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 2）

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居不列颠，使基督教文明一度湮没。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来自罗马、爱尔兰和法兰克的传教士是三支主要的传教力量。罗马传统和爱尔兰传统的基督教这时分别影响了英格兰的东南部和北部地区，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使英格兰各王国的教会可以在一个大主教的领导下联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再经过西奥多大主教的努力，英格兰教会不仅在组织上真正统一，而且开始介入世俗政治。邓斯坦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英格兰发生修道院改革运动，进一步提升了教会的权威。丹法区（Danew）的维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化促进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英格兰统一的基础。

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开始进攻西欧基督教诸地区，给英格兰带来了三百年的动荡。在抵抗维京人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大帝力挽狂澜，通过改革军事内政、建立防御体系、编修法典、奖掖学术等措施，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与维京人签订的《韦德莫尔条约》标志着丹法区的形成，维京人由此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碰撞融合，演变为英格兰民族的一个部分。丹麦王克努特是第一位真正统一英格兰的国王，在他统治下，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语言、法律和习俗方面日益趋同，英格兰的封建化也因为丹法区的发展而得到促进。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也是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奠基的时期，英格兰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三级政府管理体系，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成文法典，逐步形成一套固定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法。这些政治法律制度的出现，表明英格兰已经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君主统治体系，这不仅奠定了中世纪英国王权强大稳定的基础，还对“等级会议”“王在法下”等英国特色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维京人入侵英格兰后，逐步转向农耕生活，使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基本词汇和日常用语植入了英语。王权增长和宗教团体对不列颠的拓殖活动有深远影响，新的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权持续增强。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是欧洲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地位较高，在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思想文化方面，基督教强调“王权神授”，这推动了王权的成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王权，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尤为如此。其突出表现是：国王要向教会人士下跪，有的国王甚至抛弃王位，成为修士。教会法的约束遍及整个社会，国王亦不能除外。《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这一时期史学编撰的桂冠，前者出自“英国史学之父”比德之手，后者被誉为“古英语散文中首屈一指的楷模”。

总之，在文明初起的漫长过程中，英伦诸岛上人来人往，诸多族群进进出出，文明曾随罗马的统治而进入不列颠，又随罗马人的撤离而离开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随后的征服中逐渐开辟新的文明，但当这种文明慢慢成熟时，新的征服又来临了。不列颠始终处在欧洲文明的边缘交接点上，它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挥之不去，却又始终保持着岛国的特色。这个特点，将始终显现于整个的英国历史。

本卷主持人宋立宏

2015年6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