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西北望，射天狼（1 / 2）
——宋夏纪实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上阙写出猎，下阙写请战。整篇场面热烈，音节嘹亮，兼之情豪志壮，顾盼自雄。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天狼星主侵掠。词中的“天狼”即指宋朝西北方的夏（Tanghut）政权，宋朝称其为“西夏”，以区分于商朝以前的夏。当时西北边事空前紧张，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集中全国十五到七十五岁的全部男子，倾全国之力，大举进攻宋朝环庆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本章实质讲述的是宋与西夏的对峙与冲突。要谈西夏，就先要谈北宋与辽国。宋太宗赵光义发动的北伐辽国，可以看作宋辽战争史上的分水岭。此后，宋由主动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辽则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直至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宋辽进入了和平时期。在北方的女真族兴起之前，辽国一直是宋邻接政权中最强大的国家，但由始至终，并未给北宋造成大的威胁，一方面是因为自萧燕燕死后，辽国逐渐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澶渊之盟”，根据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二十万，银十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经济状况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澶渊之盟对宋朝虽然是一个屈辱性的合约，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却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其保持了宋辽两国长达百年的平衡和稳定。澶渊之盟后，北宋边境晏然无事，直到西夏党项的崛起，边境和平的局面才再一次被打破。
西夏立国时，虽然天下局势复杂，众多政权林立，但举足轻重的无非是宋、辽、西夏以及后来崛起的金。在澶渊之盟以前，北宋与辽多次发生战争，女真崛起后，金大规模地侵辽，灭辽后又灭掉北宋，发动了对南宋长达一百一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旷日持久，消亡了各方实力，为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实际上，宋朝历史上两次大名鼎鼎的“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表面上是希图国家强盛，但最主要的动机却是要解决西夏的侵扰问题。
第一节 夹缝中崛起的李继迁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是中国人的头一个千禧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只是这些事跟之前宋太祖开国平定天下，之后北宋灭于金、南宋灭于蒙古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很难引起人的注意。但这些事无不跟前后的局势有紧密而微妙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一年，是宋帝国的一个缩影。
正月，辽军大举南侵，到达瀛州（今河北河间）一带。宋将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率军抵御，布成方阵应敌。辽梁王耶律隆庆率精锐骑兵急攻，宋军阵势被冲乱，结果一败涂地。范廷召见势不妙，急忙向驻扎在附近的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领兵赶到瀛州西南裴村，与范廷召相约于次日共同夹攻辽军。
然而，就在当天半夜，怕死的范廷召悄悄率部逃走，而康保裔却毫不知情。第二天清晨，康保裔发现其部孤立无援，已经被辽军重重包围。康保裔立即披甲上马，大呼决战，率军奋力拼杀，终因兵尽矢穷而战死。辽军士气大涨，兵锋极锐，自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渡过黄河，大肆抢掠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一带，然后从容离去。
一向好脾气的宋真宗也被辽军的挑衅激怒了，立即派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率五千骑兵追击辽军。王荣胆怯怕死，一连好几天都托故不肯出发，一直等到辽军过了黄河后，才装模作样地出师。这一次的瀛州之战，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对四年后澶渊之盟的缔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时中原在位的皇帝是宋真宗赵恒，宋朝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
在这一个年头，令宋真宗烦恼不堪的大有人在，除了最强大的对手辽国太后萧燕燕外，还有党项人李继迁。
就在这年九月，宋朝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附近）知州、陇州刺史李守恩和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押运数量巨大的粮草过瀚海（今宁夏灵武以南）的时候，被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均力战而死，所运粮草全部为李继迁所夺。
在这之前，李继迁与宋时战时和，与辽也是时战时和，长期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周旋要挟。显然，这是一个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并趁机攫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就是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尽管这一年的九月，宋军的火药武器终于研制成功，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向宋真宗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但也掩饰不住宋朝在这一年呈现出的几分悲剧色彩。
李继迁（963—1004），党项族平夏部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其祖先为拓跋氏，之所以姓李，是因为其祖先在唐朝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有意思的是，李继迁的出生地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南）无定河边一山寨（后称李继迁寨），也是后来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的出生地，二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据说李继迁生下来时就与众不同，“生而有齿”，幼年时便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果断勇敢，以“擅骑射，饶智数”闻名乡里。
李继迁出生时，宋朝已经立国，割据银、夏诸州的党项贵族审时度势，主动与宋朝建立联系，接受了宋朝册封。李继迁十一岁时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出现了一只猛虎，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并得到族叔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后改名李克睿）的赏识，被授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正式当上了宋朝官员，吃上了宋朝的俸禄。
自宋朝建国，党项便是以盟友的身份出现，并曾经帮助宋朝攻击北汉。本来到这时候为止，党项人是坚定地站在宋朝一方的，然而，由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不妥当处理，致使宋朝永久性地失去了西北的盟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党项人起兵反宋的起因，与契丹反唐有太多的类似之处。
李氏党项原是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黄河九曲之地，世代逐水草而居，过着怡然自得的游牧生活，“党项马”在当时非常有名。唐朝建国后，吐蕃松赞干布开始崛起，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迁徙到陕西北部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此后，党项人便一直生活在这里。
唐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巢农民军起义，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勤王。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当时被唐朝封为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刺史，闻讯立即率军赶赴长安，援助唐军。在东渭桥一带与黄巢手下大将朱温（即后来的后梁太祖）、尚让交战时，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这个拓跋思忠，便是李继迁的高祖。黄巢败亡后，为了表示对党项的感谢，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一族改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河套以南的静边（今宁夏银川市以南）、夏（今内蒙乌审旗以南）、银、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定边以东）五州之地，准予子孙世袭，并赐给铁券及朱书御札，以示意恩宠。对于阵亡的拓跋思忠，追赠为宥州刺史，任命思忠的儿子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之后，一直是代代相传，并没有受到中原动荡局势的影响，如李仁颜之子李彝景任后晋银州防御使，李彝景之子李光俨任后周银州防御使。
党项拓跋部实力并不雄厚，不过是个相对自治的地方割据势力，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西北夏、银、绥、宥四州（静边州当时已经废除），在政治上则完全内附中原，称臣纳贡，有时候还会支援中原战事，因此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错。
举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拓跋思恭直系后人）立即派人奉表入贺，为了讨好宋太祖，还避赵匡胤父赵弘殷的讳，主动改名李彝殷为李彝兴，宋太祖对此大为赞赏。
建隆三年（962年），李彝兴听说北汉常骚扰宋朝边境，宋朝需要战马备战，便主动向宋太祖献良马三百匹。宋太祖十分高兴，为了嘉奖李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为礼品回馈，并亲自打听李彝兴的腰围尺寸，问道：“汝帅腰围几何？”李彝兴的使者回答说：“彝兴腰腹甚大。”宋太祖说：“汝帅真福人也。”亲临现场指导玉工制带。带成后，派专使送给李彝兴，尺寸十分合适，李彝兴由此叹服。
李彝兴死后，宋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下令辍朝三日，赠李彝兴太师，追封夏王。李彝兴的儿子李光睿继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定难军节度使。就在李光睿执政期间，北汉国主刘继元主动与李光睿联络，要求结盟，一起进攻宋朝，但为李光睿所拒绝。
可以说，在宋太祖一朝，宋与党项的关系相当良好。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因为宋太祖采取了相对实际的民族政策，即“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
具体地说，就是给这些“豪酋”们加官晋爵，让他们统管其领地，准予世代相沿袭。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就开始采用，五代相袭，宋太祖赵匡胤也加以沿用。正因为宋太祖处理妥当，因二党项“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然而，到了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手里，民族政策开始急剧变化，正因为赵光义得位不正，急于借兵事立威，由此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为了避讳，主动改名为李克睿。李克睿死后，儿子李继筠继立为定难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筠病死，在位仅仅两年，本来应该传给儿子，但因为儿子年纪尚幼，便由弟弟李继捧继位。
这一年，刚好是赵光义北伐契丹失败。这个李继捧，辈份上是李继迁的族兄，党项局势的变化就是从他开始的。
定难军节度使是党项最高权力的象征，李继捧在党项族中名望不高，不过是因为兄长早逝，才得以继位，但内部不服他的大有人在。李继捧自己也有自知自明，所以惶惶不可终日。李继捧刚即位，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首先发难，领兵袭击夏州。李继捧预先得到消息，设伏兵以待，李克远等果然中了埋伏，兵败而死，但党项族内部的矛盾因此而加重。
宋太宗赵光义听说党项内部矛盾重重后，便想到也许有机可乘。就是这位皇帝，在北伐辽国时被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追得屁滚尿流，皇帝本人的屁股上还挨了一箭。自那以后，皇帝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如何挽回面子。既然辽国不那么好对付，也许可以先对付党项，将夏银四州收回来，多少也可以洗刷一下三年前惨败的耻辱，这是赵光义一开始决定要干涉党项内部事务时的最初动机。
当赵光义正在密切注视银州变乱的发展时，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主动出面干预，但他不是着手解决党项族内部矛盾，而是想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夏州节度使的职务。他向赵光义上的表章中说：“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李克文入朝后，还向赵光义献出了唐僖宗赐给其祖先拓跋思恭的铁券及朱书御札，以表示他死心塌地地归顺宋朝。
李克文的表文正中赵光义下怀，于是，他一面派遣使臣持诏书命李继捧入朝，一面委派宋西京作坊使尹宪和李克文同去接替李继捧，同权知夏州。
李继捧接到诏书后，本来不愿入朝，但李克文与宋持诏使臣再三催逼。尤其宋使者表示宋朝皇帝为他解决矛盾，李继捧才能平庸，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天真地相信了赵光义的话，希望就此能得到宋朝的支持。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亲自到开封觐见赵光义。这是一件足以让赵光义光彩的大事，自宋朝开国后，还没有哪个党项李氏首领到开封来参拜皇帝。
李继捧的真实想法，不过是借机向宋朝皇帝诉说党项家族内部的矛盾，得到宋朝廷的正式加封任命，加强自己位正形象，甚至得到宋朝的武力支持。为了试探赵光义的态度，李继捧还愚蠢地上表，提出情愿献出夏银四州八县，而他本人则愿意留在开封。李继捧自然不是真心献地，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然而，羊入了虎口，难以如愿以偿。赵光义大喜过望，立即不客气地将夏银四州收入囊中，先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节度使已经成为名不符实的虚衔），然后委派曹光实为“夏银绥宥四州都巡简使”，立即奔赴夏银四州去接受地盘，并命令李继捧的同族都必须迁到京城开封居住。
