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异端”思想（2 / 2）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生活的时代，是整个西欧社会都急剧变动的时代。此时，罗马教廷被日益崛起的法国王权所扼制，经历了屈辱的“阿维农之囚”，其神权权威一落千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教廷权威面临着空前的大分裂和大危机。但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十分腐败，教皇和神职人员生活腐化，其在广大信众中的尊严形象日益消失，反教廷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就英国而言，威克里夫的出现表明反对正统教会的“异端”思潮逐渐在英国酝酿。

威克里夫出生于约克郡的小贵族家庭，大约在1345年，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后来短时间任该大学巴略勒学院院长，1371年还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先后供职于林肯主教区菲林汉（Fillingham）堂区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区。70年代以后，威克里夫开始涉足政界，曾为王室内府官员，也曾参与议会议政。1374年他被国王爱德华三世任命为卢特沃斯的教区长，同年夏，他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前往布鲁日同教皇代表谈判有关教皇在英的征税和英国教职的任命权问题。这一时期，威克里夫撰写了《教会》、《论教皇》等论文，开始倡导反教皇的宗教改革学说，这些学说得到国王的支持，也为觊觎教会财富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所利用。1376年威克里夫支持冈特发动的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并同一些保守的主教们展开斗争。为此，1377年他被教会传召到伦敦的圣保罗教堂进行审讯，但由于冈特等人的保护而安然无恙。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对此颇为震怒，连续发五道教谕命英国教会对威克里夫采取行动。但这些教谕在六个月之后才到达伦敦，并未产生效果。威克里夫此时已经名闻遐迩，虽然在1378年又一次被教会传讯受审，但因王室、贵族保护和市民的支持而再次免受惩罚。

“阿维农之囚”后罗马教会大分裂出现三个教皇，促使威克里夫公开抨击教皇职位和教皇制度。1380年他发表反对“化体”说的理论，否定面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肉和血，提出基督是一个精神体，并不是以肉体的形式存在于经过祝圣的面饼和酒之中。这一学说马上遭到教会的谴责和禁止，但威克里夫仍然坚持己见，宣称“长官以及任何他的同伴都不能驳倒他的看法”，并拒绝了冈特要求他保持沉默的命令。1381年的农民大起义改变了威克里夫的命运，国王和教会为镇压起义而联合，原来迫害过他的伦敦主教考特尼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于1382年5月在伦敦黑衣修士法庭召开宗教会议，传讯威克里夫，判定威克里夫的主张是异端。之后，考特尼又取得一个议会的法令，授予长官们权力，可以应一个教士的要求发布命令给郡守或者王国的其他官员，监禁任何一个鼓吹威克里夫错误学说的传教士。应考特尼的要求，国王发出了一个专令，让主教有权监禁任何一个未经许可的传教士或者一个异端思想者，直到他屈服或政府另有决定为止。在政府和教会的双重压力下，牛津大学也对威克里夫的著作发布禁令。威克里夫于1381年离开牛津，此后他一直在卢特沃斯隐居，期间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完成神学著作《三人对话录》，直到1384年12月去世。后来，威克里夫的学说一直受到教会打压，1415年5月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不但谴责他的“异端”罪行，而且下令将他在卢特沃斯的骸骨挖出，抛在教会墓园之外。

威克里夫是一位学识深厚的神学家，他不仅精通神学，而且也熟悉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思想，对同时代的经院哲学更是多有研究。不过，他的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他对古代教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上帝“本体”说十分推崇，信奉上帝万能和灵魂得救，同时他也反对奥卡姆主义的唯名论和正统教会的唯实论，认为它们都以孤立的方式来对待神。他通过对神学的深层体悟，建构起在当时颇具异端色彩的宗教理论。

