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1 / 2）
“日子将至，……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圣经·耶利米书》
历史的脚步来到了我们日渐熟悉的20世纪。
犹太人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已经太久太久了，虽然自命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甚至还专门欺负这些自命不凡的外来人。所以，在乱世之中行走的犹太人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特殊的关爱，相反，在这漫长的一千八百多年里，犹太人浪迹天涯，足印里留下的几乎都是斑斑泪水和血迹。世界上还不曾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长期的浩劫和磨难。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个民族，世界上也只有这个民族，在历经了一千八百多年大离散后，居然再次奇迹般地聚合在一起！
这奇迹又是如何发生的？
耶路撒冷的召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尽管经过了诸多的磨难，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从祖辈口中所听到的那个故乡的渴望。因为，上帝在《希伯来圣经》里已经明确告诉这些子民，苦难并非漫无止境，有朝一日，上帝将会让他们重回应许之地！
犹太人的归乡运动有个专门的词汇——“阿利亚”。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在会堂中登台带领大家颂读祷告诗文，每个男孩成人时都要经过这个仪式，后来就被引申为回归应许之地去朝圣。具体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先开始“阿利亚”，已经难以界定。自从犹太人被罗马人赶走后，迦南地几经转手，罗马人之后，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十字军、萨拉丁、马木留克、蒙古人等都先后做过巴勒斯坦的主人。
历史来到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主迦南。犹太人回家旅程的起点，就从这里谈起吧。
准确地说，这时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算不上回家，因为，犹太人本身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自然可以往来于帝国内的任何地方，包括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人民都被帝国笼络在了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即使那些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奥斯曼土耳其也都慷慨地接纳了他们，还派出军舰接应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宽容的政策，再加上回归巴勒斯坦只不过是帝国内的自然流动，这一切都为“阿利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16世纪开始，很多欧洲、亚洲、非洲的犹太人都陆续经由奥斯曼帝国向耶路撒冷回归。
不过，奥斯曼帝国也并不总是犹太人的福地，由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歧，多地的犹太人仍时常受到歧视和敌意。1840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马士革一名基督教修士和他的穆斯林仆人失踪，有人控告犹太人将他们杀死进行了“人血献祭”。当局逮捕了四名犹太嫌疑人，在酷刑之下，其中一名犹太理发师供认了七位当地的犹太名流，随即他们也遭到了逮捕。在第二轮的审讯之后，更多的犹太名流遭到逮捕，整个犹太社团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大马士革事件很快由一桩地方性事件演变成人尽皆知的国际性事件，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在获知大马士革事件后，纷纷采取行动，以请愿、游说政府、捐助、派遣代表团等形式帮助大马士革犹太人。可以说，大马士革事件在近代犹太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第一次将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起来，也由此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萌芽。
最初的“阿利亚”主要还是家族内部或亲戚朋友之间相互影响的个人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欧洲一些社会名流和望族，他们开始出资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比如，来自英国的摩西·蒙特费厄雷勋爵，他于1856年在雅法和耶路撒冷购置土地，后来又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太巴列等地购置了地皮，这些土地都为日后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采取类似行动的还有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首次将零零散散的个人“阿利亚”归乡行动，上升到犹太复国理论高度的是德国犹太人摩西·赫斯。
摩西·赫斯是我们所熟知的另一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朋友。不过，尽管生活中两人是朋友，但不少政治观点分歧却较大。根据历史资料考证，马克思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并不认可，在他的眼里，犹太人就是一群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金钱崇拜者（可以参阅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他自己也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即使其祖辈曾是显赫的拉比。而且，他的某些激进的言论，还让以色列人将其列入反犹分子的一员。而摩西·赫斯则是坚定地站在犹太人一边。他于186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要想彻底摆脱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人必须返回以色列。他号召犹太人行动起来，回归巴勒斯坦！
尽管赫斯第一个提出了回归耶路撒冷的思想，但却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二十年后，俄国的一个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正式给出了可操作的回归设想。
