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2 / 2）
恰在此时，日军逼近缅甸的仰光，英军急需增援，而英国在东南亚已无军可派，正奉调回国的澳军恰恰在此时乘船驶经附近的印度洋。丘吉尔亲自出马，于2月20日急电澳大利亚总理柯廷，要求将澳军调往缅甸战场，投入仰光保卫战。他还下令运送澳军的船队调转航向，向缅甸方向行驶，试图迫使澳方就范。但柯廷总理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称：“我们感觉到首要的责任在于挽救澳大利亚，这不仅是为了它的本身，而且要保持它作为抗日战争的基地。在这种情势下，要推翻我们极度审慎地作出的并且一再重申的决议，是不可能的。”由于澳方态度十分坚决，丘吉尔只得放弃他的要求，澳军返回本国设防。通过这件事英国方面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宜违背自治领的意向对其发号施令，否则只会动摇帝国内部的团结，危及英帝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镇压伊拉克叛乱。伊拉克原属奥斯曼帝国，一战时被英国军队攻占，战后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挑选一位阿拉伯亲王费萨尔任国王，称费萨尔一世（FaisalⅠ）。根据1930年的英伊条约，1932年英国的委任统治应结束，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有权继续使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英国仍把持实际的控制权。二战开始时，在位的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年幼，由叔父阿卜杜尔伊拉（Abd al-Ih）任摄政，以王室为首的亲英派与以军方的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首相为首的亲德派发生冲突，1941年4月2日阿里发动叛乱，企图依靠轴心国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阿卜杜尔伊拉逃往约旦，亲英的巴士拉省长萨利赫·贾布尔也被捕。
面对帝国的又一次危机，丘吉尔迅速介入。4月8日他指示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从印度抽调军队增援伊拉克，此后又令总参谋长伊斯梅（Ismay）和中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向伊拉克派出援军。5月2日，英军与叛军在巴格达以西的英国空军基地哈巴尼亚发生激战，丘吉尔亲自致电战地指挥官斯马特少将，鼓励他顽强作战：“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以往的状态，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德、意方面派出空军支援叛军，但英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在力量对比上取得了优势。5月27日，英军扫除了巴格达的外围阵地，30日进入巴格达城区，平息叛乱。在总结这个事件时丘吉尔颇为得意，他批评韦维尔的消极态度：“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
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丘吉尔对英国在帝国内的地位、英国与帝国成员的关系以及帝国在战后的走向等有了新的认识，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战后英国的去殖民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英国于1945年7月举行大选，工党获胜成为执政党。一贯以维护大英帝国为己任的丘吉尔此时却没有机会显露身手了，等他六年之后重任首相时，已无力改变帝国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工党对帝国的热情一直不高，大部分工党支持者对帝国不屑一顾。战后英国公众深受经济困难之苦，对帝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据有关调查，1948年时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区别，每两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说不出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名称。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自然不如保守党那么积极主动，其基本原则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改善殖民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从现实主义出发，对执意独立的殖民地不加以阻拦，但对其独立进程予以干预，力图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影响。
工党上台后百废待兴，重建英国经济是政府的主要任务，英国出现了放弃帝国的呼声。工党政府根据英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以及它对帝国问题的不同理解，提出了重新审议和调整帝国政策的设想。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 Dalton）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艾德礼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英国已无力承受帝国防务的重担，提出要撤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理由是：第一，联合国比英帝国更适宜承担该地区的防务，按他的说法：“大英帝国只有依赖其联合国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才能够得到捍卫……如果这个新的组织已经是新的现实存在的话，那么由谁来支配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者由谁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无关紧要了。”第二，英国国力下降，不须再承担不必要的防务责任，英国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卫重点地区上，如东南亚。艾德礼认为帝国立场的鼓吹者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情感理由”捍卫帝国，而在现实中，“摆脱这种梦魇般的重担将会对我们有好处”。第三，英国应改变与附属地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具体办法就是以安抚和援助取代武力和强制，同时顺应殖民地关于自治和独立的要求。在英国与埃及重开关于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存在的谈判时，艾德礼的立场十分明确，他认为英国不可能用武力来保有在埃及的军事基地，当英国的利益与当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时就会受到损害。
