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光绪 维新为兴国，慈禧手中囚（2 / 2）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消息后，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做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联合署名。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由于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该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的实质的结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同时，俄国侵占旅顺、大连，法国侵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侵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廷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于1887年（17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保守派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当时，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为由，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时为戊戌政变，结束了仅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被斩于菜市口。徐致靖被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被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迫颁布了吁恳慈禧训政的诏书，慈禧再度垂帘，而他却成了瀛台的囚徒，一直到他逝世。

4.奋起宣战，太后用新政

慈禧打倒光绪之后，对外一味忍让，但列强的贪欲没有止境，她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她进而反抗。同时，她也试着开始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期延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老天留给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在掌握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后，慈禧迎来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随着她的去世，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到来，而这个时代不再属于爱新觉罗家族。

自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洋人采取了妥协与求和的态度，以此来换取可怜的“安定”。但侵略者并不怜悯软弱者，而是欺凌有加。由于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利权不断丧失，大清王朝日趋衰亡，慈禧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慈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便想寻找机会对洋人进行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起而仇洋，客观上提供了反击的时机。慈禧对义和团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此，她一语道出了数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予四十年来，忍辱含垢，卧薪尝胆，以谋报复，如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吗？现在全国一心，同仇敌忾，必能战胜无疑矣。”基于这种认识，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只有这样义和团才有可能“奉旨”灭洋。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最初，以设坛练拳为形式，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口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冠县梨园屯村民在阎书勤的领导下拆毁教堂，义和团开始了与教会的冲突。很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也设厂练拳，次年，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屯亮起“助清灭洋”旗帜。慈禧为了报复洋人，确有利用义和团的打算，但又怕偷鸡不成反蚀米，于是，她就派人前往山东等地调查详情，之后再作决定。道行喇嘛就是朝廷派出的一个特使。

道行喇嘛深得慈禧信赖，这不仅是因为慈禧崇拜佛教，还由于她更认为道行是个高僧，派他去调查，义和团的真伪便会一清二楚。但是她没有想到，端庄二王已和李莲英通了气。在道行出宫之际，李莲英特地找到了道行，向他传达端庄二王的意思，道行喇嘛一一记在心里。

道行喇嘛到达山东义和团本营以后，当即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山东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等早已与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挂上了钩。道行未至，消息已先至。于是，李来中便在盛宴招待后，天天奉陪着特使道行，今天去看练操，明天去看练武，奉若上宾。

数日之后，道行喇嘛离开山东回京，一方面他既得李莲英嘱托，另一方面又受到山东义和团厚待，于是，回京后把义和团锦上添花地说得格外声势非凡，仿佛真像神兵天将一样了。慈禧听到报告后大喜，用义和团之心益增。

但是，用义和团抗击洋人毕竟非同等闲，慈禧还算慎重，于是，她在义和团发展到直隶以后，第二次派人前往涿州（今河北涿州一带）去调查，这次派出的人是刚毅和赵舒翘。两次调查的答案基本一致，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由于朝廷政策的转变，义和团迅猛发展，很快发展到京津一带。义和团发展之速、势力之大，使满朝文武也很震惊。大学士徐桐给慈禧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慈禧非常欣赏这一建议，传令召义和团入京。

义和团发展迅速，很快控制了京津地区。义和团势力的膨胀，吓坏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他们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全力剿杀义和团，继而又组织八国联军，由德将西摩尔率领亲自剿杀义和团。为此，清廷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商定对策，最后，决定向八国宣战。但是，义和团并未取得彻底胜利。一方面由于他们“刀枪不入”的神咒不能避开洋枪洋炮，他们在使馆区前与西什库教堂门前留下了大批尸首，加之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纪律松弛，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有失士民之望；另一方面，统治者越来越不信任义和团。慈禧曾毫不隐讳地说道：“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

荣禄暗揣慈禧转变之意，也为了留一条后路，他阴通敌人，暗加助之。慈禧在这个问题上，虽未明确表示支持荣禄，但却事事默许，而对积极参战的董福祥甚至公开表示反对，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慈禧的态度有所转变，由积极支持义和团逐渐转为阴阻义和团。这样，义和团的行动受到限制，与洋人作战受到了像荣禄一类人的破坏，而就在此时，八国联军增兵派将，再次进犯北京，终于打败了义和团，北京成了八国联军横行霸道、掳掠抢劫的地方。

