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1 / 2）

曾、左失和内幕——“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足一哂耶”

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已经失去了重要作用，正是历史上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但是湘军领袖并没有受到迫害，反而进一步得到重用。曾国藩是有名的处世老练的人，难道他过去的重重忧虑都不过是虚幻之感吗？胡林翼也是深明世故、足智多谋的人，他生前为湘军将领安危担忧，并将善后重任托付给左宗棠，难道也是无的放矢吗？左宗棠受胡林翼生前重托，他是如胡林翼所说“谋人忠，用情挚，……临危难方知其可靠”的人，难道他对曾国藩的安危，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竟然不出一策、袖手旁观吗？从常理判断，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有关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的记载。然而，恰好在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轰动一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却又令人十分生疑，即“曾左失和”，亦称“曾左交恶”事件。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来“情意孚洽之至”，虽然在一些用兵、用人等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但是总的来说，彼此都很尊重、敬佩。这次失和很突然，正当天京陷落之际，他们二人对洪秀全儿子幼主洪福瑱的下落做了不同的汇报，又在皇上面前争执不休，并互为攻击，曾左交恶就自此始。交恶过程是这样的：

天京陷落后，曾国藩奏称：“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正好李秀成招供中也说：“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看来洪福瑱已逃出无疑。慈禧大为不悦，下谕批评曾国藩，着其查明，“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揭发非常不满。他素来是小心谨慎的，这次却大胆顶撞了一下朝廷，上奏说：

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

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这段参奏显然是针对左宗棠。

左宗棠马上针锋相对地上奏说：“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奏中还说，他对军事提过多次正确的意见，“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奏末他还表示：公事公办，今后仍将与曾国藩和衷相处，共商国是。

清朝廷从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中，看到湘军二主帅有矛盾，很高兴。因为理在左宗棠一边，所以表扬了他，曾国藩有大功于朝，也不再责备。批示说：“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

朝廷既不愿大臣之间太亲密，也不愿他们互相对立。批文稍许压一下曾国藩，扬一下左宗棠，实际又替他们增添一点矛盾。左宗棠表示今后仍将和衷共济，是符合朝廷意旨的，因为还需要他们效力。

后来不久，洪福瑱在江西为清将席宝田抓获，曾国藩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但是从此曾、左失和，二人几乎断绝往来。清人笔记都认为“洪福瑱事件”就是曾、左失和的起因。

这次“失和”有许多可疑的地方。左宗棠和曾国藩在皇上面前互相攻讦是很不合常理的。这不符合他们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身份，也不符合他们一向情意孚洽、彼此提携的交往历史。再者，错报一次军情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曾国藩只须上奏检讨一下，说是误听下属报告，以他攻克南京之功，清廷决不会计较，何必如此大动肝火？还将克复杭州的情况硬扯上去。他明明知道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杭州城并未被全部包围，汪海洋等逃出，左宗棠也已据实上报。金陵明明错报了军情。以曾国藩的水平，无论如何是能见到这些的。他却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左宗棠辩白几句，也是理所当然，但何必又牵扯过去“不和”的事例？

他二人岂非有意造成不和的气氛，让朝廷知道，二人成见由来已久，湘军内部并不团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