首先，威克里夫认为，自称是基督之代表的罗马教皇，其实悖逆了基督的榜样。基督从降临到受难都远离世俗的富裕，终身贫穷，而教皇则贪求财富，设法敛财；基督素来逆来顺受，并要信徒也这样，而教皇则为世界上最骄傲的人，甚至让国王吻他的脚；基督忙于传播福音，为了让大众超脱苦难，而教皇却制定法律，以便让信徒崇拜和敬畏自己；基督有博爱之心，甚至为他的敌人祈祷，并教育使徒不要报复，而教皇则通过恐怖措施和诅咒，来对所有人加害报复。此外，红衣主教也是一拨奢华和懒惰的人，他们甚至从事肮脏的圣职买卖，并通过欺骗手段诱骗人们。威克里夫进而指责教会为榨取财富而征收什一税，并猛烈抨击教皇的所谓“赦罪”权；他指出，尘世上赦免罪恶的任何事都应在天堂里进行，而且这种赦免“仅仅限于彼得和那些追随彼得的人”；教皇并不符合上帝的意愿，伪装和基督一致，因此他的赦免是无用的。

在批判罗马教皇神权的基础上，威克里夫阐发了统治权皆由上帝“恩典”的思想，他批驳教权高于王权的说教，为世俗王权作辩护。

“没有上帝的恩典，就没有真正的统治权。”依据这一命题，威克里夫认为，所有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恩典”，只有被上帝“恩典”的人，才真正拥有统治权。在他看来，统治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神的统治权、天使的统治权和人的统治权。后者又细分为教会统治权和世俗统治权，教会统治权是指基于福音来统治教士，世俗统治权是指基于强制性的世俗方式来统治俗人。威克里夫进而强调，上帝是所有统治权的终极源头，世俗统治权同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君主是上帝授权“管理者”。国王有上帝的影像，他代表上帝统治王国。不过，他又强调，上帝的恩典只给予公正的人，只有“公正”的君主才真正行使“神授”的统治权。为此，君主必须使法律与神法一致，公正地治理国家。不过，威克里夫并不主张抵抗暴君，而要求人们对暴政忍耐服从。

在论证世俗王权的合法与神圣时，威克里夫还大力主张王权高于教权，期以通过改革来组建从属于世俗君主的民族教会。在他看来，不管罗马教皇拥有多高的神权，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坐落在特定地理方位中的单独的教会，是众多教会中的一个，罗马教会被称为罗马，恰恰因为它是一个意大利的教会。因此，它没有理由凌驾于其他教会之上，对英格兰也是如此，因此，教皇也要同其他的外国主教一样臣服于英格兰的法律。世俗君主则不同，他拥有自己的领土、臣民与教会，对王国的教士拥有统治权。为了对此作出有力论证，威克里夫对“君士坦丁赠礼”这一文献作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古罗马的君士坦丁通过独断的赠予，使罗马教会不仅占有帝国地产，而且让教皇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神权可以统治帝国。正因为如此，教士迄今还占有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土地，并将其转换为财产所有权。

他声称，这一状况不合理，因为按照《圣经》精神，财产所有权属于世俗君主，教会只有在世俗君主许可下方可使用，而君主可以剥夺。

基于上述理念，威克里夫认为，应该进行一次大改革，使英国教会回到它的质朴条件下，恢复它的最初的、真实的身份，成为听命并服务于国王的教会。他强调，“依圣经之言，英王国应是一个整体，教士、领主和平民都是它的成员”。因此，君主有权任命主教，有权向教士征税，有权要求教士向他誓忠，有权对犯罪教士进行审判，有权收回他对教士财产的赠予。

威克里夫的政治学说在英国乃至西欧的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他对《圣经》有独到解读，对基督教的“王权神授”做了创造性的解释。他有力批判了教会高于王权的“教皇权威”论，否定了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神权权威，同时着力阐发了君主权威的神圣性和至尊性，提出了建构由君主控制的民族教会或国家教会的政治构想。这些思想反映了英国市民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的愿望，威克里夫是欧洲第一个有理论深度、能反映民族国家需要的市民思想家，他被誉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异端”（great heresiarch）。更有史家认定威克里夫“向所有建构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改革力量打开了世俗的秩序”，由此而有益于促成“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对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思想的酝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