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乾隆 早年建功盛世 晚年骄奢转衰（2 / 2）

6.大兴文字狱，禁锢世人的思想

文字狱在雍正、乾隆父子身上，可谓一脉相承、子继父业，这两位爱新觉罗氏的掌门人，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实现同一个目的。然而，从这个政策的效果来说，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乾隆继任皇帝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继承前朝的传统，大兴文字狱，以达到在思想上控制和愚弄人民的目的。

对进步的、敢于抨击时政的知识分子横加迫害。首先，从他们的著述入手，字字挑剔，钦定“逆案”，致使许多文人志士惨死于文字狱之害。其中，发生在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是最显著一例。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县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曾是乾隆初年辅政大臣鄂尔泰的门下，他先后担任过翰林、内阁学士，陕西、湖南、广西学政等官职，在当时文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乾隆初年,被卷入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之中，因此，引起了乾隆皇帝对他的注意。

乾隆对胡中藻的迫害，最初从查办他的文章开始。胡中藻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四本。于是，乾隆命令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蒋溥秘密查办此书，从中字字挑剔，以确定其逆反罪行。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与诗文一并严行察出，迅速上奏，并令他严加保密。卫哲治在接到密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急忙调查，将胡中藻在乾隆十三年任广西学政以来一年多时间所出的试题和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秘密送给乾隆。三月初，乾隆又命令陕甘总督赴甘肃巡抚衙门，将与胡中藻往来书信、诗文严行搜查，送往朝中。三月十一日，乾隆命总理王大臣对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的礼部侍郎，在上书房行走的张开泰“严加讯究”。

乾隆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胡的诗钞及书信等文中，字字琢磨，罗列了一系列胡中藻“叛逆”罪状。在三月十三日，他召集朝中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面谕，指责胡中藻有叛逆之心，声称他的“悖逆之词”要比雍正时的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还要多。并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出一些诗句，逐句加以指剔。比如，诗文中的“一世无日月”，被认为是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被认为是诅咒清朝将为新的朝代所代替。再如，诗中还有这样几句：“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撖云揭北斗，怒窃生南风”，乾隆指剔这些诗句中的“北”都是暗指清统治，诗中南北分提，重言反复，这是对清统治的不满和攻击。又有“亦天之子亦菜衣”，认为在“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悖慢已极，是对皇帝的最大不敬；“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在簸”“虱官我曾惭”“直道恐难行”等诗句，都被认为是胡中藻对朝廷发泄不满。

乾隆一方面从胡中藻的诗句中摘取一些可疑的字句，进行字字挑剔，罗列他的罪名；另一方面，还从胡在担任学政时所出试题中大做文章。如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以“乾隆三爻不象龙说”作为试题。乾隆皇帝认为“乾隆”是他的年号，“龙”与“隆”同音，题中的“乾不象龙”显然是对他的讥讽与恶意攻击。此外，乾隆又从试题中挑出许多处，都认为是另有所指，别有用心，与清朝朝廷作对，完全是十足的大逆不道。

乾隆为胡中藻罗列了一大堆“叛逆”的罪状后，下令将胡中藻交给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共同严审具核。廷臣上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将胡中藻按着“大逆罪”，“拟以凌迟处死”，其亲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弘历接到廷臣的拟判后，又装出一副仁慈的姿态说：“朕自登基以来，从未因为文字制罪于人，只是因为胡中藻的诗钞内连篇累牍的无非却是诽谤、诋毁朝廷之词，因此，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但对胡又格外开恩，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以此儆戒天下后世。另外，与胡中藻诗文唱和的甘肃巡抚鄂昌则被“赐死”。已死的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再入贤良祠。

乾隆从胡中藻的诗文中刻意挑剔，对胡强加叛逆的罪名并予以处死。他自觉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又担心因此引发事端，于是特命江西巡抚必须严密捉拿，并做好防范准备。到此时，乾隆初期著名文字狱——胡中藻案宣告结束，由乾隆帝钦定这场“逆案”，无辜地杀害了许多人。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制，更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让人民俯首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超过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的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不仅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但不敢议论时政，也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7.取缔“邪教”，维护统治秩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爱新觉罗氏统治期间，民间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样，对反抗的镇压也一直在进行。在这一次次反抗与镇压的过程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基础，也在不知不觉地动摇着。

