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溥仪 末代皇帝 普通公民（2 / 2）

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此时，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积累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沈曾植、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

3时许，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对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予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

1924年11月5日，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十五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溥仪被逐出宫后，先在他父亲载沣的北府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在天津的张园度过了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由于服侍左右的清朝遗老的影响，他开始慢慢滋长了对国民政府的刻骨仇恨，时刻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他们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到天津面见溥仪，请他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迷梦的旅途。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经过三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并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非常满意。

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是他第三次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卑屈只求保全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听从关东军的命令，“裁可”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和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从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此时的溥仪，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全面崩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也最终结束了他痛苦的傀儡皇帝生涯。16日，他在随关东军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做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第二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4.昨日皇帝，今日公民

天下分久必合，大乱必大治，大清帝国成了历史的记忆，爱新觉罗家族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离去而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作为曾经的皇帝，溥仪经历了两个时代，由皇帝到公民，时间改变了一切。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九年脱胎换骨的改造。“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起，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当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前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及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管理所故意要他难堪，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后于人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的诉说。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儿“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时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1959年12月9日，离开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仪，终于回到北京，从此，一个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知道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工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我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两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实际上，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