当时正是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蔓延整个俄国的恐怖时期。俄国人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浪潮，迫使一个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开始认真思考犹太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这个人就是平斯克。经过反思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的一次次遭遇，平斯克得出结论：犹太人要在俄国获得解放和公民的平等权利，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因为，每次的反犹运动都不是少数暴徒和流氓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所发起的群体性恐怖活动，只要犹太人还在这里生活，这种种族歧视和迫害就难以避免。再联想到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平斯克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犹太人只有变成一个在自己领土上享有独立的“正常”民族，才能彻底摆脱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尴尬地位。否则，无论他们流散到哪里，都将永远是外人，总会与当地的人们产生竞争，并遭到周围人的嫌弃和迫害。
建立一个独立的、属于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这个念头让平斯克激动不已。
那么，如何让梦想成真？显然，必须要动员所有的犹太人认可并愿意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而采取实际的行动。为此，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吸引所有犹太人的 “由头”。自然而然地，回归祖先曾生活过的故乡巴勒斯坦，无疑是可以调动全体犹太人最好的“由头”（当然，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有点儿牵强）。
平斯克将他的思想写进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立即在犹太人中间引起热烈响应。热爱锡安运动、热爱锡安山组织，很快就遍及整个俄国，平斯克也因此成为俄国犹太人追捧的偶像，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
纵观历史，在历史的每次紧要关头，冲在风口浪尖上的都是热血青年，锡安运动也是如此。1882年，第一批意气风发的十几个年轻人满怀高昂的斗志和远大的理想，从俄国出发，精神抖擞地向巴勒斯坦进发了。与此同时，从罗马尼亚出发的二百多名犹太人也踏上了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这两拨几乎同时出发的队伍，拉开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大旗指引下移民巴勒斯坦的帷幕。
最先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雅法以南不远一处无人居住的荒地，开垦出了里申-列锡安定居点，这也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开垦的第一个定居点。不过，理想和现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来到耶路撒冷后，犹太人发现这里居住的并不都是《希伯来圣经》里所描述的特选子民，而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里没有自己的地盘，生存环境极其严峻。被残酷的现实浇灭热情之火的很多年轻人，渐渐又重新流回了城市，有些重新回到了国外，曾有一个时期，移出巴勒斯坦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移入的人数。
但无论怎样，源起俄国的这次归乡行动，迈出了以色列人复国的第一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首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一个间谍案，又一次将犹太复国运动推向高潮。
这年，一个已经主动同化为法国人的犹太裔炮兵上尉因间谍罪在巴黎被法国军法局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南美一个死亡岛上，而同案的其他法国人都被宣判无罪。在这个案件诉讼过程中，有一位名叫西奥多·赫茨尔的犹裔奥地利人崭露头角。作为新闻记者兼出版商，赫茨尔与欧洲的不少犹太人一样，曾积极主张犹太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小圈子，同化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以此期许得到欧洲人的“认同”（这就是十八世纪后期在欧洲开始的启蒙运动，该运动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力。该运动号召犹太人摒弃刻板的宗教约束，接受同化，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倡议启蒙运动的多为欧洲上层的犹太人，有些人甚至认为只有皈依基督教才是他们的选择，比如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以及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等）。但在调查和报道该案的活动中，他渐渐感觉到同化的道路根本走不通。也就是说，即使你愿意同化为当地的欧洲人，但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你根本摆脱不了被人歧视的犹太人身份。