之后，赵光义使者不断前往夏银四州，先后发遣党项李氏首领二百七十余人进京。
赵光义此举，无非是想乘人之危，一举消灭党项李氏的割据势力。此时，党项李氏割据夏银四州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在西北一带深孚众望，“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因而历代王朝都是抱以“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的态度，敬重有加，就连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赵光义的做法不仅大大有失道义，而且相当令人寒心，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对宋朝忠心耿耿，“世有战功”。
最重要的是，李继捧并非真心要献出夏银四州，他之后还暗中派人与李继迁联络便是最好的明证。赵光义轻率的落井下石，使得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促成了党项族尽快摆脱宋朝的羁绊，为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而斗争的决心，从此点燃了宋朝与党项之间长达二百多年的烽火。
话题要转到李继迁身上了。本来，李继迁身为拓跋思忠后人，也应该在被宋朝使者带入开封的二百七十余人之内。但李继迁一开始就反对李继捧入宋朝，认为李氏居州列郡，独霸一方已经逾三百年，如果率领宗族尽入京师，生死将操于别人手中。当时宋朝使者已经到达银州，李继迁只能先求自保，于是谎称乳母病死，需要安葬在郊外，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趁送葬的时候率领弟弟李继冲、汉人谋士张浦等数十名心腹逃脱宋军的监视，离开了银州。
当时李继迁才十九岁，年纪尚轻，在党项族人中也并非至关重要之人，职位仅仅是定难军管内都知蓍落使，因此宋朝使者也没有派人去追赶。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条漏网之鱼，竟然是条胸怀大志的大鱼，从此宋朝西北边防岁无宁日。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东北三百里处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这里四面被沙碛地所围，但内中水草肥美，利于畜牧。李继迁在族人面前拿出了祖先拓跋思忠的画像，以此号召党乡人自立抗宋，并问族人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党项人均大为感动，一齐表示愿意归服。从此，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宋初时，宋朝官吏对少数民族相当轻视苛刻，横征暴敛、虐待盘剥之事常有发生。北宋开国功臣王彦昇（参与“陈桥兵变”的重要将领，因善剑术外号“王剑儿”）为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时，经常派人抓来一些所谓“犯法”的党项人，让他们站在桌前，王彦昇一边喝酒，一边用手揪下党项人的耳朵生嚼，说是以此作为下酒菜。如此残暴之行为，令人发指，完全不把党项人当人看，自然引起党项族的极大愤慨，因而当李继迁站出来振臂一呼时，响应的党项族人极多。
光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年轻的李继迁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时党项各部族分散居住，不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大多数人还处于观望的状态。为了笼络人心，李继迁不但用民族存亡来激励族人，还从经济上为党项诸部谋利。当时西北的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和灵州一带盛产白盐和青盐（因稍带青绿色而得名，质量在白盐之上），品质纯净，质量比宋朝的解盐（宋朝主要产盐地为解县）要好，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均喜欢购买白盐和青盐。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朝廷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其实就是所谓的“盐禁”，禁止边民买卖白盐青盐，意在从经济上制裁李继迁。
此项措施相当有成效，盐禁数月后，“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李继迁和边境蕃部部落本来靠贩卖白盐青盐牟利，自然也因此断了财路，于是李继迁怂恿四十四蕃部率骑兵进攻寇环州石昌镇，想用武力迫使宋朝开禁。
宋环州知州程德元开始还召集士兵，武装反击，但不久就发现这些蕃部骑兵来无影、去无踪，严防死守根本无济于事。而西北边境各部族因为“盐禁”经济困难，各自有蠢蠢欲动之势。在此局面下，宋朝廷觉得犯不着出兵去逐一讨平各个部落，便不得不取消了“盐禁”。在这次“盐禁”斗争中，最终还是李继迁取得了胜利。
在初期，李继迁的实力仍然无法与宋朝对抗，只能对宋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侵扰，有时也会派人向宋朝进贡马匹、骆驼，目的都是在试探宋朝的态度与虚实。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获宋军万余人，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轻而易举的胜利令李继迁得意忘形，派部下四处抄掠。宋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探得李继迁的老窝空虚后，立即率兵夜袭地斤泽。党项军猝不及防，一败涂地，被杀死五百多人，一千四百多个帐篷均被烧毁，李继迁与弟弟李继冲只身骑马逃走，李继迁母亲和妻子均为宋军俘虏，并被作为人质来胁迫李继迁投降。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以北的黄羊坪，如丧家之犬，几乎陷入绝境。但这一带的党项羌部落曾受李氏恩惠，大力接济李继迁。李继迁借机收罗残众，准备东山再起。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遭受宋朝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银州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遇曾因反抗宋朝的剥削压迫被镇压后逃往深山避匿，这时见李继迁重振旗鼓，也来献计助兵。李继迁还主动去向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豪族大姓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联姻成为李继迁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他由此而实力大增。此后，他招聚羌众，开始用武力讨伐那些不愿归附的小部落，逐渐走上了强盛之路。
羽翼渐丰后，李继迁攻占了麟州。此时，他派人送信给宋将曹光实，表示愿意投降。因为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均在宋军手中，曹光实信以为真。而更好笑的是，已经五十五岁的曹光实为了夺得头功，不与其他部将商议，便自行率领百余骑出城受降。李继迁亲自率领十余骑来迎接曹光实，曹光实命李继迁等作前导，快到葭芦川的时候，李继迁忽地举手挥鞭为号，事先埋伏好的当项兵骤起，蜂拥而上，擒杀曹光实，从骑也被歼灭。李继迁趁机打着曹光实的旗帜，假扮宋军，一鼓作气地占领了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曹光实当时是银、夏、绥、麟、府、丰、宥州的都巡检使，实际上负责整个党项故地的事务，他突然被杀后，西北的宋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再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难免会感慨万千。只是这胜利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雍熙三年（986年），曹光实被杀第二年，恼怒的宋太宗赵光义派大将王侁讨伐李继迁，双方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交战，李继迁损兵折将，之后又遭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手下兵力几乎丧失殆尽。
就在这一年，宋太宗举兵北征，即前面提过的著名的“雍熙北伐”，宋辽两军在边界地区展开激战，最后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名将杨业也死在了这一年。李继迁看到了辽国的实力，感到不借助外力，难以继续光复大业，便决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主动派心腹谋士张浦为使臣，向辽国称臣纳贡。
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帮助宋朝抗辽，辽圣宗耶律隆绪还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韩匡嗣子、韩德让弟）认为李继迁能在西北有效地牵制宋朝，说：“河西向来是中国右臂，之前正因为府州折氏与银、夏（指党项）共抗北汉刘氏，助中国一臂之力，才导致我契丹大军援应无功。现在李氏来归，正是大利于我国。”辽圣宗这才改变主意，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这些任命都只是书面文章，为了进一步获得辽国的实际支持，李继迁又拿出之前起死回生的联姻一招，亲自向辽国请求通婚。辽圣宗耶律隆绪听从汉人大臣韩德威的建议，决定联络西夏以为辽之右臂，达到有效牵制宋朝的目的。于是欣然同意李继迁的通婚请求，封宗室耶律襄之女耶律汀为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并赠马三千匹作为嫁妆。
娶到了辽国公主耶律汀，益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得到一个老婆和三千匹马，以及辽国形势上的支持，这一婚姻还大大提高了让李继迁在羌部中的威望，此后，“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宋淳化元年（990年），宋辽之间的军事摩擦增加，辽国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这便是西夏的开始。
有趣的是，李继迁母亲罔氏被送到开封后，封为西河郡太夫人，软禁在京师。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炙热之时，参政（副宰相）寇准请求将罔氏于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儆凶逆”，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宋太宗赵光义也同意了。
宰相吕端得知后，立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赵光义说：“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
赵光义听了觉得有理，又问：“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呢？”
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派人善加照顾，藉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
赵光义便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
李继迁却没有因为母亲在宋军手中就放弃了雄心壮志，元气稍微恢复后，便开始了他的反攻，首要目标便是收复夏州。他虽然将迎战的宋军打得大败，但还是未能攻陷城池。据说当时的夏州城墙还是当年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时的建设［1］，高大坚固，巍然不动。
之前，宋朝廷已经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已经改名为赵保忠的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派回夏州镇守，用来牵制李继迁。李继捧本来就不是真心归顺宋朝，面对宋朝要他对付族人的局面，觉得左右为难，便主张用高官厚禄来笼络李继迁。
夏地粮食无法自给，李继迁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早已经开始暗通宋朝，又听李继捧说宋朝将要派大军来征讨，正好此时党项羌内部发生了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人偷偷相约背离。李继迁心中恐惧，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不得已，不得不上表投降宋朝。赵光义为了断契丹右臂，任命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任命李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
辽国听说娶了辽国公主的李继迁并不安分，已经投靠宋朝，大为愤怒。辽圣宗派西南招讨使韩德威持诏前去抚谕李继迁。李继迁以西征为借口，避而不见。辽圣宗怒不可遏，不久发兵攻夏，大掠银州而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继迁归顺宋朝的这一年（991年），李继捧投降了辽国。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李继捧本人对宋朝不满的因素，也有李继迁的一手策划——
所有人都明白，归顺宋朝对野心勃勃的李继迁来说，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他还要将族兄李继捧也拉入自己反宋的阵营。为了诱惑李继捧，他派人假装成契丹使者，以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李继捧附辽反宋。李继捧感到宋朝对自己不义在先，在开封的时候形如囚徒，而辽国开出的条件远为丰厚，于是决定投靠辽国。辽圣宗大喜过望，授其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之后的日子，李继迁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归顺宋朝不到一年，又重新投向辽国的怀抱，开始了对宋朝的战争，先克银州，再入寇庆州。之后，夏宋争夺的焦点转移到了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
灵州曾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形极为险要。而“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秦汉延、唐徕等渠引黄河水，灌溉大面积农田。灵州的西侧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对李继迁来说，只要取得灵州，便能“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宋朝而言，灵州为西北咽喉要冲，“西陲巨屏”，不但是宋朝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也是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对宋朝的影响不可估量。
正因为如此，李继迁和宋朝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灵州之战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旷日持久，从至道二年（996年）开始，一直到咸平五年（1002年），时间跨度长达六年，主要的战争有三次。
