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2 / 2）

曾祖父是于民族国家有大功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却又议论纷纭，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写他老人家传的目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此，虽然一般文学传记允许有合理的想象，甚至一些虚构的情节；即使是严格的史传，也未必每件事、每句话都有可靠的根据。我写这本传虽然也以文学传记的形式来写，但严格地尊重事实，力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所有重要史实，以及传主和同时代人的活动和言行，都根据可靠的史料，不做任何虚构。书中所记曾祖父和同时代人的谈话、通信和活动，都分别引自他们的书信、家书、诗文、奏稿、批札、日记、年谱，以及《清史稿》和其他可靠的史料。谈话、书信和奏稿等一般都照录原文，遇到比较生涩的文言文，则改译成白话，以便于读者。书中还引用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大量近现代人著作中的材料，以及一些政治家、史学家和舆论界（包括西方）的有关评论，如严复、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王震、包尔汉、埃德加·斯诺和许多史学家的精辟论点。本书在叙述中，尽可能罗列事实，和传主及同时人的言行，少摆或不摆观点，让事实本身做出结论。在众多的史家评论中，既有赞扬，也有批评指责，书中都如实反映。作者本着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相信众多的读者都能和作者一样，会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中，对比分析各家的评论，得出自己的观点。

读者如有兴趣查阅原文，可从附录的书目中查找。史实以及当时人物的言论和活动可以按照时间从年谱、书信、奏稿等史料中查出。各家评论一部分可从评家专著中找到，没有列专著的众多评家，则可从列出的几种研究、讨论论文集，以及《笔谈左宗棠》《左宗棠逸事汇编》等书中找到他们的原文，只有一些零星散见的资料，未在参考书目中一一列出。

在引用的众多资料中，有几本书值得特别提一提。一本是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刊，即1897年，以下简称《年谱》），这本书收集资料较丰富，对曾祖父的生平事迹、家庭教养、师友渊源、理想抱负、思想人格，以及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侵略、收复新疆战役等方面，都有较完整的叙述。有些是第一手材料，基本上客观、公正、翔实，这样一部按年月日编排的史料，可作为写《左宗棠传》的基础和提纲。当然，清代人的著作不可能要求它具有现代人的观点，还需要大量的删节和增补。不过《年谱》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材既慎重，又大胆，也有远见，很是难得。例如在太平军初起义时，曾祖父曾抱着中立的态度，隐遁深山，多次谢绝清政府的邀请；又如太平军入山寻索曾祖父，《年谱》都秉笔直书，这些在当时对谱主是不利的，而近代史家却又几乎从不提及这类有关曾祖父早期政治思想动态的重大事件。又如《年谱》中详载了曾祖父与李鸿章塞海防之争、与沈葆桢借洋款之争、与郭嵩焘割地议和之争等，作者显然站在谱主一方，对方却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特别是李鸿章当时还健在，而且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年谱》作者的目光和勇气是可敬佩的。《年谱》也有缺点，不仅在若干观点上，在史料上也有许多疏漏，如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是当时一件大事，《年谱》却只字不提。这可能是因作者碍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两家情面，也许是他独具慧眼，已觉察出“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不同于寻常的失和，可能还有内幕，也很难说。

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也是一本史料丰富、观点正确的书，可惜内容主要只涉及曾祖父在西北的事业。他辑录的《左宗棠逸事汇编》提供了散见于清末民初各种书籍中的有关材料，虽名为“逸事”，但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如曾国藩、王闿运、翁同龢等的日记，陈其元、薛福成、欧阳兆熊等的笔记，曾纪泽的《中俄谈话录》等，都是可信的史料。当然，许多论文、专著和评传也提供了大量材料和有益的意见，这些都对写《左宗棠传》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所有这些作者，已故的和健在的，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中有一些家中流传的故事，大都是我听长辈和兄姊们所谈，或是亲身经历。至于外间流传的逸事，在清末民初的笔记中出现很多。本书只采用那些经过研究、选择确认基本正确的材料。有些即使是流传很广的故事，经过分析研究后，如发现疑窦很多，则概不采用，力求保存全书历史的真实性。举一二例如下：

曾祖父与曾国藩以联语互嘲，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我首次听到，是在上初中时听一位历史教员讲的，家中长辈们却从不曾提到这个故事。故事说：曾公与我曾祖父意见常有不合，有一次两人又争执起来，曾公出联云：“季子敢云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曾祖父字季高，上联将他的姓字嵌入。曾祖父迅即对云：“藩臣多误国，问尔经济有何曾？！”这副联语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文字互有异同，如一种异文云：“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藩臣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蔡丕：《趣园记事》）

据各种笔记载，作联互嘲的时间是曾祖父未出山时，一种说法是曾祖父赴京应考，常到曾公府第访谒时的事。另一种说法是曾祖父任湖南幕府时事。前一种说法显然不确，因为曾祖父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前三次赴京应试，并未去曾府访谒曾公。曾公于道光十八年始中进士，并未当什么“藩臣”或武将，当时国内外均未发生战争，责备曾公是“进未能战，退未能守”“误国”的“藩臣”，未免太荒唐无稽了。这一说法至少证明在时间和地点上是编造的。

曾祖父自咸丰十年率楚军进江西以后，就未再与曾公会面。以后他转战赣、浙、闽，曾公坐镇江南。天京攻克后，两人又因洪福瑱下落事而“失和”，极少互通音信。嗣后曾祖父又去西北，曾公由直隶转江宁，不久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所以他们如有互嘲的事，一定是在曾祖父出山以前，第二说在时间上是说得过去的。