通过这个案件，赫茨尔深深地感受到了没有祖国的痛苦。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采用政治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并勾画出了犹太国的宏伟蓝图。赫茨尔的理论并没有提出比平斯克的观点更新的内容，唯一的区别是，他认为建立犹太国应该设法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并且保障它的主权。这相比于平斯克只是通过鼓动个人热情而实施的锡安运动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1897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赫茨尔凭借个人的魅力和影响，经过多方奔走筹划，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与会代表二百零四人，其中来自俄国的代表九十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正式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明确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创建一个受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园”。这次会议之后，赫茨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在巴塞尔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公开这么说，我会被嘲笑，但可能在今后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历史惊人地应验了赫茨尔的预言，五十年后，以色列国真的诞生啦！
随着犹太复国组织的建立，移民也演变成了实现犹太人复国梦想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复兴运动，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归途漫漫
历史又一次将犹太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03年，俄国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排犹浪潮。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在某市的郊外发现了一个当地小男孩的尸体。于是，开始有人传言这是犹太人血祭的牺牲品，一个名叫贝利斯的犹太人被推上了法庭，这就是在俄国历史上留下污点的“贝利斯审判”。厄运再次降临到了犹太人头上。当地人疯狂追打犹太人，导致四十五名犹太人被杀，一千多人受伤，妇女被强奸，婴儿被扔出窗外。不仅民间如此，官方也是推波助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沙皇尼古拉二世纵容国内反犹势力对犹太人实施暴力，近千名犹太人在俄国的敖德萨被打死，而执行这场屠杀的凶手就是号称“绿林好汉”的哥萨克骑兵。
哥萨克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它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通俗一点来讲，哥萨克就是“盲流”。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不甘心为奴而逃到偏远的南俄草原边境谋生的草寇。他们聚集成群，靠打家劫舍为生，后来就发展成为了类似梁山好汉一般的兵匪。俄国沙皇政府鞭长莫及，也只能眼看着这些人慢慢做大。不过，政府也慢慢发现了这些人的利用价值，只要肯给钱，这帮人就会为你赴汤蹈火。所以，这些“盲流”逐渐成为了沙皇豢养的一群很有战斗力的野狼。后来为俄国征服广袤的西伯利亚乃至抢占伊朗大片地盘的“功臣”，就是这些哥萨克。
无知加仇富，造就了哥萨克对犹太人的“嫉恶如仇”，他们只要见到犹太人就会杀心四起，也因此而成为俄国，乃至整个东欧一次次反犹浪潮的急先锋，甚至被“誉为”俄罗斯大草原上犹太人的“天敌”。比如1648年，以谢米尔尼基为首的哥萨克对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犹太人大肆掠杀，八年之内，多达十几万犹太人被他们杀害，数百个犹太社区被摧毁；1768年，乌克兰的乌曼城再次成为了犹太人的伤心地，疯狂的哥萨克将大量犹太人屠杀在犹太会堂内，其中不少妇女和小孩。不过，恶人自有恶人治，哥萨克后来还是在斯大林一次次的镇压下消亡了。
俄国境内接二连三的屠杀和暴力活动，加速了犹太人外移的步伐，引发了1904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到来。据不完全统计，1882年至1914年间，从俄国逃离的犹太人将近三百万人，其中二百多万去了美国，近百万逃亡欧洲。除了逃往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外，一部分犹太人则选择了移居巴勒斯坦，他们构成了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主力军。第二次“阿利亚”来到巴勒斯坦的回归者，是首批将自己与民族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批人与第一批天真的年轻人相比，实力和影响力明显提高了一个台阶。日后，这批人成为了犹太复国的最主要力量，他们中间就包括出生于波兰的以色列开国之父本?古里安。
随着大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落地生根，一个很现实的语言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五湖四海，一千多年的流散已让他们忘记了祖辈的语言。这些人说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来到巴勒斯坦，但来到以后才发现，由于语言交流的隔阂，他们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这并不奇怪。试想一下，即使生活在同一个中国的哈尔滨人与上海人，如果没有普通话而只讲当地方言，恐怕也难以沟通和交流，更何况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于是，统一回归者的语言，已是关系到回归者能否立足的当务之急。
那么选择哪种语言作为犹太人的“普通话”呢？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选择对自己方便的语言，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希望选择法语，赫茨尔的追随者希望选择德语，但更多的犹太人想起了犹太人已经失传千年的希伯来语。此时，复活希伯来语，已经不仅仅具有民族复兴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关乎到这些人能否融洽生活在一起的关键。
提到希伯来语的复活，就不能不说到为推广希伯来语而付出毕生心血的语言学家本·耶胡达。为了让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的世俗生活中得到推广，耶胡达不仅编写了希伯来语词典，更是身体力行，至死都不说别的语言，只说希伯来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凭借一己之力，终于将几乎已经“死去的语言”希伯来语一步步地复活。耶胡达的追随者继承了他的衣钵，从娃娃抓起，希伯来语在儿童中很快就流行起来，进而带动了整个家庭、整个社会，希伯来语逐渐变成了犹太人通用的母语。
就在犹太移民陆续向巴勒斯坦回归的同时，赫茨尔及其他犹太复国运动的先驱们，也在欧洲为犹太人的复国梦想而积极多方奔走。