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赵光义派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四十万刍粟（喂马用）赴灵州备战。李继迁在浦洛河设伏，大败宋军，夺走全部刍粟，还趁胜围攻灵州，虽然一时未能攻下，但却顿兵不去。宋太宗赵光义闻讯后深为忧虑，“躬自谋度，未尝宁息”，为了彻底消灭李继迁，命李继隆（曾在满城大败辽军，导致辽军主帅韩匡嗣只身逃跑）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大军增援灵州。因环州道远，李继隆自作主张，与丁罕合兵后，打算从清冈峡出师，直捣李继迁老巢。出兵十日后，不见敌人踪影，二将便自行引军各自返回。
另一路张守恩与敌人相遇，不战即逃。只有范廷召与王超两军到达乌自池，与敌军遭遇，双方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宋军“请将失期，士卒困乏”，无功而还。如此，宋朝五路大军出兵援救灵州失败，但宋灵州守将窦神宝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李继迁也没有得手。
至道三年（997年），李继迁卷土重来，再次进攻灵州，被宋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这此战争规模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就死在了这一年。
两次进攻灵州失利后，李继迁趁新皇帝宋真宗即位之机，主动派使者要求与宋朝通好。宋真宗明知道李继迁狡诈难服，但因国有大丧，不想节外生枝，便同意了李继迁的请求，任命其为定难节度使。暂时的和平一直持续到第一个千禧年，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李继迁夺得了宋军的大批粮草后，解决了后勤问题，立即重新开始部署夺取灵州的战斗。
但是这一次，李继迁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扫清了灵州的外围——夺取了清远军与怀远城。如此一来，灵州便沦为一座孤城，完全陷入孤立无援、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此时，远在开封的宋朝君臣还在为灵州是弃是守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大臣明确主张入放弃灵州，退守环庆路。
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灵州。通往灵州的饷道全部被阻断，灵州危在旦夕。宋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宋朝的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立即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政权的都城，本人也迁居于此，还说：“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由此可见他的勃勃雄心。
夺取灵州对李继迁意义重大，声威大振，势力越来越大。宋军防线被迫后撤，回鹘朝贡宋朝的道路也被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宋不得不与李继迁议和，正式承认了他对银夏四州的统治。至此，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李继迁终于恢复了祖业。此时的他，刚刚三十九岁，距离他起兵反宋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灵州之失对宋朝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丢失了一块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后，灵州一带便成为宋军主要的马源之地。李继迁占据灵州，中国从此丧失了马源，再也没有大力发展骑兵的可能，直接决定了之后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难以扭转的弱势。
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就成为下一个目标。凉州居民以吐蕃为主，军事力量强大，李继迁却以声东击西之计毫不费力地攻破了凉州。
当时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一名巴拉济）已经与宋朝结盟，被宋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他见李继迁难以力取，便假意归顺，请李继迁亲自去受降。李继迁的心腹谋士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定然有诈，但李继迁志得意满，十分自信，欣然前往，结果遭到潘罗支伏兵的袭击。李继迁没有防备，大败而回。他本人的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令人惊讶的是，李继迁的临终遗言竟然是让小名阿移的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宋朝，并且叮嘱说：“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
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隐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党项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朝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对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第二节丝路上的僧侣
丝路，全称为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域（今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在这条漫长而险恶的路上，来往的行人却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些人大多可以归属为三类人：各国使者、商人和僧侣。
三类人目的则各各不同：使者是为了国家利益；商人是为了赚取财富；只有僧侣，是为了弘扬佛法，是真真正正的资源，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正是这条丝绸之路，完整地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
故事都要从一个金人说起，发生在距离宋朝十分遥远的汉朝。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这一战中，汉军大获全胜，杀死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死俘虏匈奴兵共八千九百余。匈奴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除了俘虏和马匹外，也没有其它能让人高兴的战利品，但却有一个金人，引起了汉军主帅霍去病特别的注意。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个金人是纯金做的，而是因为它被供奉在匈奴休屠王王庭的高台上，显然很不寻常。据匈奴俘虏说，这是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来自遥远而神秘的身毒（“身毒”念作“捐笃”）。
这个身毒是西汉对古印度的叫法，东汉以后称天竺。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经回来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辩机撰录）中特别指出：“关于天竺国家的名称，历来很多不同的叫法，旧时叫做身毒，或者叫信度、贤豆，很是让人混乱。如果根据梵文音译，正确的应该称做印度。”此后，印度一名袭称至今。
继续回到金人的话题。祭天金人——这就是威震四方的大汉天子汉武帝刘彻得到的第一报告。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了，这座所谓的祭天金人其实就是一座佛像，但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人还不知道佛像和祭天金人的区别。既然跟天有关，皇帝是天子，天之骄子，祭天金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被认为是一座大神，隆重地供养在甘泉宫里。
汉武帝如此虔诚供奉，其后代也不敢怠慢，祭天金人也就在甘泉宫中见证了西汉王朝风风雨雨的历程，直到西汉覆灭，王莽从刘氏政权手中篡位，建立了新朝，之后又败于刘秀，身败名裂。在一系列的争斗、阴谋、屠杀、血腥中，祭天金人也在某一夜神秘而诡异地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但历史还在继续，刘秀重新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是刘氏皇族后裔，未发迹前，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一个心愿——“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阴丽华出身名门，阴家先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修，以医术名世，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后代，当时王莽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刘秀一家早失去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然而时势造英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
后来刘秀出于政治结盟，又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议立皇后，他认为阴丽华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其为皇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皇室之家，坚决辞让。最后还是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刘秀不忘旧情，对阴丽华非常宠爱，这使得郭皇后嫉恨交加，因此“数怀怨怼”，结果反而给了刘秀废后的借口。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下诏废除了郭圣通的皇后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不仅如此，还废除了郭圣通子刘强的太子位，改立阴丽华之子刘庄为太子，刘庄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本已经被遗忘的祭天金人的故事又再一次从已经即位登基为帝的汉明帝刘庄开始了。
汉明帝登基后第七年，他的母亲太后阴丽华患病去世。汉明帝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因为刘秀对阴丽华的宠爱，因此他与母亲感情深厚，自母亲病逝，日夜思念，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有一天晚上，汉明帝终于在疲累中睡着了，但他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金人，项间和头顶上有一圈白光，像是一个闪烁的日轮，忽闪忽闪的，在宫殿中四处漂浮摇晃，神情怡然自得。
汉明帝十分惊讶，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却突然冉冉上升，升到半空，径自往西飞去——梦到这里就醒了。汉明帝吓了一大跳，仔细察看四周，除了闪烁不定的烛光，什么都没有。
汉明帝觉得这个梦有很强烈的暗示意味，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将梦告诉了大臣。大臣们对皇帝这个莫名其妙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无法预测吉凶。
还是汉明帝自己说：“听说西域有个神，名字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
博士傅毅见多识广，当即说：“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祭天金人，据说这祭天金人是从印度传到休屠国去的。武帝本来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打了这么多年仗，金人不知哪儿去了。皇上梦见的金人，一定就是那个祭天金人，是印度来的佛。”
众人都认为傅毅的说法很有道理。议论一番后，汉明帝听说西方不仅有叫佛的神，还有佛经，十分好奇，决定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到印度去求取佛像和佛经。这个故事在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中有详细的记载。最为传奇的是，汉明帝因梦见金人而产生的求经想法，就是中国佛教的起源。
蔡愔和秦景离开中土后，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西域，准备前往印度之时，在大月氏（氏音zhi，同支，今阿富汗一带）意外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僧人——摄摩腾（又作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当时中国对佛教仍属陌生，蔡愔和秦景所谓的西行求法，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后来玄奘的求法。他们在大月氏遇到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后，认为只要邀请二僧一道回去中国，便是求到了佛法。
永平十年（67年），蔡、秦带领印度僧人回到了洛阳，随身还带着白马，上面驼着佛像和佛经。汉明帝看了印度僧人带来的佛像，也不记得是否就是梦中的金人，翻了翻佛经，全部是梵文，自然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完全听不明白。但因为来之不易，汉明帝还是下令画工画佛像，供奉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佛经在收藏在兰台石室。印度僧人则被安置在洛阳东门外的鸿胪寺（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宾馆，类似今天的国宾馆。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有八个，均以寺为名）中，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在那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一部分所携带的佛经，据说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为《阿含经》的节要译本，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次年，汉明帝下令在鸿胪寺旧地建佛寺，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为名，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中国佛教宗派繁多，寺庙林立，但都公认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尊其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蔡愔和秦景西去求经的道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那以后，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僧侣络绎不绝，成为奇特的一道景观。唐朝的玄奘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僧侣。