乾隆前期，社会阶级矛盾虽未尖锐化，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没有停止。民间秘密宗教成为群众的反清组织。各地秘密传播的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秘密宗教，与元末以来的白莲教相比较，在教旨、信奉对象、教仪、经卷和组织形式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征。由于他们的信仰背离了封建正统思想，因此被清朝视为“邪教”。他们的行为和组织更是与封建政权相对立。在各种秘密宗教中，大乘教传播最广泛。这自然引起了乾隆的关注，并坚决予以取缔。

大乘教的组织最早是在贵州被揭露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雍正时云南大理鸡足山“妖人”张保太，“妄刻《皇经注解》及《先后天图》，惑人入教，行踪诡秘”，张保太本人虽于雍正十年（1732年）事发，被云南地方官拿获，“监毙狱中”，但党羽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要求降谕查缉。

张保太，又作张保泰，原是云南大理府太和县秀才。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在鸡足山开堂倡教，法号道岸，释名洪域。他所传大乘教，又称无为教，属于白莲教的支派。张保太师从48代祖师杨鹏翼，原是云南腾越州生员。张保太得杨鹏翼传教，时为第49代收圆祖师。据上述张广泗奏书，张保太于雍正十年被逮入狱监毙。但是，据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报，乾隆四年（1739年），逮捕的常州府江阴县长泾镇西来教首犯夏天佑供称，乾隆三年，夏天佑曾亲往云南，面见张保太，年已八十余岁。也就是说，乾隆初，张保太还活在人间。又据十一年七月乾隆说，“如云南之张保太因从前遇赦释放，今日遂至蔓延”。这里所谓“遇赦”，当指乾隆登基时特赦。再据乾隆十一年九月，云南总督兼巡抚张允随奏：“滇省火官会，臣自乾隆六年将张保太拿禁监毙后，即檄令全省通行严禁。”可见，张保太不是死于雍正十年，而是死于乾隆六年之后。

作为白莲教支派的大乘教，与弓长的圆顿教有因果关系。关于弓长，黄育梗《破邪详辨》卷：“噫，弓长即张，分姓为号，粗俗之至。再查邪经，知弓长飘高等同为明末妖人。”又据方家研究，弓长创立圆顿教时在天启四年（1624年）。他曾撰《古佛天真考证宝经》，简称《龙华经》。《龙华经》分二十四晶，其中《混沌初晶》云：“有始以来，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从真空中化出一尊无极天真古佛来。”又云：“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先天立。”《龙华真经》是圆顿教的经卷，而古佛天真和无生老母则是圆顿教中二尊最高的男女佛。圆顿教还宣传末劫思想，而弓长就是领无生老母旨意来拯救末劫中黎庶，渡他们回真空家乡，赴龙华会的。

“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赴龙华会是乘法船去的。《排造法船晶》云：“无生老母令太上老君无影山前排造大法船一只，大金船三千六百只，中金船一万二千只，小法船八万四千只，小孤舟十万八千只，又令五千数百佛祖佛母真人，及九十六亿皇胎儿女。”

上述这些无生老母、龙华会、燃灯、法船等教义，都被大乘教吸收和传播。张保太自称为第49代收圆祖师，负有收圆的使命，收圆即收皇胎儿女回真空家乡团圆。

张保太大乘教从云南传播到贵州、四川、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张保太死后，云南由其子张晓继承衣钵。贵州的首领是魏明琏和其妻魏王氏，也即魏斋婆，他俩得张保太“左右中官授记”。魏明琏死后，魏王氏以右中官兼领左中官，接法开堂。在贵州受封于张保太的，还有承中授记唐世勋、上绕授记吕仕聘、果位护道金刚授记魏之璧，退职千总雷大鸣被授为上绕执事。可见，其内部已形成一套组织机构。云贵大乘教还有固定的聚会日期。张保太大乘教内，除天官、地官、水官三会外，又添一火官会，每逢会期，齐集建蘸，其中，火官会期是每年四月十五日。

四川大乘教首领刘奇，即刘权，又名刘元亨。他曾随张保太到泸州学“无生最上一乘教”。张保太死后，大乘教内部传说刘奇是“张保太转世”，“张保太已借刘奇之窍，临凡度众”，将来兴龙华会时，要推刘奇为教主。因此，刘奇在四川及其他各地教徒中享有很高声望。四川大乘教内还有法船、瘟船、铁船组织。法船首领是刘奇本人，瘟船首领是僧人雪峰，铁船掌教是朱牛八。