面对奥斯曼苏丹的不合作，赫茨尔开始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案。当英国人表示愿意从自己在东非的殖民地肯尼亚一个名叫“乌干达”的地区，划出一块地来送给犹太人做复国“试验田”时，赫茨尔欣然接受了这一提案。但其他犹太人不能接受除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回归地。他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选择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攻击，甚至抨击他是犹太人的叛徒。
1904年，赫茨尔在心力交瘁中倒下，年仅四十四岁，“乌干达提案”也就此夭折。以色列建国之后的第二年，赫茨尔的遗骸被从维也纳迁到了耶路撒冷一座最高的山上安葬，这座山从此被改名为“赫茨尔山”，成为了以色列的国家公墓，多位以色列总统、总理和军政要员长眠于此。
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都单枪匹马，他们不仅难以有效地从事大规模生产和生活，也难以应对周边阿拉伯人的挑战和竞争，这也是第一次“阿利亚”失败的原因所在。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第二次到来的移民吸取了第一次移民失败的教训，建立了“基布兹”。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意指“集体”。“基布兹”里所有财产都由集体共同占有，所有的个人需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抚养子女，都由集体负责。这实际上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犹太人所带来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我国成立初期在农村所采用的“人民公社”类似。
我看了不少以色列的老照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犹太人在基布兹里的生活照。在这些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里，见到的并不是穷困潦倒和悲观失望，相反，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着的一张张笑脸。每次看到这些老照片，都让我有种亲切感，仿佛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五六十年代的时光一样，人们朝气蓬勃，脸上似乎总是洋溢着微笑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随着犹太人不断增加，犹太人成立了自我管理的社团组织“伊休夫”，并在贫瘠的荒漠之上建立了犹太人入主巴勒斯坦后的第一个城市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的意思就是春之山。尽管这个城市建立时只有一百三十九户普通住宅，居民也仅有一千四百一十九名，但就是这样一个更像小村镇的城市的建立，却标志着犹太人在流散了近两千年之后，终于在应许之地上落地生根了。
犹太人的春天就要到来啦。
曙光乍现
就在犹太人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的复国之梦忙碌的时候，世界风云突变。
我们跟随犹太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强国之间的你争我夺，战火和硝烟也一直伴随在犹太人左右，有几次战火甚至几乎就要烧遍全球，但真正将整个世界拖入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14年才真正到来。
1914年6月28日，这是铭刻在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就在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而拉开帷幕。德皇威廉二世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命令德国战争机器立即高速运转起来。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匈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即刻下令三军，向塞尔维亚境内挺进，并同时下达了例行手续的最后通牒。尽管塞尔维亚几乎应承了蛮不讲理的奥匈帝国在通牒中提出的所有无理要求，但奥匈军队还是于7月28日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炮轰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打响。接下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世界各个列强扑通扑通全部下水，并按照利益划分，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协约国（英、法、俄等）和以德国为中心的同盟国（德、奥匈、奥斯曼帝国等）两大军事集团，投入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战争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人明显表现出倾向于协约国的意向，他们希望借机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让奥斯曼统治者很不爽，为了掌控这块战略要地，土耳其人开始整肃巴勒斯坦，大批犹太人被当局以各种理由驱逐、监禁和流放，有几千人逃到了属于英国管辖的埃及。经过这次打压，再加上疾病和饥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由1914年的八万五千人锐减到1917年的五万多人。
本?古里安最初认为犹太人的自由取决于土耳其。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支持协约国的倾向令他十分不安，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尚未确定，不管世界范围内的战事如何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和保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立足之地。他反对采取激进的军事斗争，担心这些激进的活动会惹怒土耳其政府，弄不好有可能会丢掉好不容易占据的地盘。
本?古里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回顾犹太人的历史，正是由于他们惹恼了统治者，才有了一次次被驱赶出应许之地的惨痛经历。
不过，随着美国的参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渐趋明朗，本?古里安意识到，犹太人有必要尽快明确立场，积极参加巴勒斯坦作战，这在政治上将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一改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毅然以一个志愿者的角色加入了由雅博廷斯基借助英国人的力量所组建的犹太军团。
