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财富与贫困（2 / 2）

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1896年英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为：年收入1000-5000英镑的上等阶级只有5万人，年收入100-1000英镑的中等阶级约有200万人，年收入不足100英镑的普通工人却有777.5万人，他们是人口中的大多数，财富占有量却最小。

从物质方面看，19世纪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艰难的，其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贫困中。19世纪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有普遍贫困，也有季节性的饥饿，更有行业性的失业痛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部分由于新机器的影响，部分由于战争原因，诺丁汉、约克和兰开郡出现周期性的失业、低薪与饥饿，这引发了大范围的卢德运动。在维多利亚时代，马考莱（Macauy）注意到年景不好时会有1/15-1/10的人需要救助。1834年一项调查表明，在35个棉、毛、丝纺中心城镇，占居民总数1/4的49294人中，平均每人每周收入只有1先令9又5/8便士，其中房租、燃料、照明等需支出6又1/2便士，剩下1先令3又1/8便士供衣食之用。据估计，在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1834年，英国贫困人数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

20-30年代，差不多20人中就有1个是乞丐；根据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社会上1/5的人衣不蔽体。根据提交给枢密院的医疗状况报告，农业工人和城镇中的大批劳动者食不果腹，甚至因饥饿而命丧黄泉；绝大多数英国人终身劳作，年老时唯有靠教会救济。

在饥饿的40年代，“黑乡”的悲惨状况难以言表，通常兴旺的斯托布里奇（Ste）愁云惨淡，到1842年1月，有1/3的居民陷入绝望境地，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有50户人家没有床，到6月份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在家；9月份，人们到地里偷土豆充饥。饥饿状况持续到1843年初的寒冷冬季，到夏季铁工厂重新开工才算结束。

1886年布思估计，伦敦人口中有30%生活在贫困中；1894年他估计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30%是赤贫（表43）。

表43 查尔斯·布思对伦敦收入水平的分类

总计：贫穷者占30.7%,舒适者占69.3%。

布思指出，在A、B两类贫困人口中，55%源于就业不足；14%源于个人不良习惯，如酗酒、不节俭；还有27%源于生活环境，如疾病、多子女、收入不稳定等。在C、D两类贫困人口中，相应的比例分别是68%、13%和19%。

1899年，朗特里（B.S.Rowntree,1836-1925）对约克的第一份调查显示，18%的居民绝对贫困，另有18%生活在困乏中：“这种贫困状态的生活意味着仅能维持生存。意味着一个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钱乘车，不可能买报纸或听音乐会，不可能给在外面的孩子写信，不可能对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给邻居提供任何金钱方面的帮助，不能存钱，不能参加友谊会、俱乐部和工会，不能给孩子买玩具，父亲不能喝酒抽烟，母亲不能为自己和孩子购买衣服。除了维持生存必需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能买，所买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他对约克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归纳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年老或生病；家庭主要劳动力失业；非经常性就业；多子女；低薪就业等。他指出人生中可能贫困的几个时段：童年，兄弟姐妹年幼而缺少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换言之，任何阶段稍有不慎都可能陷入贫困中。

可见，19世纪的英国社会财富丰盛是一个事实，生活水平提高也是事实，但贫穷也是事实：富裕与贫穷同在。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均，以及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无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贫困是懒惰的结果，贫困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它是催人奋发的推动器。1806年帕特里克·科克洪（Patrick Colquhoun,1745-1820）说：“没有贫困就没有人愿意去劳动，这对于那些富有者来说，也就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精制物品，没有舒适生活，什么益处都没有——这是因为，若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些游手好闲者就不可能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因此，罪恶之源不在于贫困，而在于懒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于1834年制定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

《济贫法修正案》的原则是鼓励穷人“自立”，惩治“懒惰”，根治贫穷。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成立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负责全国济贫工作，包括建立济贫院、实行贫困儿童教育等；二是确立院内救济原则，严禁对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济贫院之外的救济，接受济贫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并参加劳动，实行男女分居。这些规定引起贫困工人与农民的强烈反感，因此在英格兰南部农业区与北部工业区都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群众运动，贝德福德（Bedford）郡和萨福克（Suffolk）郡爆发了反对济贫法的抗议，民众占领济贫院，有些地方甚至与军队发生冲突。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很快转变为反对新济贫法的运动，1837-1838年又与宪章运动相结合，使运动达到高潮。宪章运动后期领袖甘米奇（R.G.Gam mage）回忆说：“人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一开始就怀着普遍恐惧的心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目前的苦难和未来的巴士底狱，一旦有钱的压迫者不再需要他们效劳时，他们就会被禁闭在那个监狱中。”济贫院被人们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1838年，全国共建立了38个反对新济贫法的民众协会。

