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在新疆：建行省、修水利、种桑养蚕缫丝、设义学、铸新币（1 / 2）

俄国退还伊犁——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胜利

当左宗棠抵达哈密后不久，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也从伦敦到了圣彼得堡，开始与俄政府谈判。左宗棠到哈密的主要任务，是为武力收复伊犁做准备，他定下了三路收复伊犁之策，积极调兵遣将，筹粮筹饷，又在科布多到古城一带增设台站，调新来各营设防巴里坤、古城一线。俄国人看到清军前线调动繁忙，又听说左宗棠已到新疆，也派兵增援伊犁，还扬言要派兵船来中国，封锁辽海，一时前线剑拔弩张。但是左宗棠是以武力作为曾纪泽外交谈判的后盾，他仍在静观谈判结果，俄国人也不敢贸然动武，所以伊犁前线处于相持状态，暂时平静无事。

虽然西线无战事，但既到了新疆，就有许多工作要做。左宗棠在青年时期就关注西部边疆，22岁（1833年）赋出“西域环兵不计年”的诗，还提出“置省尚烦他日策”的期望。他研究过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的意见，虽然认为龚自珍未亲到新疆，不了解该地山川形势，所以建议有许多错误，但建省之说却是不易之论。50年后，他以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身份来到新疆，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积极筹备新疆改建行省。

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南疆尚未收复，他上奏清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次年正月，南北疆底定，他又上疏，认为“新疆改设行省，事关西北全局”，建议即召开廷臣及各省督抚会议。十月，他又一次上疏，详细陈明必须改行省的理由。清政府对新疆一直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中央不帮助地方，派去的官员和地方头目等不关心人民疾苦，却鱼肉人民，以致新疆多年来地方蔽塞，生产凋零，农牧不振，文化教育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必须改行省，才能收长治久安之效。而且目前“天时人事，机会正好”，改行省的条件已成熟，“失今不图，未免可惜”。光绪六年（1880年），在他来哈密的前一月，又上疏请开设行省，先简派督抚大臣前来执政，还拟了一份建置大略。

清朝廷对他的历次建议不很积极，这次回答说：“待伊犁收复后再定议。”伊犁收复后，又拖了好几年，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新疆改省才终于实现。现在看来，改建行省，对于维护西部领土的完整、新疆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繁荣，是多么重要！

新疆在敌人盘踞之下十余年，又经战乱，百废待兴。左宗棠提出了七大项善后事宜：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和林则徐在湘江舟中，曾谈论新疆，林则徐告诉他，应兴修水利，广种稻田。30年后他经过实地考察调查，决心继承林则徐的遗愿，首先开发水利和农业。他计划在哈密修石城子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镇西厅、安顺、绥来、奇台等县都要修渠；吐鲁番除修渠外，还要开凿坎儿井185处。坎儿井是当地人民创造的、适合炎热干燥气候的地下水源，林则徐在新疆时曾大力提倡，还有所发展。后人称之为“林公井”，与“左公柳”齐名。

新疆到处都有桑树，本地人取桑葚代粮食，也用于酿酒或做药材。除了和阗等少数地区外，都不知道养蚕织丝。左宗棠命在南北疆各地设立蚕桑局，本地桑苗不够，派员到江浙采运，在各地广种桑树；又到湖州募雇了60名养蚕专业人员，分赴各地教人民种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一时间蚕业大兴，生产出了各类丝绸产品。左宗棠认为这是富民之法，对国家也有好处，高兴地说：“把浙江的桑移植于西域，实是在开辟了奇迹，古今之美利。不是书呆子，决干不了这种事情。”有一位荆紫关转运分局委员瞿良份（敬庵），擅自截留了一批西运的桑秧，分发附近各州县种植，左宗棠对他自作主张不满意，但对他重视在西北推广植桑，却又很高兴，引为同道，认为瞿良份大概也是一个“书愚”吧。

左宗棠带给新疆人民的除了蚕桑外，还有南方的蔬菜和内地的其他东西。民国初年曾到新疆游历的谢彬写了一篇《新疆游记》。他到哈密时，哈密副将冯桂臣设筵招待，席上有一盘烧鲫鱼，冯桂臣告诉他，是左文襄公西征时带来的鱼种，还带来湖南盛产的鳝鱼，可惜当地人以为是蛇，不愿吃，因而没能推广。

在文化教育方面，左宗棠为各地少数民族儿童办了许多义塾，教读《千字文》《三字经》以及六经等，让各族人民识汉字，以消除民族隔阂，也便利各族人民的工作，还可参加科举考试。维吾尔族儿童父兄都以送子弟读书为荣。官军刊布的文件一般中间为汉文，旁注维文，很受人民欢迎。

