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政危局，求仁得仁又何怨（2 / 2）
计六奇非常看不上熊文灿，他在《明季北略》中写熊文灿“庸鄙无能”，现代学者樊树志也在《重写晚明史》中写熊文灿“每天神思恍惚，若有所失”“言语大多荒诞不经”。
令人惊讶的是，制定“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方针的杨嗣昌，竟然支持了熊文灿的招抚方略，对其言听计从。杨嗣昌的言行不一使得朱由检大为光火，他说道：“你既然做不到，又为何说这么多？”杨嗣昌十分惭愧，叩头请罪，态度诚恳，坚决不改，他又开始上疏他的操作策略。是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只是策划层面的探讨，就像写立项申请书那样，蓝图有多大画多大，没有写不出的，只有想不到的，但是，这些和执行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老板可以给下属画大饼，下属自然也可以给老板画大饼。
在策划中，杨嗣昌布下天罗地网，在执行中，杨嗣昌却认为应该“先抚一二股，稍杀贼势”“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剿抚原该互用（并且注明了这句话是皇上您以前说的）”。
杨嗣昌洋洋洒洒写的奏疏，过了好几天，终于得到了批复，批复就一个字：“是”。同年（崇祯十一年），当杨嗣昌再次表达熊文灿是个可用之人的时候，皇帝也只能再次表示“说得是”。
就这样，对兵法熟悉程度为零的熊文灿带着他的“招抚大计”游走在前线，重复着前人们早已重复多次的自欺欺人的游戏。
杨嗣昌的军令状“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解之局”果然还是泡汤了，三个月下去了，起义军还是跑得漫山遍野。不过，或许是因为熊文灿鼎鼎的大名，或许是因为增兵增饷颇多，熊文灿上任后，起义军还是愈发地表现出了忌惮。自崇祯十年年底开始，陆陆续续有不少起义军首领接受招降，闯塌天刘国能和八大王张献忠就在其中。
刘国能是真的加入了官兵，张献忠却只是权宜之计。张献忠这个人，非常适合造反，能屈能伸，该吃亏的时候吃亏，该捞油的时候捞油，该倒打一耙的时候绝不含糊，充分发扬敌强我跑，敌弱我打，敌没人时我放火，敌包围时我投降的战斗精神，灵活操作，不拘于故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所以，他的投降经历很多，打不动了就投降，恢复好了就复叛，屡试不爽。
按道理，他的信用这么差，当官的应该不会信了才对，没关系，张献忠还有一手，百试百灵，就俩字：贿赂。他非常明白这帮为官的不过是一帮见小利忘大义的亡国之臣，只要脸皮厚一点，姿态低一点，给得多一点，基本上就搞定了，如果搞不定，那就搞定官员的手下们。
崇祯十年的十二月，监军太监刘元斌向皇帝报告了一线的战况，他觉得张献忠不靠谱，提议让张献忠去剿杀李自成等部来证明忠心。次年正月，杨嗣昌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甚至说得更绝：“干脆我们偷偷把他杀了算了。”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面对这样一个把皇陵都给烧了的仇人，朱由检竟觉得还应该给其一次机会，他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从这个情况来看，似乎杨嗣昌重用熊文灿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最不想大动干戈的还是皇帝本人。杨嗣昌后来上疏写“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一方面是在为自己开罪，更多其实还是迎合皇帝的意思。
杨嗣昌不是愣头青，他知道皇帝喜欢什么，那他就写什么。既然皇帝喜欢招抚，那就……招抚呗。
话说张献忠假意投降后，把军队驻扎在谷城郊外，不仅拒绝裁减队伍，甚至还要求朝廷给他军饷，一开口就是十万人的价。结果呢，熊文灿立马给了他六个月的量，可以说是真的太大方了。加税弄来的剿饷，就这样花了出去，论“养寇”，熊文灿说第二，没人能说第一。
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陆陆续续又有不少队伍接受招安，其中比较有名的还有曹操罗汝才。一时间，流贼蔓延竟有了平息的迹象。杨嗣昌平贼有功，于崇祯十一年六月进入内阁，平步青云。
然而，事实证明，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只是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愿景罢了，实力最强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一直在寻找复叛的时机，目前不过是韬光养晦、暂避锋芒而已。他们不减人马、不改建制，堂而皇之地驻扎在城内城外，甚至吃起了皇粮。到手的皇粮都拿来干什么了呢？当然是继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
不少官员看着很来火气，上疏弹劾杨嗣昌和熊文灿。杨嗣昌冷笑一声，反唇相讥：“做实事的苦无余力，旁观的却频频指点，你们是在教我做事吗（是为教益我乎）？”
美好的招抚盛景下暗藏着危机，张献忠和罗汝才复叛是必然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表面原因是熊文灿在大行招抚之道，根本原因还是在朝廷的策略，皇帝从没觉得造反者是他需要刀兵相向的敌人，当教化之、感化之，“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所以，最后李自成建立顺政权并打到北京，一点都不意外。
求仁得仁，又何怨？
到此，再提一嘴朝堂内部，《国榷》对这段时间的记载几乎都是朝内的事宜，杨嗣昌露脸的次数极少。那么这段时间朝内在做什么呢？没错，在内斗。崇祯十年，自正月开始，首辅温体仁每个月都在受到弹劾，每次都是皇帝帮他挡下了攻击，温体仁本人则专心致志在对付钱谦益。而这年的六月，东窗事发，“体仁有党”一事使得温体仁最终离开了朝堂，亦使得杨嗣昌得以在一年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