江苏的大乘教传播极为广泛。江阴县原有西来教，教头夏天佑是张保太弟子，于乾隆四年（1739年）被取缔。宜兴有僧人吴时济倡立龙华会，会内骨干杜玉梁等人各有“授记封号”。震泽、宝山、嘉定等地有燃灯教。太仓州燃灯教首领王一岩，素来宗张保太。王一岩死后，由妻王徐氏接法开堂。王徐氏自称是“活佛临凡”，称她的外甥女周氏是“观音转世”，他们与四川刘奇保持密切往来。王徐氏多次遣人入川，与刘奇通声息，并且还给刘奇送“香金纱衣”。

湖广邻近贵州，当地大乘教传自贵州，教徒很多。湖北教首是金友端，湖南教首是莫少康等人。

大乘教也传播至直隶与北京。直隶掌教的是保定的唐登芳。在唐登芳之前，有个从贵州来的吕斋婆，在北京西便门外白云观传教。对于大乘教在各地传播，地方官初时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大乘教徒“不过吃素念经，并无别情”，“托名烧香礼拜，经文亦不过寻常劝世之语”。但是，在乾隆的心目中，大乘教是危险的异端：“从来左道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理应严加惩创，庶足儆顽悖而安善良。”并且他还看到，“邪教”蔓延必将从思想上、政治上，对封建统治都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当乾隆接到张广泗报告时，就亲自布置对大乘教的清查取缔。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六日至八日，他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缉拿大乘教首领。在乾隆的旨意下，云南省总督兼巡抚张允随逮捕了张晓及刘奇的徒弟刘钧和要犯杨声等6人。张晓、刘钧凌迟处死，杨声等斩立决。张允随还派兵看守张保太、杨鹏翼埋尸处，准备到定案时毁坟戮尸。

贵州省总督兼巡抚张广泗是这一案件的“发奸擿伏”者，深得乾隆赏识，清查尤其卖力。他经过秘密查访，缉拿了张保太徒弟张二郎。从审讯张二郎获得口供，得知火官会聚期，遂于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会期之际逮捕了贵州大乘教首领魏斋婆等人。经审讯，魏斋婆又供出大乘教内部组织情况以及某些掌教人情况。四川大乘教首领刘奇，湖广教首莫少康、刘选升、孙其天，北京吕斋婆等人，都是魏斋婆供出的。张广泗还上奏，除了法船首领已获，瘟船首领僧人雪峰已获旋毙外，唯铁船首领朱牛八难以缉获。牛八实乃朱字，朱牛八显然非真实名字，而是含有怀念朱明王朝、反清复明深意的化名。白莲教经常散布牛八复位的传说。

四川巡抚纪山，从一名铁船教徒胡恒口供中认定，朱牛八在贵州罗贡生家被招为女婿。乾隆谕令张广泗缉拿，张于仁怀、黔西一带细访无踪。仁怀县安罗里虽有一家姓罗，非贡生，当地佃户多系苗人，并没有秘密教派的传播。

纪山对大乘教追查不热心，多次受到乾隆斥责。他虽然逮捕了刘奇，却未“搜查陈奏”，且误信铁船不与刘奇大乘教同派，“并非通达声气”。乾隆斥纪山：“汝办理此等事，甚不满朕意”。此后不久，纪山看到张广泗咨文，知道铁船教原是大乘教中的支派，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上奏：“将刘奇供出在川之王清直、王之璧、张万学等十四名迅速密拿。在云南、贵州、直隶、江南、江西、湖广、山西之胡大思、朱牛八、吕斋婆等十九名密咨该省查拿。”乾隆阅后更加恼火，立即批道：“此汝等所能究出！想接到张广泗之咨会耳！攘人功而为己有，甚属无耻。朕自愧无知人之明。”但是，四川缉捕大乘教也不是一无所获。降至乾隆十一年七月，共捕获大乘教骨干人物129名，其中，由贵州、云南移咨应捕的56名内，已获35名；本省审讯出应捕的124名，已获94名。特别是，纪山逮捕到自称李开花的要犯苏君贤。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时，广西迁江县被获的“邪教”李梅一案中，案犯已供出李开花、覃玉真等“捏造谣言，蛊惑愚民”等情节，但未抓获。而大乘教又广泛传播说，法船教主刘奇是弥勒下凡管理天下，李开花作皇帝。纪山经过查访，得悉苏君贤冒称李开花，“狂悖惑人，妄图非分”，抓获后斩立决。纪山还通过审讯刘奇，“供出各省斋头办事之人”。