纵观“一战”初期的形势，多位犹太领袖仍在各自为战，这也反映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定居者们，当时仍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军人物。
这时，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魏兹曼走上了前台。
作为一位大英帝国德高望重的生物化学教授，魏兹曼以曼彻斯特大学为基地，确立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魏兹曼所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一战”初期保持了中立。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分化为亲德派和亲英派，他们在作战双方的军队中都有成员，而且亲德派属于多数。但魏兹曼本人更相信协约国会取胜，并按自己的预感行事。魏兹曼有着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他与当时世界上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使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借助他的威望和真诚的推广，使得更多的人们相信他代表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政治力量，是一只绩优股。
此时，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传言：德国皇帝为了争取东欧犹太人的支持，可能会采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这个传言来自何方已经难以考察，甚至我都怀疑魏兹曼就是这个善意谎言的制造者。而这个传言对于德国人的对手英国触动很大，因为在战后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一直是英国人的战略考虑。魏兹曼可能正是利用了英、德两国之间的角力，通过制造这个传言来刺激英国人，而英国人在得知这个传言后果然坐不住了，他们当然不能将这块宝地送给德国人。
1917年11月2日，魏兹曼多年的外交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这天，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也是魏兹曼在曼彻斯特大学做教授时结交的挚友贝尔福，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身份给罗斯柴尔德爵士写了一封信，首次明确宣布，英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这就是影响以色列历史的《贝尔福宣言》：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爵士：
我代表国王陛下政府，高兴地向你转达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这个宣言已经提交内阁并且得到了批准。
国王阁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且将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但应明白理解的是，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也绝不应使其他任何国家的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一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十分感谢。
除了魏兹曼施放的“烟幕弹”刺激了英国人外，这封信的出笼估计还出于另外几点原因：一是作为化学家的魏兹曼曾在“一战”中与朋友贝尔福一起研制出了新型炸药，力助英国人在对德作战中取胜；其二，英国当时已经制订了从埃及北上，经由巴勒斯坦进攻土耳其的战略计划，因此争取和控制巴勒斯坦是关乎到其战略意图能否实现的关键；其三，这也是英国人为了感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政府多年来的鼎力相助所给予的答谢：罗氏家族曾于1833年英国废除奴隶制以后，拿出大量英镑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他们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英国提供过巨额贷款。尤其是在1875年，该家族为英国政府筹得过一笔款子，正是利用这笔钱，英国买下了苏伊士运河的股权，使英国在中东赢得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面对犹太人的诉求，英国自然也得表表姿态。
到此大概你应该明白了，《贝尔福宣言》说白了最初只是英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假如它针对的不是狂热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这个宣言很可能转瞬即逝，在历史上溅不起一点浪花。英国当年向来以“忽悠”别人见长，他们到处许诺了不少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的承诺，比如1915年，英国驻埃及的专员麦克马洪就写信给阿拉伯人的领袖，信誓旦旦地承诺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国，但事实上，英国暗地里早就把这些地盘与法国瓜分掉了（感兴趣可以看下著名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
但是，犹太人不是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兹曼来说，《贝尔福宣言》是犹太人呕心沥血长期追求的建国特许状。他们把宣言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文件，大张旗鼓地向整个世界公布，高调宣扬英国对犹太人的承诺。你还别说，经过犹太人的一通“忽悠”，向来都是“忽悠”别人的英国人还真的就下不来了。由于这个宣言是由当时几乎就是世界老大的英国发出的，犹太人这么做虽有狐假虎威的意思，但犹太人的确需要借助这个老虎的威风。更关键的是，当老大的英国既然已经向世界夸下海口，那就不能轻易再改变承诺了。
为了兑现诺言，1917年12月9日，英国驻埃及远征军司令艾伦比将军率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不到一年，英军又北上占领了巴勒斯坦北部乃至叙利亚。英国人的入主，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长达四百年（1517~1917年）的统治，巴勒斯坦的主人就此换成了英国人。