财政大臣多尔顿关注的角度不同，他认为英国已不具备维持庞大帝国的经济能力，必须从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撤出，以减轻其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英国在依靠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的情况下，必须尽快采取以下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开支，收缩兵力部署和防御范围，大力提高出口额以减少赤字。他对政府中其他成员的掉以轻心感到担忧：“我的一些同事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未来几年的严峻前景，也没有考虑到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能够使我国在避免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的条件下渡过这几年的难关。”他特别指出：如果英国的经济状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善，一旦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在1949年初告罄，那么英国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国民的配给额度，减少国外制成品和原料进口，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针对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多尔顿明白无误地宣称：英国应当放弃它承担的责任，殖民地在独立后能否自我管理，那与英国无关：“试图压制这些人的意愿，是在浪费英国的人力和物力”，“即使发生流血、腐败和无力治理……的情况”，那也无关紧要。“我们必须尽量不让美国人或我们自己误以为：我们能够做到那些我们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我们已经过分不堪重负了。”
但工党政府中的另外一些重要大臣却多次强调不放弃帝国的决心，1945年，殖民大臣阿瑟·琼斯（Arthur Jones）告诫工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因其对帝国主义的反感或“对‘解放’的感情倾向”，而急于抛弃帝国，在他看来，“像这样抛弃殖民帝国将是对各族人民和我们责任的背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牺牲英帝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英帝国垮台了……将意味着我们选民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贝文这番话表达了英国在经济上对帝国的倚赖性，事实上，战后英国对帝国的倚赖程度反而加强了：在二战之前，帝国占英国进口额的39.5%和出口额的49%,而在1946-1949年间，所占比例分别扩大到48%和57.5%。
为了保住帝国，工党政府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做法，增加对殖民地的财政援助。1945年通过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规定在未来10年中的援助额为1.2亿英镑，同时要求援助的实施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援助的重任被委托给一些公共发展公司，援助项目包括修建道路、建设住宅和医院，开办大学，资助经济发展。英国议会还在1949年和1950年两度通过相同法案，追加援助。但这些计划附带有限制条款，比如那些没有资源可供开发的殖民地和想用援助冲抵赤字的殖民地均不在受援之列，结果是越穷的殖民地越得不到援助。有些大规模的开发项目考虑不周，比如耗资3700万英镑的坦噶尼喀花生种植项目就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英国的援助政策虽对改善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去殖民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它已无法阻止殖民地走向独立。正是从40年代后半期起，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就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有“大英帝国基石”之称的印度。
根据战时的承诺，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在全印各地举行了选举，国大党赢得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支持，穆斯林联盟得到了全部的穆斯林选票。接着，英国派3名大臣到印度巡视，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在印度建立松散型联邦制度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在邦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二级政府，其中在穆斯林占优势的地区由穆斯林组建该级政府，在其他地区由印度教徒组建该级政府。两个二级政府再联合组建成第三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决定有关国防、外交、交通与通讯政策。尼赫鲁指责这个方案有亲穆斯林的倾向，于7月予以拒绝。穆斯林方面则感到这项方案中未包括他们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计划，也表示不支持。
在印度两大党都拒绝之后，英国仍希望在印度建立某种联邦。1946年9月，英国驻印度总督韦维尔按照大选结果组建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 Nehru）出任副主席。穆斯林联盟方面经过1个月的谈判后参加了该委员会，但是，他们与国大党的矛盾依旧。8月，从加尔各答开始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很快蔓延到孟加拉、比哈尔和其他地区，英印当局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好在无可奈何之中作最后一次努力。同年12月，总督韦维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在伦敦聚会，商讨维持印度统一的可能性。但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
此后，首相艾德礼听取了蒙巴顿勋爵的建议，为印度的独立确定了最终时间表，印度两党必须在此时间之前解决它们的矛盾，否则英国将不顾后果从印度撤出。艾德礼后来在解释这项方针时指出：“除非这些人面临时限的紧迫压力，否则将会是无休止的拖延。”英国撤出的最后时限确定在1948年6月底，蒙巴顿也接替韦维尔出任印度总督。这项决定表明英国放弃了维护印度统一的努力，而一俟宣布英国将撤离，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力也就大大削弱，在野的保守党沮丧地指出：这让英国丢掉了涉及印度问题的发言权，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存在了。
时限方针产生巨大影响。其一，穆斯林联盟改用拖延策略，来实现其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的目标。面对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乱局，国大党人也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因此，两大政党终于形成共识，即实行分治。其二，时限宣布后，印度的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秩序混乱，行政系统失去效力。蒙巴顿的主要助手坎贝尔约翰逊（A.Campbell-Johnson）回忆说：“印度在1947年3月就像是一艘位于大洋中央发生火灾的船，船上载有火药。”蒙巴顿认为必须立即确定印度独立的日期，以防火药提前爆炸。最终，他把这个日子定在1947年8月15日，比艾德礼先前宣布的日期提前了10个月。
为维持英国对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仍有影响，蒙巴顿插手了印度的独立与分治。他到印度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调解两大党的矛盾上，而是一门心思地制定了关于印度独立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独立后的国家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建立政府；各土邦均享有自主决定权，可以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任何一国。方案公布后很快得到了印度两党的积极反应，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先后于6月9日和16日宣布接受该方案。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期宣布独立，尼赫鲁和真纳分别担任两国总理，蒙巴顿应邀留任印度总督。由于印度的独立十分仓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杂居严重，两国之间按宗教划分的边界就不尽完善，被划入对方境内的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纷纷越界进入由本教派占优势的国家，霎时间，上千万人汇入两支方向相反的迁徙潮流中。双方的移民均遭到对方的武装袭击和屠杀，教派冲突加剧，据估计，被杀害的人数在50万以上，有人说超过100万。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巴两国，建国的洗礼居然是一场腥风血雨。
