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1 / 2）
19世纪，英国绘画艺术趋向繁荣，建筑风格竞相争艳，音乐与欧洲大陆相比基本上乏善可陈。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新古典主义以古典艺术为理想，突出理性与美德，希望用古典世界的理想改善世界。新古典主义甚至相信希腊和罗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它强调永恒。浪漫主义发现激情无法驾驭，它并不背弃传统，而是以自身的价值来改造传统。在绘画领域，浪漫主义注重颜色而非线条，突出动感而非构图，强调情感与个人体验而非普遍价值。
风景画是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的重要主题，1862年，帕尔格雷夫（Francesco Turner Palgrave）写道：“本世纪我们的艺术生命力差不多在于风景画和情节画中，两者实际上是最近六十年的发明。”在19世纪风景画兴盛之前，人们不重视以乡间建筑和花园景色为主题的画家，但是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新潮涌动时，艺术家对风景画的态度发生转变，两位同时代的风景画家，威廉·特纳和约翰·康斯特布尔，用各自的画风烘托了19世纪英国风景画的繁荣。
特纳（William Turner）出身贫寒，是理发师的儿子。他幼年就显露出绘画天赋，曾在雷诺兹的画室里学习素描；15岁其作品参加了皇家美术院展览，18岁成立自己的画室，27岁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之后他游历欧洲，在32岁时担任美术学院透视学教授。
特纳的早期作品是写实主义的，1810-1815年他创作了泰晤士河风景组画，这些画作是对瞬间风光的迅即描绘。他在《廷特恩修道院》里用写实手法画下建筑结构，又以戏剧般的明暗对比，使建筑物产生一种神秘而可畏的雄伟感觉。他的第一幅大师级作品是画布油画《暴风雪：汉尼拔及其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1812），画面上颜色明亮的、动感的暴风雪使灰暗、模糊的营寨变得非常渺小，于是人与自然相比微不足道的感觉油然而出。这幅画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在阿尔卑斯山旅游，亲身感受着山中风雪；他对意大利风景画进行观摩，其中提香、普桑和伦勃朗对他的影响最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提香……为大部分的历史画增加了高雅的情趣”；“普桑在历史和田园诗题材方面的才能……（使）我们真正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庄严”；伦勃朗“用他的明暗对照法，使人深切地感觉到光和暗的冲突，给最平庸的粗俗事物蒙上一层神秘的气氛”。加上他对1810年一次暴风雨的亲身体验，让这幅大师级画作震撼人心。
特纳准确地描绘自然，特别是其中的壮丽场面。他对自然的恐惧与敬畏感，表现在《暴风雪》和《涉溪》（1814）等画作中。他认为构图、对称和光效应产生纵深感，《威尼斯大运河》（1835）对色彩的精湛运用，使特纳成为印象派的先驱：淡彩的底色、金色的视景和彩色的蒸汽，在色彩调配上达到光彩夺目的效果。《雨、蒸汽和速度》（1844）与《涉溪》形成对比，整个画面的底色由上方的黄白色向下方的黄褐色过渡，中间有一条模糊的地平线；右下方，一列火车从背景中冲出。当康斯特布尔认为特纳的艺术“粗野不堪”时，既是对他性格的说明，也是对他画风的评价。
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stable）生于萨福克郡，是磨坊主之子。他和特纳一样，是19世纪英国最知名的浪漫派风景画家，他很少出国游历，只愿意在自己家乡观察和临摹，说自己在干农活时学会了观察，风车、运粮船、乡间小径都是他的绘画素材。康斯特布尔的艺术理念集中在这一点上：艺术家要在画布上表现他在观察自然时抓住的一瞬间美感。有时候他画的不是景物，而只是自己对景物的印象。特纳的画充满动感，康斯特布尔的画则充满宁静气息。画布油画《干草车》（1821）是他的重要作品，画的是中午时刻吉本庄园的威利洛特小屋：左侧是浓密的树和小屋，右侧是天空和草原，有景深和开阔感；干草车位于画面中下部，右边的河流形成一块反光面。康斯特布尔的绘画除了临摹自然，便是对颜色的试验，《造船》（1815）体现了他对色彩的独特处理：本应是冷色的灰色与绿色，却用来产生温暖的感觉。康斯特布尔也是个画天空的高手，他经常写生云团，并记下云彩的种类和日期，印象派也把他视为先驱者之一。
康斯特布尔崇尚自然，不刻意猎奇，直到1829年他才当选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他批评19世纪初英国画坛的浮夸：“现代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胆大妄为，企图在真实之外去追求什么东西。追求时髦，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但它总是有一定时间性的，要得到后人的承认，只有万物中的真实才会永存。”康斯特布尔对自然景象仔细观察，说明了科学对艺术的影响，他的作品质朴细致，以笔触和色彩记录他周围的风景。
19世纪中期出现了拉斐尔前派艺术家，这是19世纪英国绘画的第二阶段。这些画家对15世纪以前的绘画有浓厚兴趣，反对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以后程式化和学院派的艺术，而特别反对以雷诺兹为代表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画风，但他们还是继承了康斯特布尔注重自然、注意细节、特别是模仿自然中艳丽色彩的风格，其中重要者有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米莱（Sir Joh Milis,1829-1896）、亨特（William Halman Hunt,1829-1896）等。拉斯金是该派重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重要的画家；他们在1848年组织拉斐尔前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 therhood），由此而出现“拉斐尔前派”这个名称。
拉斐尔前派的作品往往取材于圣经和中世纪故事，注重色彩、细节，特别强调光，罗塞蒂的《莉莉丝》（1864-1868）和亨特的《悠闲》（1866）是这个画派早期的名作。由于该画派在早期特别倾心于中世纪，认为中世纪代表着纯洁和创造力，因此被视为是对抗启蒙、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米莱的《基督在父母家中》（1850）曾因为十分注重细节与写实，而引起很大争议，狄更斯就称该画将人物画得像酒徒，亵渎了耶稣一家。拉斯金在《现代画家》，也就是19世纪名噪一时的艺术史研究系列中，为这个画派进行辩护。