河西地区也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而这一文化风气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的纷纷战火而衰落。东晋时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甚至还被前秦将领吕光用武力迎到河西，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译经讲学十七年。而后来西夏立国，国土正处于河西地区，为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七百年的佛教文化也不可避免对这个新生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一群风尘仆仆的僧侣到达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他们是八个月前从天竺出发，东行半年后到达大食国（今阿富汗），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西州。长途跋涉的艰辛，使这群苦修的僧侣充满了疲惫风霜之色，但西州的繁华风貌却令他们眼界大开，他们决定要在西州好好修整一下。
此时，西州正在回鹘人的控制下，称为“西州回鹘”，以区别于活动在河西一带的“河西回鹘”。这群打扮奇特、长相怪异的天竺僧侣自称要去宋朝京师开封入贡，虽然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却还是得到了礼遇。西域一带佛教盛行，西州回鹘王室早年信奉摩尼教，后来也改信佛教，普通民众则大多皈依佛教。西州作为活跃的宗教中心，仅本地就有僧侣三千人，来往于此地的僧人更多。而天竺僧人取道西州入贡宋朝也不是什么奇事，就在不久前，以善称为首的九名天竺僧侣也是经西州前往宋朝京城开封。
其实，西州还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名字——高昌（阿拉伯人称其为“九姓乌古斯”），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自汉唐以来，高昌便是连接中原中亚和欧洲的枢纽，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被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目标。西汉武帝时，大将李广利率军在此屯田，设立高昌壁。大明四年（460年），柔然（继匈奴、鲜卑之后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活动于中原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攻打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王国自此掀开了序幕。唐朝建国后，高昌王麴文泰（曾经与路过高昌到取经印度的玄奘结拜为兄弟）依附西突厥。唐太宗李世民大为不满，决定派大将侯君集征讨高昌，唐军刚刚到达碛口，高昌国王麴文泰因恐惧忧心而死，其子麴智盛继立。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刚当上高昌国王没几天的麴智盛不得不开城投降。从此，高昌被纳入中国的领土，唐朝廷将其改名为西州。
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定叛乱，将驻守在河西一带的边军大量内调，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进攻陇右、河西，意气风发地占领了河西走廊，唐朝廷对此也鞭长莫及。但是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河西一带落入吐蕃之手后，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残酷压迫，“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一片凋敝，经济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更加思念唐朝。
开成年间（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闻讯后夹道相迎，流着泪问唐使者说：“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张淮深变文》记载唐朝使者到了沙洲，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此时，河西和西域沦陷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唐朝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唐朝治下。
此后，西北各族中最强大的回鹘汗国也为了河西走廊的利益与吐蕃彼此相互征伐，唐朝廷虽对他们时有征讨，但始终未能真正收复河西地区，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因而为此停摆。但吐蕃却也日益面临危机，不但有回鹘和阿拉伯帝国这样的强敌，内部也产生了深重的危机。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当时吐蕃信奉佛教，佛教传入吐蕃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后，本教和佛教之间的残酷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些贵族趁机将自然灾害归咎于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赞普达磨即位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了无情的杀戮。唐朝时，西域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僧侣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赞普达磨，视达磨为牛魔王下凡，称他为“朗达磨”。朗，藏语，意为牛。达磨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很快就被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吐蕃国由此大乱，国势急剧衰落。
张义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西域豪杰。张义潮，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是沙洲的大族。父张谦逸祖籍南阳，在唐朝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出生之时，沙洲已经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张义潮在青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大中二年（848年），张义潮见时机成熟，率众在沙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众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激战。城中的汉人纷纷响应，人人争相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沙洲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难以抵挡，于是仓皇逃出沙洲。
此后，张义潮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由于吐蕃国内讧不断，一遇到张义潮强有力的挑战，在河西的统治随即土崩瓦解。唐朝廷特意在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到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从此畅通无阻。
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因病去世，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张义潮依然离开沙洲，主动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京师，结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七十四岁。
张义潮离开归义军之后，任命侄子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归义军政权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大顺元年（890年），张义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悍然发动了兵变，张淮深及妻子、六个儿子都被杀死。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氏对姐夫索勋擅自诛杀张淮深一家、用武力夺取河西大权极为不满，以“靖难”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索勋一家。李氏拥立张义潮侄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着归义军的实权。到最后，李氏甚至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排挤走张承奉，独揽了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夺回了归义军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归义军的内讧给活动在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为河西回鹘占据，伊、西两州为西州回鹘占据，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此时，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
唐朝灭亡后，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他不甘坐守瓜沙二州，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然而，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力衰微，恢复祖上的荣光已经毫无可能。一年后，回鹘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不得不与回鹘立城下之盟，张承奉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并称呼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对回鹘的臣服，使他彻底丧失了在河西地区的威望和民心。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改名曹议金）趁机发动了倒张的政变，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
曹仁贵有着极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长见缝插针。他自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后，立即派遣使者到甘州，求娶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用联姻来笼络回鹘。贞明四年（918年），曹仁贵派使者出使后梁，受到封赠。同光三年（925年），曹仁贵趁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进行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又娶曹仁贵之女，成为曹仁贵的女婿。由于曹仁贵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得妥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有所恢复。长兴二年（931年），曹仁贵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独立王国。之后，曹仁贵还将女儿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年），曹仁贵病死，其子曹元德继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年），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继位，曹仁贵妻（回鹘公主）掌握归义军实权，称“国母”。之后，沙州与甘州回鹘修好。天福九年（944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保持联系，使瓜州地区得以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开宝七年（974年），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曹延禄执政晚期，归义军再度与回鹘发生战争，由此导致归义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曹延禄及弟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廷承认了曹宗寿。但此时，归义军已经开始与辽通使。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汉王朝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国。消息传到沙州地区，寺院僧人十分恐惧。因为此时归义军政权已经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动乱都足以使其倾覆。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之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自称“沙州回鹘”。到1016年，回鹘占据凉州，整个河西尽归回鹘所有。
继续回到僧侣的话题，这群天竺僧侣到达西州后，得知城内建筑仿照中原著名的长安城而建，房屋鳞次栉比，作坊、市场、庙宇各有布局，相当气派，不由得叹为观止。又听说宋朝开封之繁华远胜西州千万倍，更加渴望早日到达中原。于是，他们改变了原定计划，没有继续在西州多做逗留，匆忙启程前往沙州（今甘肃敦煌），即著名的敦煌地区。
敦煌地区是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天竺僧侣们来到敦煌后，却发现此地的居民大多惊慌难安，对外来的陌生人十分冷淡，似乎时刻在警惕危险的到来。
当时的敦煌地区，名义上由归义军政权统治，但实际上已经沦入回鹘的控制。宋朝建国后，归义军政权势力衰微，只管辖有沙、瓜（今甘肃安西东南）、肃（今甘肃酒泉）三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将三州之地内附宋朝，当时在位的宋太祖赵匡胤也准许曹元忠世世代代继承归义军节度使的职位。但时势变迁得很快，归义军政权很快沦入回鹘人的威胁，宋朝则鞭长莫及，在西北一方应付党项李氏已经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敦煌地区。为了生存，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又不得不转而依附回鹘。即使是在回鹘羽翼下，曹氏也是惶惶不安，因为此时已经占领河西大半地盘的党项李元昊（其时李元昊已经自行改姓嵬名，改名曩霄。为了方便读者，本文依旧以李元昊称呼）正对敦煌地区虎视眈眈。
天竺僧侣们还是头一次听到党项民族及其首领李元昊的名字，他们还不能十分理解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崛起的党项李氏如何令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头疼。在敦煌，比起人们的情绪，还有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那就是敦煌绝无仅有的精美绝伦的洞窟佛像和壁画。