大乘教在江南有一定势力。乾隆十一年五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在太仓、宝山缉拿燃灯教首领王徐氏及其甥女周氏等人。六月，太仓州教徒数十人持香拥到该州公堂，声言“周氏系观音转世，王徐氏是活佛临凡，我辈迎接供养”。其时适知州高廷献下乡，教徒即转赴苏州请愿。另外，当陈大受出郊劝农时，太仓、宝山、昆山、新阳、青浦等地教徒一百数十名，“伊等皆卖产人教之人，今活佛被拿，不可得见，求提来一见，死亦甘心”。此前，陈大受虽抓获龙华会首领吴时济，但未审出吴时济与张保太的关系，曾被部驳。乾隆对此本来就很不满，如今再加上教徒二次聚众滋事，火上浇油。他斥责陈大受欺隐案情，失之宽纵，要两江总督尹继善负起责任，留心查缉，“不应专听巡抚办理”。

为清查曾在北京传教的吕斋婆，清朝费了不少工夫。四川审讯刘奇，审不出有关吕斋婆的情况。同案犯供说，湖广的金友端知道吕斋婆的下落。但刑讯结果，金委实不知。后来，贵州抓获吕斋婆女婿张天序。张天序供认，有个江南人年尚科，曾带着张保太一张委帖，授给吕斋婆，叫吕斋婆到北京开道。贵州魏王氏也供认，江南仪真人黄中清曾和吕斋婆一同赴京传道。经追查，年尚科、黄中清均已死去。京城步军统领舒赫德查询白云观道士张士诚等，说乾隆五年（1740年）冬，的确有一四川道姑，携带儿子、侄儿来观居住，半个多月后就到平郡王府去了。乾隆降旨询问平郡王福彭。福彭复奏，乾隆六年正月，是有四川重庆府一个道姑与子、侄在京住月余后返川。道姑姓宋或姓李，记不清了，线索又回到四川。纪山于重庆府白衣庵内拿获一个宋道姑，口供夫家娘家均不姓吕，显然，不是那个吕斋婆，追查吕斋婆终无结果。

除上述重点地区外，保定、湖广、江西、山西以及广东等地，也在黑风腥雨中追捕大乘教要犯，烧毁“谣书伪谶”。乾隆十一年，由于为首犯云南张晓、四川刘奇、贵州魏斋婆、江苏王徐氏等均已抓获正法，胁从犯亦分别治罪，乾隆宣布“邪教”追查结束，但邪书应继续收缴。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福建建安、瓯宁二县发生了老官斋教徒暴动。福建老官斋是罗教支派，罗教是明代正统至嘉靖时，山东即墨人罗清创立的。罗清又名罗静、罗怀，被信徒尊称作罗祖。罗清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卷》《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共五部六册。罗教的教义，既吸收佛教的“空论”，把“真空”作为宇宙本源，又吸收宋儒思想，把无极、太极作为宇宙本源，认为“万般都是无极化”，所以，罗教又称无极教、太极教。无极圣祖，也就成了福建老官斋崇拜的神灵。

福建老官斋传自浙江，官府视它为大乘教。乾隆前期，庆元县姚氏后裔姚正益每年来闽传教一次，教徒奉姚氏若神明。最初，教徒不多，仅遗立村会首陈光耀即普照的斋明堂一处。后又有周地村的千兴斋堂、芒田村的得遇堂、七道桥的兴发堂、埂尾村的纯仁堂等相继建立。各堂教徒人数不等，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各堂人教命名者，每名收香火银三钱三分”，每月朔、望各聚会一次。

