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2 / 2）

他认为“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以与”。设赈抚局、收难民、严禁扰民等是利民的一方面。浙江人民在政府的腐败统治之下，苛捐杂税重重，民不聊生，“兴利不如除弊”，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办了几件事：

1.减漕粮浮收。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时，办理过漕粮，深知此中积弊。浙江浮收漕粮也与湖南一样，超出原规定的税则很多。漕赋一石如直接纳米（所谓“收本色”），须纳二石五六斗至三四石，如折色纳钱，米价每石两千文，却要折价七八千以上。左宗棠认为：“减征一事最为当今急务。”他奏准减征浙东地丁和南米浮收，缓征本年全省额赋，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攻占湖州后，他裁汰所有浮收陋规，原定额也减少30%。同治四年，又减收杭、嘉、湖三属米26万石。

2.停关税。当时货物税既有厘金，又有关税。浙江关税向由杭州织造管辖，织造隶属内务府，南北新关税收是供清皇室挥霍享用的。左宗棠上奏说：“兵燹凋敝，若更关厘并举，竭泽而渔，遗孑之民必益形穷蹙，清暂缓开关，于厘捐岁输银十万两供织造。”织造是满人恒延，他虽然反对，认为这违反旧制，但左宗棠掌握地方大权，朝廷还有所依赖他，对此也无可奈何。

3.行票盐。陶澍虽早在道光二年于淮北实行票盐，左宗棠在湘幕也推行过，但是浙江仍是旧制，盐商与官府勾结，高价售盐，老百姓吃苦。左宗棠在浙江也改行票盐，民贩凭当地州县执照，就可去盐场买盐，到指定地区销售。同时裁汰了一些陋规。盐的成本低，售价低，人民普遍得到好处。

这几件兴利除弊的事，多是左宗棠以前在湖南办过的，他已积累了经验，驾轻就熟。现在的地位已完全不同，以前是幕客参政，如今则是掌握实权的总督兼巡抚，干起事来更方便。

浙江战后一片凄凉景象，百废待兴，左宗棠在奏折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现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伏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为一食；夜则偎枕颓垣破壁之下，就土块以眠。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殍。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侧，相视漠然不动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真是一幅“哀民图”！

左宗棠针对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实行了几项善后措施：一是招商开市，并减低厘税，使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农民逃亡的很多，就广招邻省农民来浙，贷给耕牛和种子。种地的人仍然不够，就命军士就地开垦。荒废多年的田经军士耕种好，或到了收获季节，原主来认领了，命军士一律归还，不许留难。劫后余生的农民对这些措施十分感动。当部队拔营时，农民们包括儿童妇女都“环拜泣谢”。

左宗棠看到浙江蚕桑之利，就教农民种桑、养蚕，还教种棉花。他说：“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另外，要发展农业和桑棉，水利最为重要。浙江海塘关系江浙两省苏杭七郡。战争以来，石塘已坍坏，修复需百余万两银，一时难以筹措资金。他命前按察使段光清在原石塘后面先筑一道土塘（堤），暂御咸湖水的侵袭，这样简易的办法，也需要20万两银，就责成富商捐办。其他还有三项水利要办：杭州西湖关系仁和、海宁水利，余杭南湖关系仁和、钱塘水利，省城中河是民商饮用和舟楫运输需要。他在杭州不到一年内，将中河修浚完工，对南湖工程不很满意，自己说只是“草草毕事”。西湖则因淤垫已高，葑长水枯，没有来得及疏浚。当他于同治三年十月离杭州去福建时，还念念不忘这几项水利工程。

他一向重视吏治，认为：“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课吏之要，在于劾贪奖廉”。他的部队过处，严禁地方供养。对于贪官污吏，毫不容情地予以罢劾。他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说：“察吏必先惩贪。贪吏如某某等，请絜弟衔劾办……知公仁心厚德，必有大不忍者。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名言。左宗棠一生惩办过许多人，他坚持认为，对坏人，对该惩办的人，决不能心慈手软。惩办少数坏人，正是为了挽救绝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全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不得不为、不得已而为之的。

浙江凋敝的民生，经过左宗棠一番整顿，出现了复苏现象，人心一时翕然。《清史稿》说：“百废俱兴，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近代史学家对这一段善后政绩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如方之光、万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