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乱世裂变——三国、两晋、南北朝（2 / 2）

有佞佛者必有灭佛者。一方面，儒士从护卫名教出发，著文斥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18]；另一方面，有的帝王为着保证朝廷赋役，伸张中华王道正统，起而灭佛。如北魏太武帝诏令坑杀沙门、焚毁寺院、没收寺产。但北魏后期诸帝重新佞佛，北周武帝（560—578在位）遂再禁佛、道二教，又下诏灭佛，使“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19]，增加了国家财赋及兵役来源。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以后的唐武宗、周世宗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史称“法难”。而从中华文化的总体进程论，则是儒释道三教彼此消长及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

经过夏、商、周至秦、汉约一千八百年，一个以华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则是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高潮。北方及西北、东北的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及西南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

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会，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胡、汉之间的“文化距离”，导致胡、汉文化质的差异性。然而，这种质的差异性绝非恒久不变。文明冲突中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在冲突中改变自身原有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魏晋南北朝胡、汉一体化便表现为胡文化的“汉化”与汉文化的“胡化”。

对于胡文化来说，抛弃旧质，以适应新的农业文明环境是首当其冲的急务。然而，在胡文化解体的态势面前，胡人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守旧心态，竭力维护被摇撼的游牧文化根基。如拓跋焘杀贺狄干，是因为“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20]。入迁内地的胡人表现出强烈的“扬胡抑汉”倾向。《北史·高昂传》云“时鲜卑共轻中华”。以“汉”一字构合成形形色色带侮辱性的恶称，便是“轻中华”的表征之一。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抑汉”与“扬胡”同时并存，胡人被尊奉为“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多方面特权。

然而，在先进的汉文化的包围下，胡人中“守旧派”的抗拒终归是徒劳的，与“马背中领生活”相割离的中原胡人终究被纳入“汉化”的轨道。

胡文化“汉化”通常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从而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匈奴人、汉国的创建者刘渊，前赵的刘曜，羯人、后赵的石勒，氐人、前秦的苻坚、苻融，宪人、后秦的姚苌、姚襄都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公元5世纪初统一北方的鲜卑拓跋魏更在儒化—汉化上有突出动作。还在魏道武帝时期，拓跋魏通过征聘、使用汉族士大夫，与儒家政治勾通关系，至魏明帝拓跋嗣与魏显祖拓跋弘时期，拓跋族上层集团的儒化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儒家文化的渗透，使北魏统治层中产生许多儒者兼拓跋贵族的人物。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499）是推进鲜卑拓跋族汉化的英俊人物，公元493年，他以南征为名，把都城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洛阳，这不是一般性的都城迁徙，而具有重大文明转型意义。山西大同（时名平城）地处恒山之北，处于游牧文化氛围之中，而洛阳处于古来神州中心，迁都于此，既能显示北魏政权为中国正朔所在，又有利于加速对汉文化的吸收。正是在古都洛阳，魏孝文帝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推行一系列汉文化改革，奖励鲜卑与汉人通婚，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参照南朝，制定官制朝仪，从风俗礼制到语言服饰全面割断鲜卑拓跋族与旧有文化的纽带，大踏步地实现社会体制的汉化与观念的汉化。而全然以《考工记·匠人》王城规划制度为营建蓝本的北魏都城洛阳，则以其规整严密的坊里，等级秩序分明的道路系统以及宫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布局宣示着汉文化的胜利。

由于胡文化的汉化不是以本族经济文化发展为动力的文明迁演，而是在汉文化环境的规范下，以政治需要为动力的文化转型，因而，统治集团的儒化往往走在全族汉化的前面，从而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前提条件。

胡文化“汉化”还有第二个途径，这便是入迁内地的胡人在“与华民错居”的情势中，不仅“语习中夏”“多知中国语”，而且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胡人的爱情观本颇为开放，“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但在汉文化影响下，也出现男婚女嫁有待于“父母之命”的观念，如北朝乐府《折杨柳枝歌》咏道：“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北朝呼母为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儒家的婚嫁观念，开始影响胡人。