敦煌的壁画从公元四世纪时就开始了，是典型的佛教传播的产物。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自天竺，两汉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种佛教流派，纷纷传入中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中国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晋时，中国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数多达三千七百人，其后更是愈来愈多。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四百八十寺”便是形容南朝佛教非常盛行，佛寺很多。在这一段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僧侣极多，敦煌也由此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敦煌地区有一些不规则的峭壁面向东方，东来西去的僧侣便在这些峭壁上挖出一些洞穴，最早是作为冥想的密室使用，后来逐渐成为当地信徒膜拜的地方，并请人在洞穴内绘制壁画、制作佛像以作为装饰。累月经年，洞窟越来越多，即使中原朝代更迭，也没有影响到敦煌这种浓厚的风气。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宋朝，敦煌曹氏政权岌岌可危，但壁画的工作也从未停止过。虽然在文士荟萃的中原看来，敦煌不过是个偏僻的边塞小镇，制作壁画的画师不但名不经传，也毫不入流，然而，这些壁画作为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敦煌壁画的内容极其丰富，有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而壁画反映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不仅有宗教活动、宫庭生活，还有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当洞窟越来越多、逐渐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信徒们便采取将最早的壁画用石灰封上，在新的墙壁上重新作画，如此一来，便形成独特的一层盖一层的敦煌壁画，最多的达四、五层。
最令天竺僧侣们惊讶的“飞天”壁画。飞天，是佛教中乾闼婆和紧那罗的化身。乾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意译为天乐神。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乾闼婆的任务是在佛国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紧那罗的任务是在佛国里奏乐、歌舞，但不能飞翔于云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相混合，男女不分，职能不分，合为一体，变为飞天。敦煌的飞天形象自成一家，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而是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多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
在观摩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后，天竺的僧侣们便再一次踏上了前往开封的旅途。一行人出了沙州，经过瓜州，到达肃州，再往东，便出了回鹘的势力范围，进入党项李氏的地界。他们的下一站目的地，正是夏国党项的都城兴庆府，也就是以前的兴州。只是，一踏上夏境，便出现了令天竺僧侣们惊奇的事。河西一带，虽然吐蕃、回鹘势力相继入侵，基本上百姓还是以汉人服饰为主，天竺僧侣们在夏国境内所遇到的百姓，发式却大大区别于汉族，让人感到十分新鲜。据说，这是自从新一任的夏国王继位后颁布秃发令的结果。
这位新一任的夏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昊，即党项传奇人物李继迁的孙子。而此时的党项李氏较之当年李继迁在宋与辽之间的夹缝中辗转挣扎之境遇，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李继迁死后，二十三岁的儿子李德明（宋史籍称其为赵德明，因为宋朝廷曾赐李继迁姓赵，后面历代西夏主均是如此，本书在元昊称帝后均采用名字来称呼）子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夏国王。不过，他并未直接举起抗宋的大旗，而是遵照父亲的遗嘱，接连上表求和，“倾心内属”。
当时宋知镇戎军曹玮（名将曹彬后人）和泾、原、仪、渭都钤辖秦翰等人各请出兵，认为李德明新继，地位不稳，宋朝应该发兵攻灭，以绝后患。曹玮特意上书说：“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国危子弱，不即禽灭，后更强盛难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以河西为郡县，时不可失。”（《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宋朝重文轻武，即使是枢密院这等军事机构也多由文士任职。这些文士竟然认为伐丧非议，不如恩致德明，扣住了曹玮的奏章没有上报。而宋真宗也打算采取“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以妥协求得边境和平。事实正如曹玮所预料的那样，党项后来果然坐大一方，“更强盛难制”。造成如此局面，与宋朝廷本身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
宋夏双方使臣经过反复协商，李德明拒绝了“以子弟入质及纳灵州”这一条，宋只要李德明答应称臣，不再侵扰，也就同意了。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朝廷授李德明检校太师、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上柱国，封西平王，后加封为夏王。并赐给李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夏国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此后，李德明频繁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宋朝还放宽对夏国贸易的限制，允许边地除官员设置的榷场外，“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李德明派往宋的使者川流不息，他们带去的物品，不但在京中交易，在途中就与宋民交易。双方边境交易更为繁荣，有时李德明还私设榷场，在贸易中也有购买铜铁、出售青盐等违禁品的，宋也不能完全禁绝。与宋贸易量的大增，又得到宋的大量赏赐，使夏经济繁荣、国力增强。
与此同时，李德明也继承了他父亲那套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套路，采取“依辽和宋”方针，表面臣服于宋朝，又接受辽国契丹人的册封，以牵制宋朝。李继迁一去世，李德明即遣使为辽国送上李继迁的遗物，表示归顺辽国之意。此时，辽国与宋朝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罢兵修好，因此对西夏的两属政策并未提出异议，不但封李德明为夏国王，辽兴宗耶律宗真还将兴平公主嫁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并封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如此一来，李德明稳定了北线和东线，获得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使夏境内出现“有耕无战，禾黍云合”（范仲淹语）的景象。清人吴广成称赞李德明说：“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
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因怀远镇“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蔽，形势利便”，开始在怀远镇修建宫殿，号兴州（今宁夏银川），定为新都城，这就是后来的兴庆府（后西夏桓宗改名为中兴府）。李德明迁都之举表明了他的立国之志，就连契丹也感到了威胁。辽圣宗耶律隆绪借口李德明不允许吐蕃借道夏境朝贡契丹，亲率五十万人马，以狩猎为借口，攻入夏境，结果李德明率众抵御，大败契丹军。由此可见，李德明时虽然战争较少，但其军力并未削弱，反因财力雄厚而有增强。
夏国迁都的时候，河西走廊大半已经为党项所占领，但李德明还有更远大的志向：那就是将回鹘势力彻底赶出河西，统一整个河西走廊。
此时，离党项最近的要塞便是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号称“畜牧甲天下”，对李德明而言，凉州还不只土地肥沃、水草肥美那么简单，他如果想统一敦煌一带，就必须先占领凉州。自从他登上夏国国王的位子后，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得到凉州，但这一盘算长达三十年，迟迟不敢下手。他心中不是没有顾虑，西夏粮食和基本生活消费品不能自给，必须得依靠同宋朝贸易，譬如两川的茶叶、靖边的青盐，以及粮食、绢帛、茶叶、瓷器、铜铁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他之所以向宋朝称臣的根本原因。倘若因为夺取凉州而激怒宋朝，中断了贸易，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最终促使李德明下定决心的还是宋朝的态度。自李继迁起兵反宋以来，宋朝对党项人一直是采取笼络为主的态度，甚至还幻想其能主动归附，这种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宋军屡屡失去斩草除根的良机。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宋仁宗赵祯正式册封李德明为夏国王。自李继迁死后，李德明向宋朝称臣纳贡已经有近三十年，但宋朝边境并非平静无波。李德明经常派兵偷袭宋军边镇，倘若宋朝出兵反击，他便主动撤退。
尽管如此，李德明在位期间，宋夏之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尤其是每年到宋朝的重大节日时，李德明便派遣使臣向宋朝纳贡，二十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让好面子的宋朝廷十分满意。宋仁宗赞赏德明的恭顺之心，于是才有了册封一事，并允许李德明的车马、服饰、旗帜等只比宋朝皇帝低一等，还增加李德明食邑一千户。李德明被册封后，立刻上书宋朝表示谢意。
此时，李德明一方面感觉到宋朝软弱可欺，另一方面感觉自己身体不适，可能时日无多，最终下定决定攻取凉州。同年九月，李德明先派遣吐蕃诸部入侵宋朝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以为声东击西之计。宋朝负责这一地区军事事务的长官李德将吐蕃入侵的消息上报宋朝廷后，宋仁宗没有积极应对，只是命令鄜延路送交书信给西夏，警告吐蕃各部。
在宋朝使者尚未到达兴州时，李德明已经派遣儿子李元昊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凉州回鹘族奋力抵抗，但终究抵挡不住李元昊的进攻，于是元李昊顺利攻克凉州。自此，夏国打通了同酒泉、敦煌等地联系的通道。
凉州攻下一个月后，夏国王李德明病死，时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八年，葬于嘉陵（今宁夏贺兰山），其后被迫赠谥号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西夏派遣使臣向宋朝告哀，宋仁宗为此停止视朝三天，并同大臣一道在一个特设的殿堂素服对李德明的去世表示哀掉，同时追赠德明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宋仁宗还任命开封府判官朱昌符（因朱昌符正生病，便由侍御史孙祖德代替朱昌符）为祭奠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为副使，赏赐新一任的夏国王李元昊丧葬布三百匹、绢七百匹，以示安慰。
这一年，李元昊二十八岁。宋朝的使者怎么也想不到，就是眼前这个精通汉文和佛学的英俊青年，将在不久后实现几代党项人的梦想。
李元昊继位后，宋仁宗委派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告官使，朱允恭为副使，授封元昊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还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着落使等。然而，李元昊似乎并不领情，宋使者杨告等人到达兴州时，李元昊逗留不前，不来迎接御旨，迟迟才跪下接旨。在这一册封仪式上，李元昊已经明显流露出妄自尊大、自主立国之志。
这个李元昊，还在少年时就与众不同，“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当李德明对宋朝称臣时，李元昊相当不以为然，多次劝父亲不要再臣服宋朝，为此还发了一番宏论：“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
李德明回答儿子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李元昊当即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由此可见李元昊的勃勃雄心绝非一日之功。
李德明死后，李元昊决定改变其父两面讨好宋辽的做法，采取依辽为援、与宋对抗的方针，同时积极筹划建立独立的政权虽表面上仍向宋朝、辽国称臣纳贡，但其车马、服饰、仪卫都是按照帝王的规格设计。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建立新的官制体系，设立文武官职，所设衙门的职掌大多与宋朝相同。还下令区别文武官及百姓的服饰式样。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李元昊正式颁布秃发令，要求西夏地区百姓发式区别于汉族，这就是天竺僧侣们在夏境内所看到的差异发式的来历。
从李德明开始，西夏已经开始阻挠西域商人与辽国和宋朝往来，甚至阻止吐蕃使者与辽国、宋朝通好，但对僧侣一直例外。僧侣们在党项的地盘上走了近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夏国的都城兴庆府。一个月后，他们顺利到达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靠近陕西），只要出了夏州往东，便跨入了宋境。
然而，意外就在这一行僧侣抵达夏州后发生了。
刚好夏国王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了夏州，遇到了这几名僧侣。李元昊本人信奉佛教，听说这些僧侣来自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立即奉若上宾，想索要一些贝叶梵文佛经。不料天竺僧侣颇为倔强，自认正宗佛门弟子，携带之物也要奉给宋朝，竟然当面拒绝了李元昊的要求。
此时的李元昊，正因为国事和家事而烦恼不堪。他之前亲率大军进攻盘踞青唐（今青海西宁）一带的唃厮啰（据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唃厮啰为吐蕃末代赞普达玛五世孙赤德的后人）。结果，刚崛起不久的唃厮啰以奇计大破李元昊。夏军溃不成军，连李元昊都不知去向［2］。
李元昊打了大败仗的消息传回夏国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李元昊已经兵败被杀。李元昊第三妻子索氏出身党项大族，自从嫁给李元昊后就没有得到过宠爱，一直心怀怨恨，听说李元昊兵败身死，大喜过望，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沉醉于音乐之中。不料过了不久，李元昊又完好无缺地回来了。索氏恐惧不巳，生怕李元昊追究，便自杀而死。年青气盛的李元昊听说后，不仅不觉得对妻子有愧，反而愤恨难平，杀了索氏全家以泄愤。然而，索氏为党项大族，李元昊此举，虽然无人敢公开异议，但却难平人心。这也正是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夏州散心的原因。
