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馅饼”与“餐刀”（2 / 2）

两战期间英国工业结构的调整，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传统工业的消肿上，这主要是通过生产的合理化来实现的。对煤炭工业的消肿，主要采取计划控制。工党政府在上台时就通过了一些法律。1930年的煤矿法，将全国划成几个区域，规定生产限额和价格控制计划，在计划范围内规定最低价，对不执行者进行惩罚。通过这一办法，“阻止了不必要的竞争，改进了该工业的财政地位，使该工业有时间引入自愿重组计划，以保证煤矿业有更大的效率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1938年，英国设立煤矿重组委员会，负责煤矿业的合并工作。该委员会利用生产定额和价格控制，关闭效率低的矿井，使煤炭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大矿井。

20年代，棉纺工业面对生产能力增加与市场萎缩的矛盾，通过缩短劳动时间、破产的办法，消除了一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到危机发生时，棉纺业所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1936年，英国颁布《工业重组法》，对纱锭征重建税，收购和废弃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英格兰银行给这一行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到1939年，纺纱能力减少一半，10年中减少了2100万枚。织机在1924-1938年减少了30万台。1936-1937年，棉纺工业一度繁荣，生产成本下降。1932年，棉纺工业的失业率为28.5%,1937年只有11.5%。但30年代末该工业的生产效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同英国相比，美国的棉纺业在纺纱方面有61%-72%的优势，在织布方面有150%-160%的优势，全面生产水平比英国高一倍。

钢铁业主要依靠关税保护进行合理化。与其他传统工业不同，钢铁业尤其是生产钢的企业在20年代即在银行的支持下，根据自愿的原则，组成大型公司，以增加竞争力。但仅此还不够，因为危机使钢铁工业困难重重，其他与钢铁工业相关联的工业的不景气也加剧了这一行业的困难。这需要政府的干预。1932年春，政府对钢的进口征约33.33%的进口税。1934年，英国成立钢铁联合会，规定钢铁生产的最高数量，控制销售价格。这一联合会也试图对钢铁业进行重组，但它更关心调控功能，通过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的征税对效率比较低的企业提供资助，因而未能关闭成本高的企业，未能对钢铁生产进行集中和整合，只是在企业间达成协议，进行零星的合理化。由于关税保护，钢铁业较快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钢铁业在30年代出现温和的繁荣。尽管如此，钢铁工业仍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设备落后、以小企业为主、各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等诸多问题。

造船业主要通过自我消肿实现合理化。危机期间，随着竞争的加剧，生产能力过剩与市场萎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造船业的不景气导致该工业自愿减少生产能力。1930年，在银行家工业发展公司的支持下，造船业形成全国船主保险公司。该公司购进一些船坞并加以拆毁，对其余船坞生产的船只征1%的销售税，用以支付收购和关闭生产不景气的船坞的费用；到1937年，英国造船业共减少了100万吨位的生产能力，相当于造船工业总生产能力的40%。在拆除船坞方面，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资助。1934年，政府贷给造船工业950万英镑，用于发展造船业。1935年，政府对不定期船运给予资助，旨在通过限制竞争提高运费。政府的资助对旧船坞和旧船的拆毁工作不利，使拆毁工作放慢下来。同时，消肿也没有发展到合并或对剩下的船坞更新设备的地步，致使30年代英国造船工业逐步丧失其固有的优势。

与传统工业的消肿相反，两战期间，英国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包括汽车、电机、化学工业等发展较快。这些工业或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如关税保护，或得到国家的直接资助。特别是30年代，随着国家的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改变，新兴工业的发展进入了“狂飙猛进”时期。

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明显，英国早在1895年就生产出第一辆“兰切斯特”牌汽车，1896年成立专门生产汽车的丹姆勒公司，但到1913年，英国汽车工业的总产量只有3.4万辆，而同年仅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生产19.9万辆T型汽车。到1913年为止，英国汽车的进口一直超过出口。1915年，英国征麦肯纳税，对汽车工业进行保护，即使如此，汽车工业的规模仍然不大。进入20年代以后，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整个20年代，汽车产量增加了3倍。1929年英国汽车产量达18.2万辆，占世界汽车生产总数的3.5%,欧洲的32%。在这10年，不仅汽车工业的从业人数增加，而且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技术进步使汽车生产成本降低。1922年，奥斯汀牌汽车的成本为450-490英镑，1928年，尽管同样牌号的汽车更快、更舒适、更精致，但它的成本却只需325-335英镑。30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更快。1930年，英国生产的私家车和商用车共23.7万辆，1935年为40.4万辆，1937年达到50.8万辆，1928-1938年，汽车行业（包括摩托车和飞机制造）的就业人口从24.5万增至41万人。30年代，汽车工业的出口量也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它在世界汽车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20年代大得多，其出口量仅次于美国。

