。他一直是学校的捣乱分子，在他看来，流行音乐比小学的教育有意思。15岁那年，母亲给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列侬于是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他在好友皮特的家里找到一块搓衣板和一个茶叶箱，在箱子里塞上一个扫帚把，用弦的一头系在扫帚的一端，另一头系在茶叶箱的另一边，拨弦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低音提琴。

1956年，当其他几个伙伴加入后，一支名叫“采石工”（the Quarrymen）的“噪音”乐队问世了。195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 ey）加入“采石工”，以后乔治·哈里森（Gee Harrison）和斯图尔特·萨特克里夫（Stuart Sutcliffe）也相继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改名为“约翰尼和月亮狗”（Johnny and the Moondogs）。1960年初，由于列侬经常到一个名叫紫兰花的咖啡馆里发泄，咖啡店老板艾伦·威廉姆斯（Aln Williams）就成为乐队的第一任经理。后来一个叫拉里·派纳斯的伦敦人要威廉姆斯介绍几支乐队，“约翰尼和月亮狗”也被推荐了。不过，威廉姆斯建议队员们给乐队改名，几经推敲，有人建议他们叫“甲壳虫”（the Beetles），但列侬很快把它改写成“披头士”（the Beatles）。这个名字暗合当时流行的术语“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ion），也标志着他们是一支新潮乐队。

改名后，1960年8月16日，他们启程去汉堡，开始在德国演出。一开始反响并不好，但是渐渐地，他们的演出有了进步，他们的听众从寥寥几个到人满为患。根据第一份合同，他们一星期要演出7个晚上，每天晚上至少要演出4个半小时。汉堡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大家也认为，没有汉堡这一次出行，就永远不会有“披头士”。他们离开利物浦时还默默无闻，但回到利物浦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并在不久之后风靡了世界。

1964年2月7日，披头士乐队的4位成员和其他随行人员，包括美国制作人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登上了泛美公司的101航班，开始了美国之旅。1963年底披头士已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一天之内他们演出的票就卖光了。披头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是四个人一起上台，一起演奏，自己玩乐器，代表着一种新潮流。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停止了巡回演出，并且在1970年解散。

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7月底，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几位电台人员发现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 and ard）上刊登过的一篇采访文章，其中约翰·列侬漫不经心地说，披头士比耶稣·基督更受欢迎：

基督教会是衰败的，它会消失、萎缩，我不需要在这点上与人争论，我是对的，我也会被证明正确。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受欢迎。我不知道哪一样先消失，是摇滚乐呢，还是基督教。耶稣还可以，但是他的门徒们愚笨而平庸。

披头士的成员后来一再进行辩解，但这种言论对其活动明显有害，一些保守派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仇恨。他们的巡回演出就此打住，即便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个因素肯定是致命的。

列侬曾经说：解散的原因是成员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个原因应该是存在的，当一个青年团体中每一个人都以追求个性和自由为目的时，要长期保持合作的关系，的确十分困难。列侬与麦卡特尼的裂痕无法愈合，而麦卡特尼的离队使人们误以为是他导致乐队的解散。此外，列侬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反战者，这就导致了更多的变数。在反对越战的美国青年人中，披头士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他的反战活动影响极大，也使美国政府十分头痛。美国政府试图驱逐他，又担心这样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强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只能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由FBI对他进行监督，并给他设置了很多圈套，所幸列侬都没有上当。有趣的是，英国的军情五处（MI5）也盯上了他：他们怀疑列侬给爱尔兰共和军提供过金钱资助。

1980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被一个歌迷枪杀，使披头士以前的成员心理上都笼罩着阴影，他们担心还会出现同样的事，所以，这次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一直怀疑列侬是被人谋杀的，原因是他的反战身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年早逝的列侬如以前的猫王和后来的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被歌迷们送上了神坛，在他被枪杀至今的30年间，列侬成为了反战、和平与爱的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多年后，一支热爱约翰·列侬的乐队激动地歌唱着他们的偶像：“那年冬天子弹给了你自由，没有了躯壳就活在人们心中。”