天竺僧侣当面拒绝，无疑表明了他们看重宋朝、轻视夏国的态度，李元昊被深深激怒了，但他也没有轻易加害，只是下令将这些僧人拘留起来。此后，这些天竺僧侣便被强行留在夏国，再也没有机缘到达他们所向往的开封。
与这些僧侣境遇有着天壤之别的是，之前顺利到达开封的善称等九名天竺僧侣向宋朝献上佛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后，深得宋仁宗的赞许，赏赐给他们不少绢帛。之后，他们一直盘桓在开封，滞留了三个月，才启程回国。
李元昊还详细地向这群被拘禁的天竺僧侣闻询了敦煌的情况，僧侣们倒是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并不知道，正是从他们的话语中，李元昊下定了攻取敦煌的决心。
同年（1036年）七月，李元昊亲自统帅大军进攻三州（沙州、瓜州、肃州），三州首领请求回鹘予以支援。但回鹘畏惧党项，没有答应，于是三州相继沦陷，形式上早已经灭亡的归义军政权至此正式灭亡。
李元昊攻克三州后，在瓜州置西平军司戍防西境，镇守瓜沙政治中心也随之迁移至此。
史称李元昊“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意思是说他残忍好杀，却笃信佛教。李元昊多才多艺，本人就从事绘画，他辖了敦煌地区后，一如之前的天竺僧侣，也惊叹于敦煌艺术的浩大，他不仅没有破坏这座艺术宝库，而且将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使西夏的民族艺术也凝聚于此，使之更增添几分光辉。
正因为如此，后来当西夏被蒙古军残酷屠灭、西夏艺术的历史进程被硬生生地截断时，凝聚于敦煌石窟之中的西夏民族辉煌的艺术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党项族强悍雄伟的民族精神也借助这些艺术珍品而能被世人之所认识。这是李元昊的幸运，也是党项的幸运。目前在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分别都有西夏时期汉文题记，和西夏时期泥塑等。宁夏固原地区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凉祚都年号的题记。
值得一提的是，有种看法认为，正是李元昊的雄霸一方，才有效地阻止了新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的东侵，拯救了西域、河西一带的佛教。
党项拘留天竺僧侣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此时，距离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即传统史书所称的西夏）还有两年时间。从此以后，西域僧人便很少到宋朝进贡了，一度在丝绸之路上行走、见证了河西走廊风风雨雨的僧侣逐渐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而党项对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不但影响到西域同中原的通商贸易，还直接威胁到宋朝边境的安危。先看河西的地理位置，古人曾说：“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河西对中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西不稳，秦陇必危，关中有虞。如果说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的重要战略区，那么河西诸州便是中原西北安危所系的形胜之地，二者地位大致等同，均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
李元昊攻占河西地区后，回鹘要么受到西夏的奴役，要么被迫逃亡山林。回鹘盛产珠玉、毛织品及宾铁刀、乌金、银器等，回鹘商人通常带着这些特产到宋朝或辽国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们往返都得经过党项控制的地区，党项人往往从回鹘商人的物品中无偿取走十分之一作为税收，并总是将回鹘商人的优质物品取走，这就引起了回鹘商人的极大愤慨。
曹玮（宋朝开国名将曹彬后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时，企图引诱回鹘共同对付西夏。就是这个曹玮，曾经赞叹李元昊为“真英雄也”。后来李元昊称帝，宋夏开战，沙州（今甘肃敦煌）镇国王之子特意派人致书宋仁宗，表示愿意帮助宋朝进攻西夏。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回鹘军队向沙州发起进攻，但西夏军队坚守沙州，回鹘军队未能攻克沙州，西夏军队乘机反击，打退了回鹘的进攻。
此后，回鹘又派兵攻击西夏唐隆镇，此镇本来是吐蕃的一个部族，本已归顺西夏，此时抵挡不住回鹘的进攻，其首领被迫投降回鹘。
李元昊在与宋朝的战争中频频得手，宋军则处处失利，因而西夏很快又收复了唐隆镇。一度在河西走廊呼风唤雨的回鹘势力也逐渐走入历史的尘埃。
不过河西走廊佛教不衰，李元昊将大量回鹘僧侣邀请到兴庆府，并专门为这些人在兴庆府东十五里的地方兴建高台寺，让他们将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字。高台寺花费巨大，众多菩萨、观音雕像高达数十丈，宋朝所赏赐的《大藏经》便贮藏在该寺院中。
第三节元昊立国
宋景祐三年（1036年），完成河西统一的夏国王李元昊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制。
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改制前，党项族的一家就是一帐，由多少不等的帐组成部族，小的部族仅有一百帐，大的部族可达一千余帐。按照原来的规定，年满十五岁的男子为一丁，每遇战争，则根据部族的大小出丁为兵。新制则规定凡是部族里的壮丁二人就必须有一名充任正规军，而西夏随军杂役一人称为一抄，凡部族内有丁男四人就必须负担二抄，即四丁之中就有二丁为随军杂役，其余的被称为空丁，空丁愿意充当正规军者，先替同部族的其他丁男充当随军杂役，如果没有随军杂役让空丁充任，即可陶汰正规军中那些年迈体弱者，由空丁顶替其位，因而使青壮年都成为正规军。凡是正规军均由政府发给长生马、驼各一匹。隶属于团练使以上的正规军编制单位由政府发给一顶帐篷、一把弓、五百支箭，其它各旗、鼓、枪、剑、棍、棒之类的武器也由政府供应。刺史以下军队编制单位的士兵由政府供应的武器和日常品稍微少一些。
与此同时，元昊还专门设置炮手二百人，号称是“泼喜”，将俘获的汉人中的勇敢善战者编为前军，称为“撞令郎”，而这些汉人中胆小怕事而又无一技之长者就命令他们驻守肃州（今甘肃酒泉），或将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
李元昊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进行兵制改革后，西夏士兵人数大增，军队主要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五千人，是李元昊从一些豪门或贵族子弟中擅长弓箭者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号称“御围内六班”，分成三队，轮流值班，警卫皇宫的安全。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三千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附近还有精锐士兵二万五千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同时设七万士兵专门负责配合这二万五千精锐士兵作战；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各地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总人数达五十万之多。
李元昊还规定每当东边发生战争时则由西部集合兵马出征，反之亦然，如果中部发生战事，则东、西两部均得出动。在外出作战时，一定要多设营寨，其中一些未必都得派兵把守，但必须在虚寨之外设下埋伏，以利于包围敌人。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以铁骑兵为前锋，铁骑兵乘坐良马，披上重甲，敌人或砍或刺均不能刺透他的铠甲，同时用钩索将这些铁骑兵连接起来，虽然士兵死于马背，但也不至于堕落马下。这样的铁骑兵共三干人，分成十队，每队设队长，十个铁骑兵为一组。每一队铁骑在出击或撤退的时候前后都必须互相一致，因而颇具战斗力。铁骑在作战的时候率先冲出，打乱敌人的阵脚，等对方乱了阵脚后再向前冲击，步兵尾随于铁骑之后向前冲锋。
李元昊兵制改革还规定：要调动军队必须先用银牌召集各部族酋长，面授机宜，白天发兵则放烟或扬起尘土、晚上则以灯火为号，士兵出征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避开晦气的日子。每名士兵所带粮草不得超过十天。作战之时，将帅在士兵后面督阵或在既高又险之处指挥士兵冲杀，这些是李元昊兵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雄毅大略的李元昊还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了蕃字，又命令大臣野利仁荣对这些文字加以演绎，成为西夏自己的文字。李元昊又下令设立蕃、汉二字院，负责与宋朝及其他地区有关的文字。还下令重新制作了原先沿用汉族的礼乐制度，并将此制度颁行全国，严令执行。
宋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的勃勃雄心昭然若现，一切都在为立国称帝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而宋朝却对此毫无觉察，在帝国的京师开封，一批名臣正因为政治斗争而相继被贬出朝廷，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李元昊劲敌的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担任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屡次上书言事，无所畏惧，因而一些阿庾奉承的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当时宰相吕夷简［3］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往往都掌握在他手中，因而一些士大夫因巴结吕夷简而得晋升。
针对这一情况，范仲淹上书言及此事，他认为官员的升迁应该由皇帝掌握，晋升、降黜官僚不应由宰相作主。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向宋仁宗递交了自己绘制的《百官图》，对近年来升迁中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描绘，暗示宰相吕夷简用人唯亲。由此触怒了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竭力诋毁范仲淹，诬蔑他“务名无实”，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范仲淹为此又上书宋仁宗进行辩论，其一议帝王好恶；其二论选贤任能；其三论近名；其四论推诿等。吕夷简为此怒不可遏。侍御史韩缜迎合吕夷简之意，将范仲淹所上奏章逐一进行断章取义，然后诬告范仲淹越职入对。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而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郡阳）。
范仲淹被贬事件还不是如此单纯，由此引发了一场朋党的轩然大波。
范仲淹被贬后，多数官僚畏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前往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去为范仲淹饯行，受到后人的称誉。范仲淹被贬后，谏官、御史不敢进谏，唯独余靖上书陈述范仲淹无辜被贬，冒死进谏。因而余靖也被指控为范仲淹的朋党，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
范仲淹、余靖被贬之后，尹洙上书陈述范仲淹等人因进谏而遭贬，并认为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自己就难逃其责了，因而尹洙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贬尹洙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
景祐三年（1036）五月，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亘古未有，自己却无权替范仲淹辩解，而你（指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将欧阳修的这封信转交给宋仁宗，欧阳修也因此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事情还没有就此平息。范仲淹被贬一年以后，宰相吕夷简由于与另一宰相王曾明争暗斗，亦被罢黜，于是兴起了朋党之论。当时一些士大夫站出来为范仲淹等人说话，而为吕夷简鸣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双方各自屡屡上书皇帝，对垒分明，互相倾轧，交相指为朋党。宋仁宗为此烦恼不堪，不得不亲自下诏禁止这种现象，还特意在诏书解释，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但士大夫意气相竞之风不灭，范仲淹、吕夷简之争也被认为始后来北宋一朝朋党之风的开端。正如梁启超所言：“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佑、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
北宋朝中大臣忙着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早已经忘记西北有一只天狼正在日益强大，边陲多事之秋就要到来。
李元昊多方为立国做准备时，还派出大批间谍前往宋朝境内，打探宋军虚实。这里先简要讲述一下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布防情况。
宋夏边界有一条横山山脉（今陕西北横山），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宋夏两千多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被时人称为“山界”。宋朝的布防主要是沿着“山界”进行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横山的地形扼守险要。横山一带居住着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民风极为彪悍。因为地处边界，党项部落自然而然地分为两派，附宋者为宋所用，附夏者为夏所用。各以边人为强。夏国建立后，横山成为元昊南侵宋朝的跳板，为南侵宋朝的必由之路，相应的横山地区自然成为宋朝防御夏国的前哨。
最初，宋朝廷在西北边境设河东、陕西路，后来分为环庆、泾原、秦凤、鄜延四路，加上宋神宗时开拓的熙河路，即通常所称的“关西五路”。
环庆路在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一带边寨排列甚密，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泾原路在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有镇戎军、渭州城两处要塞，壁垒坚固，屯兵颇多，戍守于这一带的多为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秦凤路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内附宋朝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鄜延路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延州为该鄜延路的治所），地形相对开阔，“寨栅疏远”，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比较之下，在四路当中，鄜延路的布防最为薄弱。