电机工业在20年代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一部门中的重电机部分，如发电机、马达、开关、齿轮、变压器、互感器等，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增长较快的是轻电机部分，如电线、电缆、电池、电话机等，但由于产品竞争优势不大，出口量小。30年代，电机工业发展较快，就业人数从1930年的19.2万增加到1935年的24.8万。该工业的各部门，尤其是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和重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发展。铁路系统的现代化和电气化，住宅的建设，消费者对电灯、雪柜和无线电需求的增加，都刺激了电机工业的发展。与此相关，电力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1926年，英国成立中央电力委员会，负责建造电力网和大发电站。1933年，英国建立国家电力网，电的生产集中在数量较少、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发电站。到30年代中期，这一行业基本上实现了中央控制。1935年，英国已拥有4000英里的输电线。1929年，英国电力用户为300万家，10年后增加了3倍。30年代，英国人均电拥有量赶上了法、德、意，与美国不相上下。

化学工业也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部门。该行业包括炸药、油漆、炼油、药品、染料和化学肥料等。20年代，英国吸取化学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教训，将诺贝尔化学公司等合并成帝国化学公司。该企业资本达5400万英镑，股份资本达5700万英镑，无论从就业人数、地理分布、资本投入，还是从产品多样化方面来看，帝国化学公司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公司不仅可以达到规模效益，跨国经营，而且还可以同美国的杜邦化学公司和德国的法本化学公司进行竞争。30年代，政府加强对化学工业的关税保护。1931年，整个化学工业的关税约33.33%。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政府力图使化学工业满足本国的需求，重化学如染料、药品和石油的生产，在30年代增长比较迅速。1930-1935年，这一部门的人数只增加18%,但生产增加了一倍。

两战期间，传统的出口工业部门日益萎缩，其生产能力通过合理化而被有意识地削减；与此同时，新兴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增长迅速，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英国在危机的打击下，终于能够正视现实，将经济发展由国际轨道转向国内轨道，由依附传统出口工业转向注意发展新兴工业，这就使英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两个转变，英国在二次大战后的衰落将更快。遗憾的是，就产值、就业人数和重要性而言，新兴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工业部门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1932-1934年经济恢复的关键年月，新兴工业仍只占就业人数的7%和总净投资的3%。

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政府较多的重视。与工业不同，这一时期的农业没有强烈的外部竞争。政府在农业方面主要不是通过关税保护，而是利用定额、工业组织的市场计划来维持高价，或者直接给农业以补贴。1931年，英国通过《农业市场法》，该法律规定，生产者必须准备市场计划，一旦计划得到政府批准或者得到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就必须强制实施。但真正从这一法律中受惠的只有蛇麻草的生产。蛇麻草产量减少，生产垄断化，价格提高。1933年，英国再次通过《农业市场法》，重申了1931年的法律，同时增加了限制有关农产品进口的条款，规定了土豆、生猪和牛奶的计划。其中以土豆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最为成功。土豆的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超过最高进口额者予以罚款。生猪的计划旨在稳定价格，增加产量。1933年，英国实行生猪进口配额制，但由于涉及面比较广，该计划至1937年破产。牛奶业在30年代占农业生产总值的25%多，而且这一时期牛奶的消耗量也在增加，因此，这一部门在农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尽管以上有关农业的各项计划是一种政策拼凑，并且不协调，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积极后果。1930/1931-1936/1937年，农业总产量增长20%,就业人数在2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从帝国外进口的粮食下降。但这一时期由帝国市场进口的粮食数量增加。消费者比在自由市场上付出的更多。一些农产品如牛肉和咸肉的质量也不如外国产品。如果将1934-1938年给农民的补贴的一半给海军，能建4艘航空母舰。