随着英国接手巴勒斯坦，魏兹曼率领犹太复国组织也于1918年3月来到了巴勒斯坦，开始为犹太国的建立而奔走。7月，犹太人的第一所大学希伯来大学就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奠基典礼，魏兹曼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1918年11月，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终结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四大帝国的辉煌。硝烟散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拥有的中东地盘彻底丢失,英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埋下了英国治理巴勒斯坦的伏笔），按照约定，英国对巴勒斯坦暂时进行军事管理，直到1922年，国际联盟才正式委托英国管理这个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则被划归法国委任统治；而昔日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只剩下如今的土耳其这一小块地盘。
1919年1月，魏兹曼率领“锡安主义者代表团”，列席了“一战”胜利者举行的巴黎和会，正式申明以色列人返回故土复国的政治要求；1920年在伦敦召开的“全世界锡安主义会议”上，魏兹曼当选为主席。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魏氏一直是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们称这十年是“魏兹曼时代”，正是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以色列建国后的首任总统。
形势一片大好，《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人们对巴勒斯坦民族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仿佛看到了建立犹太国的希望。加之当时俄国国内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和内战，不可避免地波及了犹太人身上，很多俄国犹太人被冠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而惨遭杀害，这又导致了第三次移民浪潮。第三次移民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俄国，在1919年至1923年间，有三万五千至四万名犹太人新移民来到了巴勒斯坦。
冤家是这样结成的
随着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的到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越聚越多。对于这么不大的一块地盘，而且还是一个刚刚经过战火摧残的破落地，立即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困局，大量移民刚刚踏上这块土地，就面临失业的窘境。
生计问题都解决不了，管理者的麻烦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稳定局面，让新来的犹太人都能填饱肚子，在犹太协会的提议下，英国当局同意让犹太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一样，参与公共工程建设，暂时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也就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劳动中，以色列总工会于1920年酝酿成立了，该组织网罗了巴勒斯坦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可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政府机构，担当着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组织和管理作用，直到以色列建国。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块不大的地盘上的工作机会只有那么多，犹太人有饭吃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就要有人丢掉饭碗。
自从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之后，生活在巴勒斯坦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要数阿拉伯人了。截至1922年，总计七十六万的巴勒斯坦人口中，阿拉伯人就占了近六十万，即使经历了几次移民浪潮，犹太人也还不到九万。最初，阿拉伯人并没有将远道而来的犹太人看作是敌人，他们慷慨地接纳了这些漂泊多年的游子，容许归来的犹太人在自己周围落脚，也许，阿拉伯人还曾为一穷二白的犹太定居者提供过不少的帮助哪。这也就不难解释，当英国人背着阿拉伯人发表《贝尔福宣言》时，阿拉伯人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抵触，尽管这个宣言把占巴勒斯坦人口90%以上的阿拉伯人轻描淡写为“非犹太社团”，甚至还欣然接受了英国人一番花言巧语的“解释”：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不等于犹太国家，你们不用担心。
但随着犹太人的增多，尤其是当他们打出了“复国”的旗号后，阿拉伯人渐渐地感到事情不妙了。
犹太人的威胁不仅仅来自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地盘。为了在巴勒斯坦落脚，犹太人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当地阿拉伯人闲置的土地。由于可以卖个好价钱，不少阿拉伯人就将手中的土地兜售给了以色列人。但随着可卖土地的日益减少，有一天阿拉伯人突然发现留给自己的土地不多了，甚至有些人落得连自己落脚的地盘都没有了（根据巴勒斯坦政府1935年底公布的数据，有六百六十四个阿拉伯家庭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土地购买而丧失土地），而放眼望去，耶路撒冷几乎成为犹太人的天下。于是，恐惧和不安开始在阿拉伯人中蔓延，对立由此开始。
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阿拉伯人的不安和警惕并不过分。对他们而言，脚下的土地是传承自祖父的祖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园。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到来，也许他们可以一直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安静地生活下去。尽管不排除有些阿拉伯人因为贪婪而出售祖业，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犹太人的到来才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不仅来自两个民族生存的严酷现实，也来自大国人为造成的混乱和麻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私下达成谅解，巴勒斯坦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划给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管辖，英国军队直接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两个大国瓜分的结果导致巴勒斯坦与周边地区的边界在多年间一直没有明确界定，由此也进一步引发了日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激烈冲突。