披头士时代过去了，但披头士音乐究竟是什么？按照马克·赫特斯加德（Mark Hertsgaard）的看法，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高级艺术”。换言之，大众需要流行音乐，但他们也需要高级艺术，把高级艺术与大众口味协调起来，这就是披头士音乐成功的秘密：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无视大众是不行的，但只会讨好大众、自我矮化也不行，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团队，必须引领时代的潮流。

在视觉艺术方面，工艺美术运动在20世纪初继续发扬光大。自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就在鼓励艺术与工艺生产相结合。19世纪初期，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生产已经严重危及传统的手工艺，因此，把艺术和生产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手艺人有工作，又可以提升工业品的美学品味。1888年在伦敦成立了工艺美术展览协会（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标志着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正式开始，在其中，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挥了重要作用。莫里斯不喜欢大工业化制造，更偏爱手工业设计，但他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即手工制品比较昂贵，只限于少数人使用。拉斯金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有关，这种看法影响了莫里斯，使他接受艺术与劳动相结合的观点。19世纪最后10年，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ent）、工艺美术运动与工业化汇集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在英国被叫作“现代风格”，在法国也被称为“新艺术”，意大利则称之为“花草风格”或“自由风格”，在西班牙被称为“现代派”，可以说，拉斯金与莫里斯等人的思想在此开花结果。

在雕塑方面，雅各布·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从1905年起生活在英国，并从新的运动中获取灵感。他认识毕加索，与他分享对非洲艺术的爱好。他的作品还受到未来派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甚至可以体验到机器的震颤和“音响”。但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颇受争议，因为它与德国的表现主义一样带有某种野性。

爱普斯坦影响了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摩尔曾研究大英博物馆中的史前雕塑，对这些作品中蕴藏的活力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些作品都能对自然起直接的作用，例如阿兹特克人的雨神像，可以浇灌干涸的土地。人形的雕像在异教徒眼中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与自然连为一体。受到这种启示，摩尔开始创作躺着的形象，暗示北英格兰崎岖的山川，他自己就在这里长大，并且接受职业训练。

摩尔观察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兽骨，收藏它们，按照他的理解来创造雕塑。他有时做小巧精致的自然物，有时又做纪念碑式的庞然大物，无论大小，都做得很好。摩尔更喜欢雕刻，而不是铸造，他喜欢依照材料的形状进行摸索，顺其自然塑造形象，比如雕刻一块石头时，石头并不完全变形，但同时又塑造成一个人物的形象。

在20世纪初，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服装、家具等设计都流行“装饰艺术”，在法国产生装饰艺术的那些因素，在英国也有，只是没有法国来得那么快。一战之后的那些年代里，家庭中的鲜艳色彩和衣服上的自由新风，都体现一种乐观情绪，以及对未来的美好信念。过去那种宏伟的建筑风格依然存在，这样就使公共建筑显得辉煌雄壮，但在私人建筑方面，新的观念却在形成，花园城市中筑起了英国式的别墅或都铎风格的房屋，四周环绕着草坪，沿街排列着弯曲的街道。这对拥挤的城市来说，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对早先工艺美术运动的一种延续。

法国设计师使用的那种埃及和其他异域风格的流行式样，也在英国出现了，特别表现在剧场建筑以及像布兰特为塞尔弗里奇公司设计的电梯门等等的细节处理上。外国的影响也在陶瓷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的作品上得到反映。利奇曾在日本留学，回欧洲时带来了有关日本的传统知识，这使人们再度欣赏起东方的图形和装饰来，就如同19世纪发现日本的版画时一样。利奇在康沃尔的圣艾夫斯（StIves）工作，他采用当地的釉彩和黏土，充分发挥了地方特点。他和他的学生很像是发动了一次新的工艺美术运动。皇家美术学院陶瓷部的主任威廉·默里（William Staite Murray）还受到日本陶瓷大师滨田的影响，这样，日本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波及整整一代陶瓷专业学生。