两战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关系比较混乱，凡尔赛和约产生的欧洲新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在20年代组成复杂的高关税体系，这不利于国际贸易；战债和赔款对国际贸易起了阻碍作用；价格和汇率的波动也不利于对外贸易。更主要的是，由于英镑估价过高、技术处于劣势以及成本刚性，英国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得不到大量的订单，传统出口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找不到出路。1929年，煤、棉纺以及羊毛的出口水平还不如1913年。汽车、化学制品生产的增长，不足以抵消传统出口工业的急剧下降。1929年，世界出口总值比1925年高7.6%,但英国却比1925年下降10%。1925年，英国的出口和再出口总值为9.274亿英镑，1930年为5.233亿英镑。30年代，国际贸易环境更加恶劣。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等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以替代进口，它们排斥外国商品，尤其是排斥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产品；原先主要从英国进口商品的国家由于受到1929-1933年危机的影响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传统工业的生产下降。1929-1937年，英国的钢铁、棉纺品和煤炭出口量下降1/3.由于这些原因，英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20年代末的11%下降到30年代末的10%。在出口方向上也发生了变化，向英帝国、中东等地区的出口增加，向西欧、俄国、远东、北美和中南美洲的出口下降。

与出口下降相反，进口呈上升趋势。表4表明，1910年，英国进口总值为6.783亿英镑，1925年达到13.2亿英镑，1930年仍有9.195亿英镑。20年代末，英国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5.5%,30年代末上升到17.5%,实际进口量上升。30年代，随着电机、化学、造纸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对有色金属、石油、橡胶、纸浆、料布和茅草的需求增加，因此，生产原料以及半制成品的进口增加，粮食的进口减少。此外，由于30年代住宅建筑的发展，木材进口增加。

进口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从英帝国、东欧等地的进口增加，从西欧、俄国等地的进口减少。英帝国在英国总进口中的份额从17%上升到26%。不过出口量下降，而进口量以相似的水平上升，这意味着一定量的出口现在能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说明贸易条件改善了。导致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变化的差异。20年代，生产原料如小麦、水果、橡胶、锡、钒土和石油的价格下跌，大陆与大陆间运输费用减少，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30年代，贸易条件在20年代基础上继续改善。以1913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1921-1929年为120,1931-1938年为133.有利的贸易条件既可使英国增加进口量，使英国国民生活得更好，又对改善经济结构有利。英国可以利用这种进口商品比较廉价的优势，将资源从出口行业转向非出口行业。但遗憾的是，英国未能将因贸易条件改善而节省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进行更大的结构调整，相反继续生产国内外市场已饱和的棉纺品和煤，因而错过了良机。

两战期间，无形贸易也不景气。战后，各国加强对本国船运业的资助或成立本国的商业船队，英国航运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从这一渠道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如战前。从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获得的收入更少，1891-1913年，英国从以上两个途径获得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1921-1929年只有2.2%。在海外投资方面，战前每年平均获得1.5亿至2亿英镑的收入。战争期间，由于海外资产的出售和交战国不履行债务，英国失去8.5亿至10亿英镑的海外投资，损失数为海外投资总数的20%至25%,因此，海外投资的收入在20年代初令人失望。

表4 1910、1925和1930年英国贸易量和贸易方向 单位：百万英镑

注：出口额包括再出口，在每一栏中，上边为贸易量，下边为百分比，1925年只有百分比。

英国海外净投资在1929年后实际上已结束，为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而致英镑地位的削弱，英国在短期内曾禁止对外投资。即使在不禁止时，由于1931年以后外国大量违约拖欠债务，外汇管制使世界几个地区的资本和利息支付日益困难，再加上欧洲各国政治上的不宁和远东战争阴影的影响，因此，英国的投资者宁愿将资本投向帝国内和国内。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再次转为战时经济。这种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由中央管理的经济替代两战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也就是说，由国家分配最重要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支付多少。就这一点而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太大差别。关于这次战争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学术界争议较大。50年代和60年代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次战争对英国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战争大大改变了政府的影响和作用，政府在战时采用了凯恩斯的某些政策，战时征税及相关政策致使社会趋向更平等；第二，战争证实了英国工业和经济的实力。这些观点在80年代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同意战争导致公共部门的增长这一看法，并认为这是一种位移作用，因为尽管战后没有维持战时高水平的政府开支，却也没有回到战前的水平。但他们认为采用凯恩斯政策是战争结束后几年的事，因为战争期间是对物质资源而非财政资源的计划管理。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战争使社会更平等，而是分化更大，中产阶级从中受益最大。关于第二点，一些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以美国和英联邦的支持为基础的，这一胜利掩盖了英国出口方面的潜在弱点，使英国在战后大量建造住宅，建立福利国家，而不是投资新工厂、新机器、研究与开发，改变技术教育和训练方面的缺陷。关于这种争论，我们不予置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战争后，英国的普遍情绪是“再不回到战前去”，正是这种情绪，为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营造了适宜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