认定宋朝软弱可欺后，李元昊一度决定要攻占宋鄜延路，但党项各部落酋长对此意见不一，使得他不敢贸然行动。不久，李元昊派去五台山（今山西五台境）供佛的间谍回到夏国，报告说宋朝在河东一带布有重兵，防备甚严。这一消息反而加强了李元昊进攻宋朝的决心，他召集党项各部落酋长在贺兰山聚会，要求酋长共同盟约：联合起来，先进攻宋朝的鄜延路，从德靖（今陕西志丹西北）、塞门（今陕西子长西北）、赤城（今甘肃省庆阳南）三个地方同时入侵宋朝。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李元昊声色俱厉地宣布说：“如果有人敢来劝谏我不要进攻宋朝，定斩不饶。”李元昊的本意，是要威慑那些对进攻宋朝持迟疑态度的酋长，但他严厉的态度，反而激化了党项内部矛盾，于是发生了山遇叛逃事件。
李元昊的叔叔山遇名叫惟亮，与弟弟惟水分别掌管左、右厢军队，是夏国的实权派人物，也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平的酋长代表，之前李元昊多次想进攻宋朝，都是被山遇所阻止。山遇听了李元昊在贺兰山酒会上的话后，知道李元昊决心已定，难以劝阻。而李元昊也知道山遇即使表面服从，也会内心不满，为了找到铲除山遇的借口，他主动去找山遇的另一个弟弟惟序，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说：“只要你告发你哥哥山遇谋反，我就把山遇的一切官爵都给你，否则，你们将有灭族的危险。”不料，惟序却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将李元昊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给山遇。山遇感到巨大的威胁，也料到李元昊马上就会对其下手，走投无路下，只好决定投奔宋朝。
山遇带着妻子、儿女、亲戚共二十余人，以及一些珍宝和良马来到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投降，源源本本说明了事情经过，并告诉宋军李元昊即将立国的消息。
知保安军朱吉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郭劝。郭劝与延州钤辖李渭讨论此事后，竟然不做任何调查，武断地认为山遇是诈降，下令将山遇逮捕起来。但因为山遇的地位，宋军也不敢轻易加害，便由延州监押韩周派兵，将山遇一家护送回夏国。
此时，李元昊已经得知山遇叛逃的消息，他担心山遇熟知一切情况，会立即引宋朝大军来进攻夏国，便亲自率大军赶到宥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准备抵挡宋军的进攻。不料就在这里，他遇上了被宋军押送回夏国的山遇一行。李元昊大喜过望，立即诛杀了山遇一行人。
宋军将领不能审时度势，错过了利用山遇来瓦解夏国的宝贵时机。不仅如此，郭劝和李渭的愚蠢促使本来两极分化的党项阵营团结起来，之前不主张宋朝用兵的党项酋长，在看到山遇在宋朝的遭遇后，也改变了主意，坚定地支持李元昊。
前面曾经提国，宋朝自陈桥兵变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的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名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武人作乱，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大力抑制武将的地位，从此武人位轻，成为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不得不采取守势，一切苟且而已。关于宋朝武将地位低下的状况，将在之后要讲述的名将狄青的身上，将会生动地看到。
山遇事件让李元昊更加轻视宋军无能人，就在诛杀山遇后不久，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人拥戴下，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夏［4］，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称帝前，李元昊已自称“兀卒”，即“青天子”之意，称帝后，便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
至此，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疆土上，一个崭新的王朝——西夏屹立在宋朝的西方。
此刻的元昊，年仅三十五岁，正是奋发有为的年纪。作为一个新生朝代的君主，他必须要思考带领臣民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的西夏，北有辽国，南有吐蕃、黄头回鹘（即之前的沙州回鹘）、大理，西有高昌（即西州回鹘）、黑汉（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灭掉信奉佛教的于阗），东有大宋。尤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也是元昊心目中最大的劲敌。强敌环伺，西夏该如何自处？
西夏建国后，元昊派遣使者前去宋朝上表。使者到达延州（今陕西延安）时，被宋将郭劝、李渭（即之前认为山遇诈降的地方官）扣押。这二人看了元昊的上表后，为了邀功，又派人去向朝廷通报，说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国，并擅自改变称谓，但在所写表书中依旧称臣，还是可以让元昊使者进京。于是，宋仁宗下诏同意元昊使者进京。
元昊表书的大致内容是：“臣父德明，与宋朝世代友好相处，自从臣世袭其位后，颁布西夏文字、制定礼乐等等，其后吐蕃、鞑靼、回鹘等族相继归附西夏，因境内军民屡次要求建立国家，因而臣迫不得已才称皇帝，但仍然是大宋君主的臣子，望大宋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实际上，元昊这次上表是对宋朝的公开挑战，要挟宋仁宗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元昊的表书在宋朝廷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宋朝大臣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枢密使王德用、陈执中等人主张杀掉元昊使者，立即与元昊宣战，而盛度、程琳等人则认为不可鲁莽从事。宋仁宗最终还是遣还了元昊的使者，但却郭劝、李渭等人贬官。
元昊的表书到来后，宋与西夏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朝上下对元昊的称帝非常愤慨，一时间大臣们群情汹汹，一改之前姑息的态度，坚决主张出师声讨。可笑的是，这些主张出兵的大臣均认为元昊的势力微不足道，只要宋大军一发，弹指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谏官吴育和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认为西夏蓄谋已久，有备而来，不主张出师。但宰相张士逊力主兴师问罪，一向软弱的宋仁宗也为之心动，于是，宋仁宗正式发布诏书，削夺宋朝赐给元昊的赵姓和一切官职爵位。同时还派人还在宋夏边境地区四处张贴告示：凡是能斩杀元昊并将其首级献给朝廷者赏赐二百万文钱，凡是能捕获西夏派往宋朝境内的间谍者赏赐十万文钱，同时明文规定凡是西夏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或汉族能率领所属人马投奔宋朝者一律加官进爵，并予以一定的赏赐。
由此，宋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时间延绵长达百余年。
第四节大范老子与小范老子
最初，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军事统帅为夏竦和范雍：夏竦知泾州，负责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负责鄜延路军事。范雍是宋真宗咸平初进士，当时被人称为“大范老子”，然而，这位范雍却是位庸碌的书生，不但不知兵事，还生性懦弱胆小。
先谈宋朝廷最初对西夏的应对。中原朝廷一向以外交阴谋见长，宋朝廷极力笼络之前提过的唃厮啰势力，先是册封唃厮啰妻子乔氏为永嘉郡夫人，唃厮啰长子瞎毡为登州团练使，磨毡为顺州团练使，分别赏赐给他们袭衣、金带、器皿和茶叶，并答应每年赠送他们绢帛各十五匹。
当时，由于唃厮啰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不相统率，宋朝为了联合他们共同对付西夏，因而分别给他们加官进爵，有意使他们内部互相团结，但唃厮啰的两个儿子仍然各自统辖所属地区，各行其事，最终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
宋仁宗对唃厮啰大肆册封后，便命令他们从西方进攻西夏。唃厮啰倒也没有推辞，立即派出四万五千名士兵袭击被西夏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凉州守将派兵防御唃厮啰的进攻，唃厮啰军队受阻，只好杀死几百名西夏巡逻兵后返回本国领土，扬言要再次进攻西夏。
之后，宋仁宗一再命令唃厮啰出兵攻打西夏，帮助宋朝讨平西夏，但唃厮啰此后唃厮啰并未对西夏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而自宋夏开战后，元昊开始按照计划大规模攻击宋朝。宋军屡战屡败，元昊气势更盛，将下一个目标投向了鄜延路的延州。如前面介绍宋夏“山界”时所分析的，鄜延路在四路中防守最弱，而鄜延路统帅范雍性格懦弱，不知兵事，轻率无谋，更给了西夏可趁之机。
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要取延州，必先取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部门户，周围有三十六寨，互为依托。当时防守的将领为都巡检李士彬，是内附宋朝的党项人，其父李继周在世时，曾多次战胜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李士彬勇猛善战，十万部下均为党项精兵，战斗力极强，可以说是元昊的劲敌，时人称其为“铁壁相公”。不过，他在历史上声名并不好，曾经因小故杀死数人，犯下死罪，虽然宋朝廷因他身份特殊而赦免了他，但其残暴好杀的本性由此可见。加上性情贪婪，部下多对其有怨言，结果这点后来被元昊最大化地利用了。
元昊为了对付李士彬，先采用反间计，派人将书信和锦袍金带投置在金明寨境上，书信大意是约定李士彬共同叛宋。这封信自然不会交到李士彬手中，而是被巡逻的宋军发现，交到了鄜延副都部署夏元亨手中。因为李士彬与元昊同族，这封信立即使李士彬陷入了被众将怀疑的处境。只有夏元亨相信李士彬绝对不会叛宋，说：“此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邪？”
后来李士彬知道了这件事后，感激涕零。不久，元昊派部下刘重信（元昊改其名为刘奇彻）招降李士彬，被李士彬捕杀。
两计都不成，元昊又派出大批部下假意投降李士彬。李士彬本来有所怀疑，想将这些投降的党项人送到南方居住。但主帅范雍却不同意，说：“讨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令李士彬将这些诈降者统统收编入本军，分隶诸寨，并厚赏金帛，一时来降者甚多。
为了麻痹李士彬，元昊警告自己的将领，不要与李士彬发生冲突，即使双方遭遇上了，也要不战而退，并四处散布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李士彬听了难免骄横起来，也对那些来投降自己的党项人不怀疑了。元昊又暗中用金帛官爵诱惑李士彬的部下，部下均受之不辞。
在全力对付李士彬的同时，元昊为了摸清宋军底细，还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先是派出使者带着金银财宝和加官进爵的诺言诱惑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巡检刘怀忠投降西夏。但刘怀忠却不吃那一套，不但毁掉了元昊赠送的大印，还斩杀了西夏使者，因而激怒了元昊。
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元昊派遣大军进犯保安军，沿途胁迫属户，毁坏蕃落，几百里烽烟不绝。刘怀忠领兵迎战西夏军队，结果宋军一败涂地，刘怀忠被杀。
鄜延路钤辖卢守懃急忙派遣巡检指使狄青增援保安军，狄青披头散发，面带铜具，在西夏军队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昊本来就是佯攻，就此撤军。狄青却由此以传奇的色彩登上了历史舞台，名声大震，连升四级，升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
为了彻底麻痹宋军，元昊派衙校贺真致书鄜延路宋军统帅范雍，表示元昊“愿改过自新，归命朝廷”。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报朝廷，还下令将之前被宋军斩首的西夏俘虏厚葬祭奠，并由此放松了警惕。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自塞门川（今延河上游）南下，大举侵宋。范雍闻讯大为紧张，因为金明寨为延州门户，所以格外重视，命李士彬分兵守卫三十六寨，以免西夏军队有可趁之机。李士彬的儿子李怀宝不同意分兵，说：“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李士彬不听，将亲信分别派往三十六寨。
入宋境后，元昊扬言要先取金明寨，李士彬闻讯立即严阵以待，但到深夜，西夏军队仍未到来，于是解甲就寝。
第二天一早，李士彬还在睡梦当中，西夏大军突然发动袭击，由于诈降者为内应，要塞金明寨轻而易举地被攻陷。
李士彬闻讯立即起身披甲，向左右索取马匹。当时随从在他身边的部属均被元昊买通，便故意牵了一匹劣马给李士彬。李士彬兵力分散，又因为马弱走脱不得，与其子李怀宝均被擒遭杀害（一说李怀宝战死），只有母亲和妻子趁乱逃脱，奔进延州。
金明寨陷落后，元昊吞并了李士彬所属党项族士兵数万人，乘胜南下，包围了范雍所在的延州城。西夏军队声势极为浩大，“夏人大寨在城北五十里五龙川口，其后队直接鱼家庄，庄去州二十里，较其众约十余万”。
此时正是正月，气候严寒，遍地冰雪，元昊知道难以久战，因而一上来便督军猛烈攻城。延州在四山环绕之中，城墙依山而筑，分为两城，中夹延河。城楼雉堞卑小，目无遮拦。士兵登临城外山上九州台，俯瞰城中，清晰如画。
此时，延州防备极为薄弱，宋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宋开国名将石守信之孙）领兵在外，守卫延州城的只有延州钤辖卢守懃及几百个士兵。范雍惊慌失措，只下令紧闭城门，自己躲在家中求神佛保佑。
卢守懃见西夏军队攻势猛烈，无计可施下，跑去向范雍哭诉，竟然请求范雍派都监李康伯去向元昊求和，延州通判计用章也力劝范雍弃城逃跑。范雍性情懦弱，居然真的打算派李康伯出城与元昊讲和。李康伯勃然大怒，当即表示决不接受命令，并要求范雍将自己斩首。
范雍心中有愧，也不敢对李康伯发作，无可奈何之下，连发二道檄令，急召时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率军救援延州。
鄜延路副总管刘平是当时颇有威望的名将，听说延州危急后，说：“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立即亲率三千精锐昼夜倍道兼行，前往援救延州。急行军四日后，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率领的人马相遇，于是两路援军合兵，打算经万安镇（今陕西志丹东南）奔赴延州。
元昊得知宋军动向，事先派兵埋伏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处）一带。刘平进军到三川口西十里地时，已经是半夜，便让大军就地扎营，先派骑兵奔赴延州。
在这天晚上，自称是范雍使者的“急脚子”（善跑而专程邮递的驿卒，又称“健步”“健足”“急足”“快行子”）赶到刘平军中，说：“范太尉（指范雍）已经在延州东门等候各位将军。为了防止奸细混入城中，请令队伍分批入城。”
刘平不辨真伪，立即开始调拔队伍，将宋军分成五十队前进，每队大约间隔五里左右。
大军出发后不久，“急脚子”突然不知去向，刘平这才起了疑心，便派出探子去侦察情况，探子回报说：“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走在前面的小队军队已经不知去向。”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刘平与石元孙商议后，担心西夏人有诡计，而且后面的大队步兵也没有赶到，便重新整军列阵，返回去接应步兵，在半路与步兵会合，又遇到应召前来援助延州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部。这样，宋军五路人马合兵后步骑共有万余人，结阵向东行进。
此时，距离西夏军队埋伏好的三川口仅有五里地。宋将郭遵为人谨慎，建议出军前先派军侦察，但刘平没有听从。宋军到达三川口时，突然之间，四周山上鼓角齐鸣，伏兵四起，宋军被西夏军队团团包围。
当时漫山遍野都是积雪，平地雪深数寸，刘平、石元孙率军拼死苦战，宋夏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刘平本人也负了伤，左耳右胫都中了流矢。