光绪二十六年的夏末，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王朝的统治者冒着酷暑仓皇出逃。慈禧一行仓皇逃到了西安。慈禧西行之时，就积极谋求与八国联军和议。还在逃跑的路途中，七月二十六日便电谕李鸿章与徐桐、荣禄、崇绮立刻与八国议和。为了议和，也为了保持她的权势地位，她宣布的第一批替罪羊有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他们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撤职的撤职，降级的降级，处罚是极为严厉的。

经过多方交涉，加之慈禧等也按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条件而行，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处死或严处了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最后，和议总算达成了。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和八国达成议和之后，慈禧一行便从西安分批返回北京。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不只全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百姓感到不能依然生活下去，就连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夺取了光绪帝的权力，拔除了变法维新的旗帜，而到了此时此刻，她也必须实行新政，重新踏上了光绪帝走过的老路。

慈禧新政内容涉及较广，“举凡朝中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制”诸方面均有。综其要者，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兴学堂，改科举。学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欲振兴中国，挽救危局，人才是急需的。因此，对兴办学堂，慈禧给予了高度重视。她认为“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在此思想指引下，她又积极地颁令实办。

为了堵住科举选仕之路，慈禧又下令：“自明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试开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毕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这样一来，仕官之途不再是科举，而是由学堂肄业。到此为止，自隋朝以来一千余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了。

第二，改兵制练士兵，举办武备学堂。在同列强的战争与镇压农民革命中，充分显露了八旗、绿营兵的腐败与兵制的落后，故不改兵制不足以振武，不练士兵不足以御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便开始较前更为积极地改制练兵。在兵制方面，清政府制定了许多营规法规，确定军制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统领，下辖二协，协置协统统帅；协辖二标，标有标统指挥；标下设三营，营以管带为长；营辖四队，设队官；队辖三排，排辖三班。在练兵方面，清政府令旨迭出，号令全国认真训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成立了练兵处，责成其统筹诸地练兵事宜。在地方上，责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负责本省的练兵事宜。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改兵制、练士兵的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军队素质与指挥水平，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令停止武科举，改由设置武备学堂造就军事人才。清廷旨令颁发，全国各地陆续设立武备学堂，武备学堂的设立并以严格的制度练习训练，培养了人才，可以说，武备学堂代替武科举是一大进步。

第三，游学西方，考察西方政治。从中国的挨打受奴役，尤其是对八国联军之战败逃西安的惨痛历史中的反省，慈禧方知中国政弱之源，知道中国欲抵御列强，必须“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因此，慈禧传出懿旨：“饬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慈禧又旨令屡下，加以对不实办此事官吏的惩处，使游学西方诸国之人增加不少。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中国挨打受欺、任人宰割的现状，作为最高权力主宰者的慈禧，必须考虑中国致弱之因。千思百虑，她感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有弊病。因此，她认为应对西方诸国的政治进行考察，力求吸取其有益于中国的东西，对中国政治有所好处，故特设政务处。并且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派出了端方等五人考察团，“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目的是“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治与中国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尽管慈禧并非真心改革中国政治，但她从现实状况中追索政治腐败的原因，并力求向西方学习，损益中国政治，她所迈出的这一小步，也是难能可贵的！

慈禧新政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兴办商务、矿务。商务、矿务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清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兴办商务、矿务极为重要。因此，慈禧对此较为重视。在责令各地兴办商务、矿务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商部，加强对商务、矿务的督导。随后，又由商部陆续制订颁发了许多有关商务的章程，使商务、矿务有了很大程度发展。

与此同时，在各方的压力下，慈禧开始进行其准备立宪的工作，但是，直到她病死，也没有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各地官绅要求立宪，是要推进中国近代民主化的历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慈禧的预备立宪则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把军政大权愈加集中在以她为首的满族权贵手中，制止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慈禧的预备立宪加剧了满汉矛盾，加剧了清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起到了加快清政府灭亡的作用。这是她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