在反济贫法运动的打击下，各地建立济贫院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到1840年，也仅有271个济贫区制定了建设计划，85个济贫区租用或改造了旧济贫院，34个济贫区购买了用于建立济贫院的建筑物，24个济贫区将旧建筑物改造成济贫院；到184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643个济贫区只建立了707个济贫院，平均每个济贫院能容纳270人。

关于济贫院中的生活有许多报导。1839年一位济贫法检察官从肯特郡（Kent）报告说：不久前，这个郡到处都在传，说济贫院中的孩子被杀死用于做肉饼；济贫院中死去的老人被埋在济贫监督官家中的土地上，据说是为了省下购买棺材的钱。波尔顿混合济贫院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区分，男女同住一个房间，甚至使用同一个厕所。1837-1846年，安多弗（Andover）济贫院有61个人为了摆脱济贫院的恶劣生活而故意犯罪，进入监狱；1845年，该济贫院发生了穷人为抢夺磨骨粉作肥料的骨头上残余的肉末而大打出手的事件，这就是“安多弗丑闻”。这些情况引起了注意，结果在1847年，新的济贫法委员会（New Poor Law Board）取代了旧委员会；1871年，新成立的地方政府部接管了济贫工作。

19世纪后期济贫制度开始变化。首先是对贫困的态度发生改变，人们对贫困的原因重新进行思考，对贫困的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费边社会主义者提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贫困，是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懒惰导致贫穷，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生活，保证社会所有成员都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切关于劳工的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种涉及人的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职责之内的事，一个人的自由以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布思和朗特里等人的调查从实证的角度表明：真正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贫穷在社会统计学上只是少数，多数贫穷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济贫院的抱怨与指责日益增多，从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南丁格尔（Flhtingale,1820-1910）到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都对济贫院的恶劣状态予以猛烈抨击。

在这个背景下，院内救济的官定原则逐渐发生变化，转变成内外兼顾的救济体系。尤其是在北方工业区，院内、院外救济并存，不仅帮助小孩、老人和病人，而且在萧条时期救助失业者。表44展示1840-1914年在院内、院外接受救济的人数与开支，可见接受院内救济的人数一直远低于接受院外救济的人数。事实上，由新济贫法确定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难以执行，尤其在北方工业区，由于反对的声音极其强烈，地方当局一般都不敢严格执行新济贫法：

表44 1840-1914年英国济贫院内、外救济情况表（单位：千人；千英镑）

济贫院内的生存状态也得到改变，首先是对病人给予照顾。1867年议会制定《都市济贫法》（The Metropolitan Poor Act），授权在伦敦地区为穷人和精神病人建立单独的救济院，照顾患有传染病和精神病的穷人。1868年济贫法委员会颁布条例，在济贫院设立病房、雇用护士。到19世纪末，许多城市建立专门的医院，这些医院是免费的，实际上成了下层劳工的医院。此外，济贫院采取措施改善物质与娱乐条件，院内食物种类增加，1891年后为老年人购买书籍和报纸，为儿童购买文具；1892年开始给成年人购买烟草，1893年又开始提供茶叶；1904年同意每个济贫院可以购置一台钢琴或风琴，供宗教或娱乐活动之用。到世纪之交，济贫院的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巴士底狱”式的济贫院慢慢消失了。

但济贫制度终究不可能彻底解决贫穷问题，一直要到20世纪构建福利制度后，贫困现象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工人阶级也开始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英国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财富丰盛，二是财富分配比较合理，这两个条件到19世纪末开始具备。

消费社会的前提是廉价的生产，这在19世纪是由无数的“血汗工厂”完成的。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对维多利亚中期伦敦的“血汗工厂”进行了长期的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他写给《晨报》（M icle）的系列报告中。根据他的发现，伦敦存在着许多手工业作坊，其中实行严格的分工，许多工人拥挤在狭小的车间里，每个人都只完成一道工序，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成批量地生产诸如服装、家具这一类日常生活用品。这种生产方式成本低、速度快，大量式样划一的商品很快涌入市场，非常适合于大众消费。但工人由于实际上不需要技术，因此工资低，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加上劳动时间长、工作单调，实实在在只能赚一点“血汗钱”。