殖民者人为造成的类似祸患在亚洲、非洲等地比比皆是，直到今天，包括中东在内的许多地区，仍在为这些殖民者遗留下来的麻烦而用鲜血“埋单”。
英国托管的初期，他们管制巴勒斯坦的主调还是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为主。这实际上也是当时英国与法国竞争的需要，更不排除英国人被犹太人推上去下不来的尴尬。而犹太人也充分利用了英国人提供的机会，积极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外交活动，最终居然争取到了直接参与托管条例的起草，因此，当后来托管条文从外交熔炉里诞生出来，明显带有犹太复国主义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托管条例明确要求英国委任统治者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为犹太移民提供便利”，等等。
犹太人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位，那么，当地的“地主”阿拉伯人在干什么呢？
与犹太人的积极主动相比，阿拉伯人明显处于下风。英国人最初也诚心邀请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参与殖民统治机构，但傲慢的阿拉伯贵族拒绝了请求。阿拉伯贵族除了空有傲慢和自大之外，整个组织如一盘散沙。当时，巴勒斯坦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为侯赛尼家族和纳沙西比家族。这两大家族除了明争暗斗、互相拆台之外，对于如何与这些新来的“外人”打交道，根本无计可施。可以说，后来降临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头上的许多灾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些阿拉伯贵族的独断专权所造成的。正是他们的骄横和不合作，才让犹太人在此后的国际较量中一次次占据了上风。
随着犹太人日渐强势，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甚至沦落到要为犹太人打工的窘境，这进一步加强了阿拉伯人的民族屈辱感。伤害加上屈辱，这些阿拉伯农民、城市工匠与城市其他劳动者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敌视就此慢慢地在他们心中扎根、萌芽。于是，流血的冲突开始出现：1920年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各有六人丧生；1921年5月，双方在雅法再次爆发流血冲突，导致九十五人死亡……
西墙下的血腥
1929年，犹太办事处在巴勒斯坦正式成立，该机构实际上相当于“犹太政府”的角色，对于日后以色列国的诞生而言，功不可没。也就在犹太办事处正式成立的同一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长久以来积聚的大规模摩擦和冲突，终于在西墙下爆发。
1929 年8月16日，星期五，这天不少犹太人像往常一样来到西墙下祷告。恰好这天也是穆斯林的礼拜日，大批阿拉伯人也来到圣殿山做礼拜，互相敌视的双方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冲突愈演愈烈，从西墙很快波及全国，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大打出手。
眼看局势失控，英国军警不得不上街镇压，逐步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局势。事后统计，在这次暴乱中犹太人死了一百三十三人，阿拉伯人也有一百一十六人死亡。事后，英国判处了二十五名阿拉伯人和一名犹太人死刑。
西墙冲突彻底改变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曾有的融洽，为处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之后，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就连英国人也被卷入其中。
1936年4月，阿拉伯各党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委员会组成后马上号召开展大罢工，这就是1936年到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义。阿拉伯人起义很快蔓延成为遍及各地的暴乱，游击组织在来自邻国阿拉伯国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向犹太人定居点、英国的政府管理机构发动了多次破坏、掠夺和恐怖活动，甚至和英国军队交了火。被阿拉伯人的游击战搞得焦头烂额的英国人不得不妥协，托管当局下令停止犹太移民，禁止阿拉伯人将土地转让给犹太人，以平息阿拉伯人的怒气。
阿拉伯人似乎暂时占据了上风。这次历时四年的阿拉伯人起义，是阿拉伯历史上少有的团结一致的行动。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次起义选择的时机和达到的效果对于阿拉伯人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在历时四年的暴乱中，阿拉伯人有三千至五千人被杀（不少人是死于内部派系间的冲突），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机构被英国人摧毁了，经济体系也崩溃了。从此以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基本消失。这次起义虽然将英国人弄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但这倒无意中帮了犹太人一个大忙，为犹太人日后向英国统治者发起接力式的挑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在阿拉伯人起义过程中，英国人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就将一直打压的犹太人唯一的一个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哈加纳”的意思是“自卫队”）合法化，以求犹太人能够组织自卫，减小英国军队的压力。英国人没有料到的是，犹太人的军事武装力量却就此诞生。更令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支不起眼的地下非法武装组织，不久成长为了让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吃尽苦头的对手。如果你进一步知道日后以色列的第一位总理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理艾希科尔，乃至日后的多位强人、总理和总统如沙米尔、赫尔佐克、沙龙、贝京、佩雷斯、拉宾、达扬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这个组织的熏陶和培养，你就知道英国人当初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啦！