考曾祖父与曾公最后一次相聚，是在咸丰十年三四月间，他们与胡公林翼同会于宿山曾军大营，当时是曾祖父出山前夕，官樊构陷事件尚未了结，曾、胡两位有意拉他出来，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据曾公日记，三人谈处极欢，经常谈到深夜，不外是商讨天下大势和如何对付太平军。这时正是曾、左、胡核心形成的时期，三人同德同心，曾、左两人在此时不可能互嘲。

再往前追溯，咸丰二年曾祖父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中，始与曾公交往；咸丰四年在骆秉章幕中，与曾公过从密切，“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当时曾公已是在籍的侍郎，奉旨督办团练（即后来的湘军）。曾祖父并无官职，只是一幕客。他们之间意见有分歧，是不可免的，也是事实，但是不可能互相嘲讽以致谩骂。曾公上联还只是一般嘲讽，曾祖父的下联则太不客气了，那时曾公并没有做出什么“误国”的事，曾祖父更不至于骂他一窍不通，“问尔经济有何曾”就含有“一窍不通”的意思。曾公逝后，曾祖父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公生前对曾祖父也赞誉备至，如咸丰十一年曾公奏陈：“左宗棠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同治元年与曾祖父书云：“弟当危急之际，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林翼）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远矣。”这哪里有一点“季子敢云高”的意思？可知他们两人相互敬重。互相嘲骂的联语显然是好事文人看到他们后来“失和”而编造出来的。联语显然对曾公有贬抑之意，正如曾公门生薛福成所谓当时人“往往右左而左曾”，并为此愤愤不平。对这一类流传虽广，似乎又饶有“风趣”，但却毫无佐证的“逸事”，本书一律不采用。

还有一类属于迷信的传说，也不采用，即使是在我家中流传的，如《年谱》开卷引四叔祖父孝同公《先考事略》云：“将生之夕，祖妣梦有神人自空中止于庭，谓‘牵牛星下降’，惊寤而府君生。空中忽有光如白昼，灯烛皆掩。”我自幼也听祖母谈过“文襄公是牵牛星下凡”。这当然是迷信、无稽之谈。在当时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毫不足怪。妇女一般在临产前身体困乏，心情紧张，精神恍惚，产生幻觉，这也是可能的，但这是另一回事。曾祖父自然不是“牵牛星”下凡，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牵牛星”神。对这一类带迷信色彩的传说都不采用。

本书沿袭清代史料中采用的农历（阴历）月日，年岁用虚岁，路程用里（华里），重量用斤，换算成公里、公斤（千克）都很方便，只是由农历换成公历，要查一查万年历。

在书中对传主和其他同时代人如何称呼，是我考虑了许久的问题。我们这一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与父辈或子侄辈谈及，则大家都称文襄公。如果书中用这两个称呼，文字会显得累赘，特别不仅是对曾祖父一人的称呼，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陶文毅公澍、林文忠公则徐、胡文忠公林翼、曾文正公国藩、李文忠公鸿章等，都是我的长辈，大都有亲戚关系。照中国的旧礼法，对长辈不能称名，如书中都用文毅、文忠、文正公等称呼，必将影响行文的流畅，对读者而言将很不方便，全书的可读性会大大降低，写传的目的和预期效果都将受到损害。因此，我决定暂时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研究清末历史的中国人的身份，仿效史家的写法（如《清史稿》）来写这段历史。当然，不仅在称呼上，在写作态度上作者也必须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客观、公正地来写这段历史，不仅不为文襄公讳，也不为几位文忠公和文正公等讳，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只有这样，这本传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书，才能为读者接受。

本书从开始写作直到出版，始终受到许多长辈、亲友和同事的鼓励、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感谢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是他的赠书和对我以及整个史学界的鼓励，使我从此产生写《左宗棠传》的动机。大姐 如知道我准备写传后，以80余岁的高龄，在去世前几个月（1984年）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几页信，使我获得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家中史料。表弟饶毓菁远在重庆，也热心给我寄来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有关曾祖父事迹的剪报，报纸都已发黄，可见他珍藏之久。他们三位都已先后作古，不及看到本书，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

在美国波士顿定居40余年的三姐敬如于1991年初回国探亲，在家中住了半年。她得知我正着手写《左宗棠传》，又看了我写的几章回忆录，就积极鼓励我将书写下去。后她又从美国来电话并写信给我，表示全力支持，对此我十分感激。在国内的四姐景福、六姐景玉、七姐景善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几位姐姐和在巴黎的达哥（景权），以及九妹景范、九妹夫梁赐龙等，还热心抄寄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十妹景成和十妹夫陆宗华为本书联系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的研究生和同事刘幼平君帮助本书目录和书稿的整理打印，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我还得到了其他许多友人的帮助，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要提一提内人袁俊华，40余年来她既承担了全部家务，过去又为我的几本著作（自然科学方面的）抄录、整理书稿，这本书稿也不例外，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汗水。

我希望，本书能提供给读者一些近代史知识，了解帝国主义侵华的真相，激发爱国主义的热忱。曾祖父在去世前看到国事凋敝、列强侵略未已，在遗疏中哀叹：“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国家已初步繁荣昌盛，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曾祖父如地下有知，也当含笑瞑目了。

左景伊

1993年10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