老官斋徒聚会吃斋，地方官本不在意。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斋明堂会首陈光耀等搭盖篷厂，聚集乡民，点烛念经，被乡长告发。瓯宁县派兵擒获陈光耀等。斋明堂头人被捕，其他各堂首领人心惶惶，怕陈光耀在审讯中将他们供出。于是，被通缉的逃犯葛竟仔，伙同妻舅魏现、七道桥会首黄朝尊、教徒宋锦标之妻女巫严氏（法名普少）等商议攻城劫狱。严氏“素能降神，又能舞剑召魔”。她遂谎称坐功上天受师父嘱咐，弥勒即将下降治理，用以动员教徒。葛竟仔、魏现等又私造伪箚兵符旗帜，设立元帅、总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职，搜集鸟枪、刀、枪、器械、火药，制造包头绸布，人手一块，上绘“无极圣祖图记”。乾隆十三年正月，严氏再次假托降神，谶语说弥勒佛要入府城。魏现等遂以“神言煽惑同会”，他们约定十四日齐集各堂，十五日各执刀枪器械，抬迎菩萨进城，由居住在城内的教徒、画匠丘土贤为内应。葛竟仔还同时封锁各村口，只许进山，不许出山，挟各处乡民入伙。十五日上午，千余名教徒在芒田村祭旗，严氏乘轿张盖，率众先行。魏现、黄朝尊、官月照等会首，指挥教徒扛抬神像，手执大小蓝白旗，上书“无为大道”“代天行事”“无极圣祖”“劝富济贫”等，一路跳跃，直奔建宁府城。

最先向官府报告老官斋徒发动暴动消息的，是一位布贩张国贤。正月十四日，他挑着四十余匹布，在离县城四十里地方，被老官斋徒扣押。张国贤逃回府城禀报。知府徐士俊并不相信，到后来，接到塘兵报告，才派兵赶往镇压。途中老官斋徒队伍被打散，纷纷逃窜进山，官兵又进山搜捕三百余人。

对于老官斋徒暴动，乾隆颇为注重。他接到地方官奏折后，将徐士俊革职。乾隆亲自过问对漏网的老官斋要犯的追捕。在堵截暴动队伍时，为首的魏现逃跑了。乾隆指示说：“此一犯不比他人，必当弋获。”对于其他参加暴动的教徒，乾隆指示，“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不特孽由自作，亦除暴安民，理当如是”。在乾隆督促下，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派兵四出搜捕魏现等要犯。五月二日，魏现终于在深山老林中被逮捕。参加暴动的老官斋徒，共被抓获300名，打死和自缢的9名。喀尔吉善拟定对暴动教徒分别六等治罪：首恶凌迟，助谋立斩，以邪教诱惑愚民绞候，被胁同行充发乌刺（即服差役），知情不首流徙，仅噢斋实未知暴动事者概缓查拿。拟罪结果，计凌迟1名，立斩49名，立绞6名，绞候1名，发遣乌喇者88名，枷责99名，罪犯家属没为奴发遣乌喇19名，共265名，其余或被监毙或自缢。处以刑罚如此之多，特别是处以死刑者居之多，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残暴。

老官斋徒暴动虽说规模小、时间短，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威胁，但乾隆从中悟出清查“邪教”的紧迫性。乾隆十三年，他下令各地官员留心察访，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存怠忽。乾隆此谕后，全国各地加强了对民间宗教的追查。通过取缔各种教派活动，乾隆将各种反清势力逐一扼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然而，民间的反抗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相反，随着统治秩序的恶化，反抗越来越激烈，不断动摇着爱新觉罗家族的根基。

8.宠信和珅，败坏帝国吏治

和珅与乾隆的关系的确很奇怪。面对和珅这样的贪官，乾隆居然视而不见，任其为所欲为，败坏祖宗基业。也许，个人的喜好要比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更重要吧。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贪官，2001年曾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历史富翁行列。他也是18世纪首富。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几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未能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之后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或一说“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乾隆责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和珅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大喜，当即将他升了职。

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授户部右侍卫。三月，命在军机大臣行走，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兼步军统领，和珅更加春风得意。他对皇帝的起居体贴入微，“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溺器进之”，已是红顶花翎的大臣，这时仍像一个浑唐阿，真是拍马有术。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想要严饬一下贪污之风，命和珅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他风驰电掣般跑到云南，立即拷问李家仆人，竟然查出证据，随后，又面奏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政务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立即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意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