维多利亚后期兴起了新的绘画风格，即理想主义绘画。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拉斐尔前派的补充和修正，它以神话情节吸引人，重视形式美，强调装饰性，模仿古希腊的完美裸体的崇高精神。理想主义画家的代表有莱顿（Frederic Leighton）、乔治·华兹（Gee Frederic Watts）、阿尔玛台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等等。弗雷德里克·莱顿是19世纪末最有声望的学院派画家，他的名声一度超过雷诺兹。莱顿在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接受过绘画训练，1852年来到罗马，从古典艺术中吸取营养。这一年绘制的作品《圣列的行进》，于1855年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即被维多利亚女王买下。1878年莱顿当选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1896年受封为男爵，成为英国唯一获得这项荣誉的画家。
19世纪后期兴起了工艺美术运动，这场运动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工业时代用机器复制的粗糙艺术品，强调艺术设计和工艺制作的重要性。参加运动的人有画家、设计师、建筑师、作家、哲学家，他们倡导实用技术与美术相结合，反对大工业的平庸与缺少美感，主张消除生活与艺术的鸿沟。运动的倡导者是莫里斯、拉斯金和普金，这些人自称是美术工匠，和手艺人一起参与产品的制作。1859年“红屋”的设计，标志着运动正式开始，莫里斯、韦伯、罗塞蒂和琼斯都参与了设计。工艺美术运动对19世纪后期的城市、住宅、图书设计，日用品、家具、器械的造型都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建立工艺美术公司，既销售产品也推销理念，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19世纪的建筑经历了连续的繁荣，不同的风格竞相出现，建筑风格带有试验性，希腊式、哥特式、意大利式都得到表现，威斯敏斯特是哥特式的，大英博物馆则是古典式。在19世纪，古典建筑风格仍然大行其道，这与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大抵相似，约翰·纳什（John Nash）是古典式代表，从白金汉宫到雷泽公园的连排住宅，整个伦敦西部都受其影响。埃尔姆斯（Harvey Lonsdale Elmes,1813-1847）的利物浦圣乔治大厅（1840-1854）气派雄伟又简洁明快，在功能和空间组合方面极具特色，被认为是19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最高成就。哥特式建筑的复兴，与巴里（Sir Charles Barry,1795-1860）、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812-1852）等建筑师有关，1836-1838年威斯敏斯特的重建方案主要是他们制定的。19世纪在建筑方面出现一个新进展，就是在桥梁、商店和车站建筑中使用钢和玻璃，史蒂芬森（Robert Stephenson）的布里坦尼铁路大桥（1850），玻特（Gee Porter）的百货店（1858），布鲁尼（A.K.Brunel）的皇家阿伯桥（1860）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艾利斯（Peter Ellis）设计利物浦的欧瑞尔议事厅（1860）时，将新材料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结合起来；而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水晶宫（1851），则是使用钢与玻璃的巅峰之作，这个庞大的建筑物宽125米、长560米、高22米，预制和组装结合，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设计与建造。
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音乐相比，英国的音乐成就总体不高，不仅没有可与大陆相比的音乐大师，而且其创作也呈衰落趋势。宗教音乐特别是合唱音乐是英国的传统，19世纪仍然维持着。教堂管风琴音乐一向是英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内特（William Sterndole Be）和帕里（C.H.Parry,1848-1918）受大陆浪漫主义影响，他们的创作可算作欧洲浪漫主义的一个部分。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巴尔夫（Michael William Balfe）和华莱士（William Vi Walce）写过一些清新优美的歌剧，前者以《波希米亚少女》（The Bohemian Girl）出名，后者以《玛丽塔娜》（Maritana）为人所知。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Sir William Sck 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Sir Arthur Seymour Sullivan）写了许多英国风格的喜歌剧，这些歌剧继承了民谣歌剧的传统，近似于轻歌剧，其中如《日本天皇》（The Mikado,1885）、《皮纳福号军舰》（H.M.S.Pinafore,1878）和《彭赞斯的海盗》（1879）等，至今仍在英语国家上演。1822年英国建立了著名的皇家音乐专科学校，许多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这里献身于音乐教育工作。
19世纪的科学，除物理学仍在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已脱离了哲学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宏大理论，而成为应用的科学。纯粹的科学问题导致技术革新，技术又向科学提出新课题。科学与技术从未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麦克斯韦（James Crk Maxwell）的电磁学对电气、巴思德（Louis Pasteur）的微生物研究对医学、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的遗传学对农业，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科学与哲学似乎分开了，科学家和大众都不再以哲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科学处理的是现象，而终极意义不再是科学家思考的对象。19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科学理论有赖于实验证明，“实验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规律的工作程序，实验在已建立的实验室进行，把可以重复的结果在专门杂志上报道。”此外，各国和各大学设立科学研究基金，系统地奖励科学进步。在科学发展方面，英国科学是实用的、经验主义的、个人化的，与法国人注重数理表达、德国人注重思辨规划形成对照。英国有大量自学成才的人在科学上取得成就，托马斯·扬的（Thomas Young）光波动说，汉弗莱·戴维（Sir Humphry Davy）的电化学，道尔顿（John Dalton）的原子论，法拉第的电磁实验，都是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