面对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托管政府态度急剧转变。
1939年5月，英国在调查了巴勒斯坦的现状后，发表了以英国殖民大臣命名的《麦克唐纳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临时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在这个自治政府中，阿拉伯人将占绝大多数，犹太人只能作为一个社团行使权力。
其实，从当时的人口、社会等现状来看，英国人做出如此安排，应该讲还是比较符合当时巴勒斯坦现实情况的。姑且不谈阿拉伯人已经在此生活繁衍了近两千年的事实，单是从当时的人口组成而言，阿拉伯人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作为管理者，自然不能不考虑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的利益诉求。
这边安抚了惹麻烦的阿拉伯人，那边羽翼渐丰的犹太人不干啦。
英国人的麻烦并没有随着《麦克唐纳白皮书》的发表而停止，只不过这次它的对手换成了更加团结的犹太人。而且，正是英国人帮助犹太人建立的武装组织，成为了对付英国人的中坚力量。此后的十年，便成了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冲突的十年，也是英国人的日子更不好过的十年，这种煎熬一直延续到英国人被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为止。
眼看英国当局不再一如既往地支持犹太复兴计划，在国际上积极奔走的魏兹曼和主持巴勒斯坦犹太人事务的本?古里安，决定寻求新的国际力量支持。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争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户美国，尤其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的支持——“美国已处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在那里有最大、最有影响的犹太人中心”，但他们的努力最初在只顾一心一意赚钱的美国人那里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成效。
看来，犹太人还要为了自己的梦想成真而继续等待，同样急切盼望犹太国早日建立的还有欧洲几百万正生活在地狱门口的犹太同胞……
希特勒横空出世
让我们再回到1919年元旦。
元旦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就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分赃的盛宴。经过长达五个多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各方终于签订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和约》。在这次巴黎盛宴上，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一纸条约，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国土，而其在世界各地好不容易圈占的殖民地，也都被英、法、俄等战胜国一一瓜分。不仅地盘丢失了，德国还得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款。据报道，德国直到2010年才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全部还清。
被肢解后的德国元气大伤，经济低迷，民心涣散，国内工业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工人大批失业，货币贬值，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
历史发展到这里，又应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
1889年4月20日，就在莱茵河河畔，奥地利和德国巴伐利亚边境，有一个不起眼的奥地利小镇布劳瑙，在这个小镇上有一家更不起眼的小客栈，一个同样不出名的名叫克拉拉的女人在此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一般资料都声称，希特勒从小就野心勃勃、做事偏执等，正如很多资料对伟人们的歌颂往往都是从小志存高远、出类拔萃类似。但我觉得，起码在他的人生观形成之前，他肯定就像我们普通人家里的很多孩子一样，爱自己的父母，喜欢无忧无虑地玩耍，爱做各种各样的美梦。他后来之所以走上了反人类的道路，肯定不是从自己的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
希特勒的童年很不快乐。据某些心理“专家”说，希特勒小时候曾多次遭到学校同学的虐待，这段“童年阴影”导致后来希特勒的强烈报复思想。希特勒童年的不快乐主要来自家庭。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私生子，他性格怪异，喜欢酗酒，脾气暴躁，动辄对孩子拳打脚踢，甚至用马鞭抽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有可能会在希特勒幼嫩的心里留下阴影。
希特勒少年时代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具有一定的绘画才能，曾专门学习过绘画，但除了绘画外，其他功课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差，因此中学未毕业就退学了。希特勒十四岁时，脾气暴躁的父亲中风去世。虽然摆脱了皮肉之苦，但失去父亲之后，他的生活日益窘迫，最后不得不辍学。随后，他流浪到维也纳街头靠卖自己画的明信片和水彩画勉强度日，有时甚至不得不沿街行乞。就我这么一个外行来看，他的绘画还是具有一定的观赏性，而且从他对花、孩子、女人的描写以及静谧的山水习作来看，很难把这些优雅的画作与后来那个歇斯底里的希特勒联系在一起。除了绘画之外，希特勒有时也被雇用来扫雪、扛行李。
总的来说，希特勒成人之前是一个相当不幸的苦孩子，与一般的孩子相比，他不得不过早地品尝社会的世态炎凉。
为了早日摆脱在底层生活的窘境，希特勒十八岁时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都被以“不适合绘画”为由拒收。假如当初希特勒能够踏入艺术大门，也许世界上就会多了一个平凡的画家而少了一个战争狂人吧，但历史没有假如，只有血淋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