新疆市面使用的钱币是阿古柏发行的天罡钱，成色低劣，造成市场混乱。左宗棠命兰州机器制造局制造新式铜模，由张曜督局试制一批银币，用银片捶成，每枚重一钱，外圆内方，在市面流通，因为成色足，又不易假造，很受人民欢迎。

左宗棠又在荒地大兴屯垦，对各府、州、县建制也大力整顿。但是对原设维吾尔族官职，如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等，则仍维持不变，依旧用维吾尔族人治理，对于办理得力的，予以奖励、升迁，发现维官欺压维民，即予以惩办，因此维民都十分感服。

当左宗棠正在新疆忙忙碌碌，一方面办理善后、建设工作，一方面在前线积极备战时，俄国人一直在观察清政府的态度，而且密切注视左宗棠和西征军的行动。当他们得知曾纪泽已奉命来俄京改订条约、西征军准备以武力配合收回伊犁时，深恐到手的利益又失去，就对清政府采取威吓讹诈的手段。一方面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扬言：“俄国不该让的就决不让。愈让愈不好，俄国并不是没有力量。至于条约中国批准不批准，俄国全不在乎。”一方面在西北和东北显示武力，除了在伊犁增加兵力达1.2万人，扼守纳林河一带，还在费尔干省增驻五千人军队，威胁喀什噶尔。又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增派军队，做出入侵吉林、黑龙江的姿态。另外又从黑海调来一支由20余艘兵船组成的舰队，在黄海一带巡游，扬言准备封锁中国海面。气氛紧张，中国沿海也加强了戒备。

晚清外交家曾纪泽

俄国人的威吓手段收了效，本来就游移不定的清朝廷慌了手脚。加之有一个英国军人戈登，就是当年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头领，应李鸿章之聘来北京“调停”伊犁问题，实际李鸿章是请他来帮自己说服清廷投降的。他到天津后，首先与李鸿章密谈，然后威胁说：“如果中国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政府档案和皇帝都得搬到内地去，还需要准备作战五年。”消息传到京师，朝廷王公大臣更加恐慌。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十四日，清朝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犁交涉的对策。那时文祥已去世，投降派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连平时主战的工部尚书翁同龢、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都赞成委曲求全，与俄国妥协。清廷便在十九日发出上谕，决定寄希望于谈判，实则是放弃用武力收回伊犁的计划。俄、英、法、美、德等国趁此对清政府惩办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廷屈从西方压力，减免了崇厚的死刑，改为“权行监禁”。英俄之间和各列强之间虽有矛盾，但在侵略、压迫中国时，西方列强总是采取一致的态度。他们唯恐中国人在新疆打败俄国，这头“睡狮”醒了过来，对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不利。

清朝廷决定妥协，还必须压制主战派，唯恐左宗棠不受节制，在新疆贸然动武。七月初六日下了一道诏书，立即将他调回京师。诏书说：

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艰，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

左宗棠接到诏书后，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他是五月到哈密的，七月就颁诏调回，明明是出尔反尔，政策有了重大变化。他深知朝廷上了敌人虚张声势的当。他对俄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侦得的情报是，俄国去年天灾，粮食缺乏，又刚刚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财政枯竭，国内也不安靖，目前不可能以全力对付中国，只是虚张声势，即使在新疆作战，它也不可能取胜。他给儿子的信中说：“西北布置已有条理，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他给将领们的信中，对和议结局深感忧虑，慨叹说：“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吓之计；谟谋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是混淆！计抵京时，错将铸成矣，为之奈何？！”

虽然明知在这紧要关头将他调回京师，将铸成大错，但他不得不成行，尽管他一再申明，回京之行是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他于是奏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军务、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刘锦棠正在喀什噶尔，他准备等刘锦棠来到，办理移交手续后，即启行入关。

他在哈密等候刘锦棠的时候，仍然关心新疆地方的工作，同时仍然坚持以武力为外交后盾的主张。这时曾纪泽已抵达圣彼得堡，与俄政府开始谈判，国内主战、主和两派的人又都议论纷纷。左宗棠写信给总理衙门，坚决主战，反对屈辱投降，认为“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不可”！在信中还说：“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他斥责那些自命深懂洋务的媚外投降派：“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形，侥幸求胜；其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

那时俄国正在中国东北边境炫耀武力，在珲春边境构筑工事，兵舰也开入新开河。左宗棠得悉东北紧急的消息后，立命王诗正、刘璈、王德榜率军2500余人，先期入关，驻屯张家口，准备和俄国一战。他给刘锦棠的信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