这些情况表明，在美术与实用艺术方面，英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是好的和美的，英国人从不拒绝。同时，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传统，并且尽可能在引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时将传统的长处融合进去。

20世纪中期，一场名为“明天是什么”（What is tomorrow?)的展览唤醒了英国的波普艺术。这场展览展出许多英国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究竟是什么让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soappealing?）。汉密尔顿借一组拼凑起来的物像和人像来呈现家庭内景，这个作品被看作是波普艺术的先驱。

雕塑家安东尼·卡罗爵士（Sir Anthony Caro）是60年代英国艺术的领军人物。他在1959年访问美国，结识了美国艺术家，使他的艺术创作发生重大转变：“美国人让我看到没有障碍和规矩……当了解到雕塑或绘画的唯一限制，是它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并非它是不是‘艺术’时，你会感到极大的自由。”这种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最简单派”（Minimal Art），作为抽象艺术的一个派别，它主张把造型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状，利用工业材料来表示强有力的结构。因此，卡罗丢掉传统的黏土和石膏，开始用钢梁和铁片进行创作。由于他在圣马丁艺术学校（tral Saint Martins）任教，因此在年轻的雕塑家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抽象艺术的杰出代表菲利普·金（Phillip King）、威廉·塔克（William G.Tucker）和艾萨克·维金（Isaac Witkin）等。

在绘画艺术方面，约翰·霍伊兰（John Hoynd）、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约翰·沃克尔（John Walker）和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phenson）开创了“色域绘画”新天地，这种绘画试图唤起崇高的冥想和超然的感受，使观画者陷入沉思之中。霍伊兰的《黎巴嫩》（Lebanon）和霍奇金的《在史密斯广场的晚宴》（Di Smith Square）都是用丰富、鲜艳的色彩描绘抽象的场景，借题目与观者进行互动。

对传统的挑战激发了许多有趣的实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小白石圈》（Smal White Pebble Circles）和《白瀑布》（White Water Fals），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nagan）的《岩石上的思想者》（Thinkeron a Rock）和《月牙与钟上的野兔一跃》（Leaping Hare o and Bell）都是妙趣横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棵橡树》（An Oak Tree），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于1973年创作的作品。这幅作品的主题是一棵想象的橡树，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一杯没喝过的水，放置在离地面2米多高的玻璃板上；二是水下方的文字说明，粘贴在墙壁上。马丁对这幅作品的解释是：“这杯存在的水恰恰代表了这棵成长中的橡树”，借助这种表达方式，艺术工作“揭示了自身最基本的元素，即相信艺术家自己有表达的能力，以及这种表达能被观者接受”。

对材料的演绎加上“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焦虑”，酝酿了20世纪后半期的“年轻艺术家”运动（Young British Artist Movement），它表现着一种后现代的风格，其代表人物包括前卫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雕塑家蕾切尔·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与翠西·艾敏（Tracey Emin）等人。他们的作品传递了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并且将日常生活与抽象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在艾敏的“纪念碑山谷”（Mo Valley）里，她展示了在亚利桑那山谷中坐在祖母的扶椅上读书的自己。她在这把椅子上绣着她个人轶事的图像，又加上她曾经到过的地方的名字。作品似乎展现了作者的一次心灵之旅，结果非常成功，最终被命名为“椅子能赚很多钱”。

除椅子之外，床、情人的名字、狰狞的人像、不规则的金属部件等等，都可成为艺术的好素材。青年艺术家们举办各种展览，将其取名为“冻结”（Freeze）或“感觉”（Sensation）。他们与知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合作，萨奇画廊曾为他们提供大量赞助，并收藏他们的作品。以后，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透纳奖（Turner Prize）和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也逐渐为他们打开大门，使这个起先只是“小众”的流派成为英国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