两国间的麻烦并未就此了结，印度境内各土邦面临着紧迫的选择：要么并入印度，要么陷入纷争。到1947年底，大部分土邦都并入印度；海德拉巴土邦邦主尼扎姆七世（Nizam VII）不愿并入印度，印度军队于1948年9月开入该土邦，以“恢复秩序”为名占领了这个地域辽阔的土邦。海德拉巴位于印度境内，所以印度没费多大周折就兼并了它。但位于印巴边境的克什米尔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克什米尔的全称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此时的统治者是哈里·辛格（Hari Singh），他本人信奉印度教，但居民中有大量穆斯林。在印巴两国独立时，辛格不想加入任何一方而打算维持独立，因此他用强制手段维持土邦的秩序，将当地的国大党和穆斯林领袖都关入监狱。1947年10月，信奉伊斯兰教的帕坦部落军与“自由克什米尔”联手，向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逼近。辛格于10月24日向印度求助，同意并入印度。巴基斯坦不能允许这种事态，印、巴军队遂先后开入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于1949年初停火，并就停火线达成协议，克什米尔分为巴基斯坦控制区和印度控制区。
继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周边其他殖民地也相继独立。1948年1月缅甸独立；同年2月，印度以南的锡兰岛也获得独立。
40年代后半期英国又撤出了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该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矛盾，加上美国的干预，使英国遇到了很大麻烦。英国在一战后准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到30年代时移入的犹太人大幅增加，引起巴勒斯坦人的不满，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为此，英国在1939年打算在加利利一带划出一块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但因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不满意而作罢。此后，英国开始严格控制犹太人入境，每年接纳不超过1万人，并打算将权力逐步移交给阿拉伯人。这样做又招致犹太人的强烈反弹，犹太武装人员不仅以武力保护犹太居民，还与阿拉伯人发生对抗，甚至袭击英国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扶持犹太复国主义，准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1945年夏，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英国准许10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遭到英国拒绝。于是，“哈加纳”、“伊尔贡”等犹太武装组织进行恐怖活动，袭击英国军营、军火库、炼油厂、火车站等，并实施暗杀、爆炸、绑架等活动，致使许多英国军警人员伤亡。1946年6月底，英国当局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查抄犹太人组织总部，逮捕2700余名犹太领导人和恐怖分子。7月22日，“伊尔贡”进行报复，用汽车炸弹炸毁英军总部，致使上百人伤亡。英国在受此重创后改变手法，于9月邀请巴、犹双方领导人去伦敦会谈，但无法取得进展。至1947年2月英国已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到厌倦，决定一走了之，外交大臣贝文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而英国政府则表示将在1948年5月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1947年11月29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独立的国家。此后，犹太武装组织更是肆无忌惮，驱赶和屠杀阿拉伯人，抢占地盘。1948年5月14日英国正式放弃对该地的托管，以色列亦于同日宣布立国。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划分给阿拉伯人的大部分地区。英国撤出巴勒斯坦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了，联合国决议中关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的条款并未得到实施。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了比在印度更快的撤离策略，背弃了工党政府的“可控去殖民化”（trolled deization）原则，没有向巴、以任何一方“移交权力”。此外，英国也没有兑现向巴勒斯坦人作出的安全保证，阿以战争爆发后完全未加干预。
此时困扰工党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南非问题。南非在帝国体系中身份特殊，既不同于北美和澳洲的白人移民殖民地，又不同于亚洲、非洲的非移民型殖民地，结果就形成了多种文化、多种社会体系并立的状况，呈现出二元特征。1948年，主张“种族隔离”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丹尼尔·马兰（Daniel F.Man）出任总理。南非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但国民党政府从法律上将种族歧视制度化，实施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此举将英国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出于利益和冷战的需要，英国力图将南非保留在英联邦之内，但英国一方面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尤其受到非洲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对，一方面又要消除南非白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疑虑，同时还要限制南非向北面的扩张。权衡之后，工党政府的政策原则是在战略上与国民党政府联手，但在具体问题上却缺乏一致性。工党政府向南非提供军事物资，对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的行为听之任之。但英国又在南非北面建立“中非联邦”，其主要动机是阻止南非北进。这些政策最终仍旧是失败的，南非问题仍然带来许多麻烦。
在1945-1951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由于帝国内的殖民地、托管地脱离英国统治走向独立，大英帝国开始解体。英国的帝国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它放弃了不惜代价捍卫帝国完整的政策原则，而代之以在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同意南亚殖民地独立、撤离中东托管地，实际上开启了去殖民化的进程。但工党政府以为这一波去殖民化浪潮只是使那些英国控制不住的殖民地离开帝国，而历史的事实却证明，那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