胡文化“汉化”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政权结构专制化、经济方式农业化、观念意识儒学化，而且表现在昔日的胡人转而以“汉人”的姿态去对待其他胡族。如鲜卑与柔然，在血缘上具有亲缘关系，但北魏鲜卑反而视柔然为“胡”。太武建六镇，北魏、东魏“起长城之役”，皆为防柔然进攻，其情势颇与秦汉筑长城御匈奴相似。至此，北魏统治者已转化为防御游牧民族“钞掠之患”的农业文明保护者。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推进鲜卑拓跋族汉化的英俊人物，公元493年，他以南征为名，把都城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洛阳，这具有重大文明转型意义。孝文帝进行了艰难的改革，接受了汉文化、语言、风俗，推动了佛教的信仰和传播。图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局部）。

在胡文化“汉化”过程中，儒生士大夫扮演了关键角色。十六国与北朝时代，大批北方汉族儒士纷纷出仕胡族政权。他们遵循《孟子·滕文公》“用夏变夷”之论，以先进的诸夏文化去影响、改造“蛮”“夷”。北魏高闾（？—502）据“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理论展开的“中原正统说”（统有中土，即为正统），崔浩（？—450）、高允（390—487）依先贤观念展开的“文化正统说”（凡遵奉中国文化者，皆得视为正统）便是入仕北朝的汉族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论。正是基于如上观念，封奕、阳裕、张宾、程遐、王猛、薛瓒、尹纬、崔浩、高允、王松寿、苏绰等一大批有才干的士大夫活跃在非汉族政权的舞台上，为在中原重建社会秩序而努力。

汉族儒士改造胡文化的主要途径是以胡族上层为中介，倡导儒学，建设汉式政权组织以及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倡兴文教，打击保守贵族势力，努力改易“胡风国俗”。汉族儒士与儒化了的胡族上层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使北方胡族政权对儒学的重视较东晋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洛阳伽蓝记·景宁寺》载陈庆之语：“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胡人政权组织不仅沿袭汉人政治体制，而且还颇有补益。儒者托古的太子国学便在胡人政权下首先实现，苻坚令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就学受业于国子学，为太子国学先声。中原社会经济亦迅速从战乱中复苏、发展起来。一些民歌描述胡人统治区域内社会繁荣、安定情景：“长安大街，两边种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北魏洛阳工商业兴隆发达，“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时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多了一倍。虽然北魏末年爆发各族大起义，其后又有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长期对峙，但经济发展的势头仍然不衰。迨至北周统一北方，北方的人力、物力终于超过南方，从而为隋统一全国，实现公羊家所倡言的“大一统”打下基础。

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原社会经济亦迅速从战乱中复苏、发展起来。北魏洛阳工商业兴隆发达，“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图为北魏迁都洛阳的壁画。

胡文化虽受容于汉文化系统，但是这种加入绝非机械组合。在进入汉文化轨道的过程中，胡文化也以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新鲜空气。北魏崔浩说：“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21]指的便是这种趋势。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显示，终于推出璀璨的隋唐文化。

注释：

[1]《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语。

[2]《颜氏家训·治家》。

[3]《南史·儒林传》。

[4]见《抱朴子·诘鲍》。

[5]《颜氏家训·治家》。

[6]《梁书·儒林传》。

[7]《文心雕龙·论说篇》。

[8]《老子·第一章》。

[9]《颜氏家训·勉学》。

[10]《晋书·陆机传附陆云传》。

[11]《世说新语·文学》。

[12]《世说新语·文学》。

[13]王弼：《周易略例·明爻通变》。

[1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7页。

[15]曹丕：《典论·论文》。

[16]钟嵘：《诗品·魏陈思王植》。

[17]《文心雕龙·明诗》。

[18]《广弘明集》，见道宣：《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19]《房录》卷十一。

[20]《北史·贺狄干传》。

[21]《魏书·崔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