大批量生产降低了物价，而廉价的商品推动了大众消费。在消费者方面，购买力的增强和对舒适的追求使他们充当了市场的俘虏，在18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消费社会逐渐崛起。城市零售业和商店出现了重大变化，新颖的推销手段层出不穷。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商家开始注重销售场所的美观与舒适：玻璃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把商品完美地展示在消费者眼前；明码标价直接显示商品的档次，使购物者明白自己的购买力。在新的购物商店前，小商小贩逐步消失了，明码标价代替了讨价还价。从60-70年代起，大规模推销商品成为重要的商业手段。

后来，广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橱窗装饰和街头展示，广告日益占据了中心位置。报纸、杂志、屋宇、车辆都成为广告的载体，又构成销售革命的组成部分；19世纪晚期，中等阶级的英国已形成一种“商品文化”，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伦敦西区崛起为繁华的商业区，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商业销售中心。商业区和商业中心的形成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商店不仅满足人们的购物，而且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煤气照明的普及更促进了消费趋势，商店里灯光灿烂，增添了商品的魅力。电灯和有轨电车则更加方便了消费者，购物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70-80年代出现了连锁商店和百货商店，这些革命性的销售方式首先在茶叶和食糖业兴起。1871年，托马斯·立顿（Sir Thomas Johnstone Lipton,1848-1931）花100英镑在格拉斯哥开设了一家茶叶铺，到1914年拥有了300家左右的连锁店。他的成功秘诀在于大宗采购、廉价销售，大做广告、大量销售。其他商人紧紧跟上，比如说伯顿（Montague Burton,1885-1952）的成衣店、杰西·布特（Jesse Boot,1850-1931）的“纯药”店等等。迈克尔·马尔克斯（Michael Marks,1852-1905）和汤姆·斯宾塞（Thomas Spencer,1859/1864-1907）都是从利兹市场的货摊起家的，后来发展成马尔克斯——斯宾塞（Marks and Spencer）“一便士”连锁店。

百货商店是由大城市里的服装商人扩展业务、销售更多样商品发展而来的，如曼彻斯特的肯德尔米尔纳福克纳百货公司（Kendal,Milne&Faulkner），纽卡斯尔的班布里奇（Bainbridge）百货商店，牛津街的彼得·罗宾森（Peter Robinson）百货店等。威廉·惠特利（William W hitley,1831-1907）号称“世界供应商”，1863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商店，到1867年扩展到17个独立分部的大百货公司；另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利物浦零售商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1823-1885）把他和他的伙计说成是“人民之友”。

合作商店是零售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在北方许多繁荣的工人社区很盛行。它由工人消费者合资创办，从生产者那里直接进货，以平价出售给消费者自己或其他顾客；若产生利润，则在集资者内部分配。这种销售形式的理念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利润是一种剥削形式，消费者自己办商店就绕开了这种剥削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后来仍旧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道路，变得和其他商店没有两样了。

但街头小店仍然是穷人的消费去处。在19世纪下半叶，街角商店得到发展。罗伯特·罗伯茨（R.Roberts）描述索尔福德的一个街角有：15家啤酒店，1家旅馆，2家无证商店，9家食品店、杂商店，3家蔬果店，2家牛肚店，3家理发店，3家木鞋店，2家炊具店，1家鱼条店（fish&chips，一种油炸土豆条和炸鱼的英式快餐），1家旧衣店，几家典当店，2家贷款所。

奢侈品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等级的象征，奢侈性消费从衣食住行到茶点、嬉戏，从家庭装饰到高尔夫球，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19世纪60年代一位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在谈论伦敦郊外8英里内中等阶级家庭时说，“他们展示住宅，犹如我们展示巴黎的华丽商品”；他把这种家庭归因于“一个富庶的、出手阔绰的中等阶级，大不同于我们”。这种家庭生活需要符合以下条件：3名仆人，子弟能进好学校，标准化的马车，适当的烹调，殷勤好客，广泛的社交，参加从文学社、小教堂到维多利亚时代志愿组织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社区意识，并通过花园、图书、家具和绘画等等来展示自己的文化品位。

在日常生活方面，早在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就展出了品种繁多的大众消费品，包括火柴、钢笔、信封、邮票等。在维多利亚中期，廉价的德国钢琴成为城镇中等阶级下层可以接受的消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许多家庭而言，房租下降、家庭规模缩小、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都为购买耐用消费品创造了条件，因此自行车、收音机、摩托车（以及后来的汽车）等等一时热销。煤气照明变成了电照明；留声机、照相机也成为大众消费品。新衣、新家具、装饰品、海滨度假、纪念品、廉价报纸、书籍……这一系列非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热门的消费。人们争相消费，消费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到这时，英国变成地地道道的消费国家，成为一个“轻佻琐碎的、放纵浪费的和肤浅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