和珅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均不及阿桂、稽璜、王杰、福康安等人。但是，从乾隆朝后期深受皇帝宠信并委以大权，主要原因是他擅长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皇帝欢心，蒙受特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上书反映各省库藏空虚的情况。和珅立即出来打棍子，奏请“命壮图往勘各省库”，并派亲信庆成同行。结果，尹壮图以“所奏不实”降职，和珅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皇帝却少不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和珅又多次为乾隆献计献策，聚敛增收，并以“宰相”自居，兼任属于皇帝内务府包衣专差的崇文门税务盐督，为皇上守住这个重要的进财口。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关照，和珅便更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他一人得道，便鸡犬升天，弟封公爵、子尚公主，连仆人也家财万贯，横行霸道，而且拉拢党羽，排斥异己。他和大学士傅恒的儿子十皇后的内侄福长安勾搭一起，轻而易举地使福长安进入军机处，做他的帮手。和珅的姻亲苏凌阿是个老耄昏聩、卑鄙无耻的老官僚，在任总督时“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这样一个只要钱不要脸的家伙，也被和珅提为大学士。吴省兰、李璜、李光云是和珅以前的老师，此时，也都身居高官。

当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时，和珅还有所顾忌，阿桂死后，他升任首辅，便恃宠弄权，独霸军机。以前朝臣奏章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开。但和珅却下令，以后奏章需缮写两份，副本要交军机处。从此，上奏的渠道也就被他一手控制了。

和珅不但具有政治野心，而且对金钱、财货更为贪婪。他公开向属员索要贿赂，连皇子永锡想承袭肃亲王爵位，也要给他送礼才求得获准。他甚至连宫廷进物都划归己有，“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等，次者始入宫也”。连他家干私活，也从步军统领衙门抽调兵丁，多时，竟达上千人之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奏劾和珅的党羽——山东巡抚国泰贪污、侵蚀公帑的罪行。和珅急忙通风报信，让国泰借挪搪塞。但是，钱沣机智地发现，官库银锭规格杂乱，不合统一标准，最终抓获了国泰的真赃，使国泰伏法，而钱沣从此不得升迁，抑郁而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书，弹劾和珅家奴刘全，上书说：“和珅家奴刘秃子本系车夫，管理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由于事机不秘，被和珅得知，马上指使刘全藏赃，连夜毁屋重造。由于调查失败，曹锡宝反被乾隆帝谴责，革职留任。

乾隆末年吏治腐败，贪官之首便是皇帝最宠信的和珅。但和珅持权恃大，忘记太上皇年事已高，他该为自己预备退路。早在乾隆帝有意选颙琰继位时，和珅早早打探到这一消息，在宣布此事的头一天，送给颙琰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对此事劳苦功高。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帝的老师朱硅由两广总督升任大学士，嘉庆皇帝写诗祝贺，没想到和珅向太上皇告一状，说嘉庆帝在向下属“市恩”，结果，朱硅降为安徽巡抚，嘉庆帝也因此得罪了父亲。嘉庆帝隐忍不发，表面上更重视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弘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当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也是和珅儿媳妇）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甚之。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9.传位不交权，帝国遍烽火

权力的魅力，是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无法抵挡的。一个年近九十的老头子，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死抱着权力不放。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帝国，只知享乐，不顾繁华盛世掩盖下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爱新觉罗家族的危机就在盛世中悄无声息地来临了。

乾隆皇帝二十五岁登基，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理刑处政都以康熙圣训为金科，甚至一言一行都效仿他的祖父。

乾隆还多次表示，若蒙苍天保佑，能执政六十年，就立即将皇位传给儿子，不敢超越皇祖执政六十一年的年限。

时光荏苒，这一承诺很快需要兑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这一天，高宗在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他还命令将“永”字改为“颙”字，取吉祥宏大之意，希望他的继承人发扬康乾盛世的光辉，普照天下万民。

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丙辰（1796年）年初的一天，终于迎来了授受大典，也就是传位仪式。嘉庆陪同太上皇先到奉先殿堂子行礼，随后，遣官祭告太庙，最后，即举行正式仪式。只见乾隆在太和殿，亲自将金光闪闪的皇帝玉宝交给嘉庆皇帝，嘉庆帝双膝跪地，头微垂，用双手接过父亲手中的玉玺，群臣高呼“万岁”，太上皇受贺结束后回宫，嘉庆帝正式即位，接着，又是群臣祝贺。嘉庆帝又将太上皇颁写的传位诏书颁行天下，并对有功人员予以封赏，整个仪式完成。这一年，乾隆已八十六岁高龄，嘉庆帝已进入成年，三十七岁。