正在最关键的时候，负责殿后的宋将黄德和见西夏军队人多势众，竟然带头逃跑，宋军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刘平急忙派遣儿子刘宜孙追赶黄德和，劝其顾全大局，拼死一战，但黄德和不但不听从，反而挟持刘宜孙一起逃往甘泉（今属陕西）。
就在此时，宋将郭遵在战斗中被敌人射中战马，摔下马来被西夏兵杀死，宋军全线溃败，很多宋军弃甲溃逃。刘平派军校仗剑阻拦溃兵，仅仅留住一千余人。残余宋军在刘平、石元孙率领下，退到三川口西南附近山坡，设置了七道栅寨，想趁夜色固守。
半夜，元昊派人到宋军寨前挑战，刘平不予理睬。元昊又派人假扮宋边界戍卒递送文书，想诱使刘平出寨。之前吃过亏的刘平当然不会再上当，却将计就计，将西夏人假扮的信使放进来后杀死。
元昊一计不成，又派人劝降刘平，刘平则以谩骂回应：“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
第二天黎明，元昊再次派人劝降刘平，刘平不应，于是元昊率骑兵从山后向宋军驻守山坡发动攻击，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军被俘。刘平性情刚烈，被俘后犹自威武不屈，破口大骂元昊说：“我头颈三尺长，等着你来砍呢。”
但元昊也未杀他，只将他囚禁，后来刘平病死在西夏，石元孙则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放回宋朝，宋朝谏官、御史纷纷上书，陈述石元孙兵败未死，成为宋朝的奇耻大辱，并建议将石元孙在边关地区斩首示众，以警告西夏。
宰相陈执中等人同意台谏官的意见，指责石元孙既是宋初名将石守信之孙，身为大将，却不能尽忠报国，反而苟且偷生，可杀不可留。贾昌朝引经据典，竭力为石元孙辩护。宋仁宗听从了贾昌朝的建议，饶恕了石元孙，但彻底削除其官爵，编管全州（今湖南全州），不久后石元孙病死。
在三川口打败了宋援兵后，元昊集结兵力，全力进攻延州，连攻七日未下，因天降大雪，气候严寒，难以持久作战，又听说宋鄜州都教练使折继闵、代钤辖王仲宝率军从侧后攻入西夏境内，担心腹背受敌，于是下令回师金明，打算先解决后方，再图进取。又出兵攻安远、塞门、永平等寨，破塞门、安远寨，五龙川一带边户焚略殆尽，延州以北、横山一带都被元昊控制。
三川口战役是元昊发动侵宋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以西夏大获全胜而告终。宋军之惨败，一方面是由于主帅轻敌；另一方面也是宋军军备极差，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铁刃不钢”，奉命制造武器的造作所从来就只求速成充数，根本不管质量和实用性如何，这正是宋朝长期忽视军备的结果。连欧阳修都说宋军的武器是“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而宋军的训练也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当时骑兵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兵中十分之七是弩手，弓箭手和弩手另外单配剑一口，但他们平时只学习一些花架子的射术，根本就不懂得近身搏杀之术；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宋朝兵制统、调、管三权互相制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地导致了宋军战斗力低下。
因三川口战役还在宋朝廷产生了一场大风波。黄德和临阵脱逃后，大肆掠夺沿途居民，长达十余天时间，老百姓深受其害。
但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这个黄德和之后还掀起了一场大狱，牵连极广。他后来回到延州，范雍怒其行为，不准他入城，命令他回鄜州（今陕西富县）听候发落。黄德和恐惧万分，于是便恶人先告状，诬告范雍陷害他，同时诬告刘平、石元孙已经投降了西夏。宋朝廷信以为真，立即派兵包围了刘平等宅第，逮捕了刘平等人家属。幸好大臣贾昌朝、富弼等人力劝宋仁宗，认为刘平是国家忠良。
而之前延州钤辖卢守懃在夏军兵临城下时，曾经提议与西夏议和，因为害怕被追究，便反告延州通判计用章，计用章也毫不示弱，二个人打起了官司。宋仁宗不胜烦恼，下令贬卢守懃和计用章二人官职，并将他们流放到岭南。卢守懃、计用章二人对朝廷的判决不服，再次告状。宋仁宗委派文彦博等人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审理刘平、黄德和一案。
文彦博等人通过周密的调查后，认为黄德和临阵脱逃，依照法律应该斩首，刘平等人为国尽忠，应予以奖赏。最终的结果是：黄德和腰斩，枭首延州城下；卢守懃贬为湖北都监、李康伯贬为均州都监；计用章除去仕籍，发配雷州（今广东海康）；范雍撤职，贬官知安州；同时，追封刘平、石元孙等人，并赐给他们的家人官职和大量财物。至此，一场丑剧才算落下了帷幕。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宋军在西北边事一败涂地的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成书。这部由宋仁宗仿照以往官修正史的组织形式、专门设局，由翰林学士丁度和曾公亮总领一班通晓军事的文人编写而成的官修兵书开创了兵书编纂体例，卷帙浩大，体例完备，内容丰富，非以前任何一部兵书所能比拟。
全书共四十卷：前二十卷中，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论述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制度和赏识，内容有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并配有大量插图，以及军事地理方面的内容，比如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点等；后二十卷中，故事十五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另有五卷为阴阳占候等内容。
三川口战役后，宋军主帅范雍被免职，这位并不称职的边帅黯然离开了边关。他一生中最值得一书的事，大概是当时还是小校的狄青犯了军法，当斩首示众，范雍赦免了他，由此才使后来宋军多了一员猛将。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八·范雍传》。
为了应对西夏强有力的挑战，宋朝廷随即对西北防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户部尚书夏竦曾上书陈述西夏事宜，被任命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有“天下之选”之称的韩琦、范仲淹则被任命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这样，夏竦为西北边关主帅，韩琦、范仲淹为副手，共同负责延州一带的防务。在西夏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范仲淹由韩琦力荐，受命于危难之间，重新崛起于历史的舞台。因为之前的宋军主帅范雍也姓范，西夏人称范雍为“大范老子”，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因其喜好弹琴，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少时贫苦，两岁丧父。母亲谢氏贫困依，为了生活，只好带着儿子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朱说。
成年后，范仲淹在一次与朱氏兄弟的争执中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感愤自立”，决定离家外出求学。他带着琴剑，来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读书。早上总是煮一盆粥，当作一天的食粮，饿了就用刀切几块吃，一直读书到夜深人静，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尽管生活如此贫寒艰辛，但范仲淹志向远大，常“以天下为己任”，还是秀才时就有敢言之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两年后，上表请求改回范姓。
少年艰苦的生活，使范仲淹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欧阳修曾经盛赞范仲淹说：“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范仲淹任官以后，每每慷慨激昂，抨击时弊，奋不顾身，开创了一代士大夫重视气节之风。他担任谏官时，曾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力谏宋仁宗废后一事，不惜公然与皇帝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对抗。这件事被认为是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大事，表明了台谏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
范仲淹最恼怒无为腐朽的官员，选拔官员时，看到不中用的，就在班簿上一笔勾销。当时富弼（晏殊女婿，且由范仲淹牵线）任枢密副使，说：“一笔勾，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他因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曾先后三次被贬。
范仲淹被贬后，从此远离中枢，朝中凡是为他说话的人，都会被视为朋党，世人都认为他这一生就这么完了，已经毫无东山再起的可能。然而，世事难料，李元昊的称帝竟然带给了他重新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契机。
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后，首先到延州视察军事防务。当时延州知州为张存，对军事一窍不通不说，还因为是个大孝子，一心挂念家中八十岁的老母，根本无心留任边境地区。范仲淹了解到张存的情况后，便主动向朝廷提出由自己担任延州知州的职务。范仲淹此举，其实是将自己推到了国防阵线的最前沿。
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收复金明、塞门等寨，以解除西夏军队对延州的直接威胁。鄜延钤辖张亢、都监王达先出击金明，西夏军退走。范仲淹则领兵驱逐塞门等寨蕃骑出境，随后采纳部下周美的建议，派周美率军迅速修复金明寨并负责守卫。果然不出所料，西夏军再度来攻金明寨。周美严阵以待，领军力战终日，又派人多点火把以为疑兵，终于击退西夏军，挫败了元昊二次进攻延州的计划。
范仲淹走马上任后，除了改善延州一线边防涣散软弱的状况外，还着手切断西夏军队的兵器来源。西夏兵器采用冷锻方法铸造，而且已经懂得使用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设备，因此其兵器“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进入”，非常坚固耐用，宋军兵器往往不能与其匹敌。西夏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一带多山，盛产铁矿，西夏专门在此设置“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只要攻占夏州，便能有效地断绝西夏兵器的来源。夏州距离宋朝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较近，之前麟府都部署葛怀敏曾打败西夏军队后，一度抵达夏州。范仲淹命令葛怀敏和麟府都监朱观兵分六路进攻西夏，宋军开始很顺利，攻破了西夏十一座城堡，直抵洪州（今陕西志丹西北）。然而西夏军队据险固守，横山（今陕西横山县）一带的蕃部部落也截断宋军退路，葛怀敏等人失利，被迫撤离西夏本土。
进攻夏州失利后，范仲淹开始改革防御西夏的办法。传统中，宋边境各州部署统帅一万人、州钤辖五千人、州都监三干人，当西夏军队入侵时，宋方往往派遣官品较低的武将都监出征。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敌兵的多寡而出战，而以官品高低为先后，是宋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延州的宋军分成六将，每将三千人，分别进行训练，根据敌兵的多寡而派遣相应人数的宋军迎战。
其后，陕西边境各路均仿效范仲淹的这一措施，取得了防御西夏的良好效果。甚至在西夏军中有流传说：“不能轻易向延州发动进攻，现在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如大范老子（指范雍）那样好欺负。”针对宋朝廷的边防策略，元昊也开始有计划改变进攻宋朝的路线，避免与范仲淹直接交锋。
范仲淹著名的《渔家傲》便是作于他驻守延州期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本是北宋年间的流行歌曲，最早见于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因词中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便取“渔家傲”三字作词名。“塞下”便是指延州。“衡阳雁去”是指湖南衡阳县南有回雁峰，传说大雁飞到此地后，即不再南飞，事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燕然山即今之杭爱山，后汉名将窦宪追击匈奴，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
秋日傍晚的边塞更加显得萧瑟荒凉，归雁成群结队地飞回南方，雁尚无留意，人留更出于不得已。光秃秃的山峰重重叠叠，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悲壮的号角和着杂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像是有意撩拨人的情怀。落日的余晖中，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已经紧闭城门。孤城中守边将士的生活怎样呢？为国为家的白发将军，面对浊酒而陷入沉思，心中渴望早日回到遥远的家乡，可是敌人还没有打败，又哪能说得上归去？寒霜满地，将士们无法睡着，只在寒夜中徘徊。哀怨的笛声响起，促使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时的眼泪。
唐朝的边塞诗大多表现建功异域、追奔逐北的豪迈，而范仲淹这首词表现的则是边塞的荒寒、将士的劳苦，其间流露出悲壮、感伤、矛盾的复杂情感，在历史上曾引起过巨大争议。欧阳修认为其为“穷塞外之词”，批评范仲淹身为边关主帅，不抒发将士的慷慨豪迈之情，却着意写塞外凄凉穷愁的景象与思归之心。明人瞿佑也批评说：“以总帅出此语，宜乎士气不振而无成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评家认为此词写得“情感浑厚，气概阔大”，“有排荡之势”，“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
无论如何，范仲淹这首名作放在那个重内轻外的北宋朝代，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宋仁宗以后，宋朝积弱日深，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饰不住日益深重的危机，尤其严重的边患，已经对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范仲淹担任边关主帅后，比朝中大臣更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大概正是他这首词作苍凉沉郁基调的根源原因。而后来由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也是力图要缓解危机，这一点到后面再叙述。
宋朝廷大幅度调整西北边防后，宋夏双方暂时进入了对峙期。但和平非常短暂，宋朝廷总想一雪前耻，想主动出击，派遣大军深入西夏本土，直捣黄龙，彻底征服西夏。
庆历元年（1041年）新年刚过，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召环庆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泾原路商议攻夏事宜。刚好在这个时候，西夏元昊在折姜会（今宁夏同心东）召集军队，准备进攻宋朝渭州（今甘肃平凉）。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闻讯后，立即赶到镇戎军（宁夏固原），准备调集镇戎军的所有军队，与西夏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