乾隆当了太上皇，按年龄及以往朝代的规制来说，就应颐养天年，不再处理政事了，更何况新皇帝已不是个孩子，完全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但乾隆人老心不老，他在退位前及退位后多次说自己身体很健康，仍能处理大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发了一道谕旨，表示到期传位，但紧接着又为自己将来训政大造舆论，他说：“朕今年春秋六十八，康强一如往时，自然应该代替上天爱养百姓，治理百官，以不负祖宗的重托。现在距乙卯年（即乾隆六十年）还有十七年，为日还长，我怎么能有息肩（即休息、退休之意）之想法呢？如果朕的精力始终这样旺盛，每天都很勤勉，这不正合了朕的意愿，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在传位诏书中，对后事做了种种安排后，紧接着又宣布：“朕仰承上天保佑，身体健康，一日不至倦勤，一天也就不敢怠倦。归政后，凡遇有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须朕躬亲指教。至于嗣皇帝，只能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道有所秉承，不致出现差错，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福？”他认为颙琰统治经验不太丰富，还需学习。但颙琰也不是无事可做，乾隆觉得自己年近九旬，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已经做得不很好了，因而须将“郊、坛、宗、社诸祭祀”的行礼事交给颙琰来做，也算“人尽其才”。乾隆还命令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夸大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披阅”，以便效法乾隆的所作所为。

乾隆不服老，事实上是不愿放弃权力。因而，直到他死也没有离开养心殿。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就在宫中外东路兴修宁寿宫，作为归政之后当太上皇时的休养之所。但乾隆退政后，并未真的归政休养，而是改归政为训政，这就为他继续留住养心殿找到了理由。按清代礼制，皇帝退位之后，应该迁出养心殿，移居宁寿宫，而让新皇帝移居养心殿，即使训政也应如此。但乾隆不愿离开养心殿，让嘉庆居住在毓庆宫，并且还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寝兴六十养心惯”，就是说，即位之后居养心殿已六十年了，最为安全吉祥；一切照旧，应当继续居住养心殿，诸事便利。二是“己便兼亦欲人便”，也就是说，养心殿在乾清门西边、遵义门之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引见官员等，便由乾清门进，趋走甚近，若在宁寿宫则相距较远，不便利。乾隆还一再声明，自己年近九旬，若将来幸越期颐或稍觉倦勤，即当迁居宁寿宫。但他并没有这样办，最后，仍死在养心殿寝宫。

太上皇帝大权不放，事事让嗣皇帝嘉庆学习效法，这可难为了嘉庆。在乾隆去世前的三年间，嘉庆仁忍坚耐，韬光养晦，的确有帝者之风。据朝鲜《正宗实录》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朝鲜赴大清国进贺使李秉模等人时，询问太上皇及新皇帝有关情况，再现了当时的真相。朝鲜国王问李秉模说：“太上皇精力还好吗？”李答：“还好！”又问：“新皇帝仁孝诚勤，誉满四方，是这样吗？”秉模回答说：“状貌和平洒脱，皇笑他也笑。于此可知大概了。”李秉模接着报告说：“太上皇帝派和珅阁老对我们宣旨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需回国问国王平安，由于道路远，不必派人来谢恩。’”

太上皇虽然把持大政不放，使儿皇帝变成木偶一般，毕竟已经是年近九十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衰退。书状官洪乐游报告朝鲜国王说：“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很衰老，但却健忘异常，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了。所以他身边的人，都无所适从。新皇帝平时与临朝时，总是沉默寡言，喜怒也不形于色。但开经筵时，却虚已听受。”偌大一个帝国，由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统治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为了不让嘉庆帝操持政权，和珅出主意，让嘉庆帝每天陪太上皇看戏游乐。当时，白莲教起义遍及川、楚、陕几省，清军禁旅大战疆场，天下已无太平可言，而出于权力旁落的恐惧心理，乾隆让自己的儿子陪着自己每日嬉戏不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此，康乾盛世最终走到了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