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内幕（2 / 2）
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30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年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四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11月25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惊慌，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呻吟，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连他也感到害怕起来。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1949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30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们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到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特种会报所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十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先生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从1948年开始，保密局的阴谋措施，主要还有以下的几项：
第一是搞潜伏布置。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准备解放后立即开始继续活动。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施以搜集情报的训练后，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没有解放时，只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的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反动派的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由于美帝的直接帮助而次第收复，所以都是作最久一年的打算。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我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我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他们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我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这批人员还没有训练好，便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的部署。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只了解在上海方面的一些情况。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不要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人的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第二是搞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听到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种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帝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或将来被解放后，可以坦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毛人凤的这些办法虽然想得很周到，要求也不很严格，但愿意从事还乡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没法消除，都怕返回已解放的地区。因为国民党一方面尽力宣传诬蔑解放区如何杀人，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回去，是无法叫人相信的。毛人凤这一方案的提出，当时虽没有人反对，却始终没有执行。
在那次会议上，毛人凤还打算利用军统特务在旧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集团，在后方进行反共活动。很多人鉴于“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遭到国民党本身的阻碍，而不得不停止活动的教训，都不赞成这种办法，而觉得采取还乡运动这一措施，多少或许还可以收到一点实效。
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做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做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佘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但是，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除了何龙庆这个交警旅拖到成都被解决了以外，其余都没有来得及集结起来。贵州的陈世贤、佘万选等也早溜跑了。只有从云南被赶出来的一个交警总队，由田动云拖到他家乡筠连县和川滇边界。这时台湾方面喜出望外，称之为“大陆上的台湾”，并给田动云以西南军政长官的头衔，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但是这批流寇不到三个月便被全部肃清，田动云也被活捉。
第四是将中共叛徒大量留下不让去台湾。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求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人填的申请表，要我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中，在我家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我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我聊天，我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我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我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我去劝说过。当时我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他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我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我们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他讲的理由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中已有详述，这里从略。据我所知，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于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而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此外，虽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也没能逃往台湾的叛徒中，还有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有曾任张国焘的秘书的、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这里不再列他们的姓名了。
戴笠和军统特务的一套反共手法，以及如何去发现与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曾简要地谈过一些，现在我再具体地把军统对捕到的革命人士所经常采用的一些办法详细说一下。
从屠杀到利用
蒋介石自“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一开始便对共产党员采用大屠杀的手段，妄图杀尽中国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但是几年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杀尽，反而越杀越多。后来，他改变办法，运用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的组织，以便更多地屠杀共产党员。他采用这种办法，我听说是在武汉逮捕了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顾顺章之后开始的。
我没有见过顾顺章，只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的。这个怕死的胆小鬼被捕之后，乞求保全狗命，立即表示只要不杀他，保证能够破坏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组织和逮捕到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反动派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心试试看。虽然中共中央的组织由于得到他叛变的消息而迅速转移了，但许多省、市、县的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不少文件被抄，200多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蒋介石对此高兴万分，极为赞赏，因而一改过去抓到一个杀一个的一贯做法。他认为通过叛徒进而破坏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捕获到大量的地下党员，便可很快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是一项更加有效的办法。
为了利用叛徒顾顺章，特务们把他带到上海。开始，由于顾顺章叛变后，过去与他有联系的上海党的组织早就转移了，特务们扑了几次空。以后，顾顺章便整天带着特务和租界的密探，在租界和华界到处去寻找，遇到他熟识的人，便立即指给特务们逮捕。这样，便有不少党员遭到毒手。最后，中国共产党对顾顺章予以纪律制裁[1]。
中国共产党负责执行纪律制裁叛徒的组织，我不清楚。我记得1934年到1935年间，有两个在上海市公安局当督察员的叛徒马××、黄××，原先都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也是出卖了大批地下党员之后，受到共产党的制裁的。接着又有一个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直属通讯员的叛徒何××，也受到了制裁，可惜没有当场毙命。时戴笠正在上海，他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会同租界巡捕房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等，利用那个重伤未死的叛徒为诱饵，设下圈套捕杀共产党人。
他们在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某天某地发生一起“情杀”案，何某负伤，但他对枪击他的凶手很熟识，准备俟其伤愈后，决心要带领治安机关去逮捕这个击伤他的人。在这条消息里还故意暗示，这个受伤的人住在什么医院。地下党的纪律制裁机构，果然又派人去把何××击毙于那个医院。而密布在医院附近的几十名特务，终于跟踪将这一秘密机构破坏，逮捕了段志光等多人，并抄出手枪等物。这一案件的详细情况，我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已有记述，这里不再多写。那次被捕的党员，承认自己是“打狗团”的团员，专门打落水狗叛徒，并不对国民党人员搞暗杀。
用叛徒做耳目
特务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连续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个别甘愿出卖灵魂的叛徒起了作用。没有叛徒，顶多抓到一两个人；一有叛徒，就能连续逮捕。所以特务们对如何使被捕的地下党员叛变，十分重视。我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一个人一经出卖灵魂，成了叛徒，他马上就变成疯狂的敌人，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因为他唯恐认识他的党员、革命人士和了解他的情况的人揭露他出卖革命的罪行，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他往往要不顾一切地千方百计地把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予以破坏，把党员和革命人士一网打尽，以报效主子，并保他自己的安全。因此叛徒对中共党组织、对中共党员、对革命人士都特别凶狠。
也正因为这样，特务们逮捕到一个地下党员之后，并不是和许多电影、所描绘的那样，一抓去便是几十种酷刑进行拷问，而是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去对付他，目的是让他叛变。
一般来说，每抓到一个地下党员，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人员，总是先用升官发财的诱饵进行利诱。这是针对当时地下党员既无钱又无官的情况采取的，目的是让他出卖灵魂。
军统的编制，官阶都很低，所以许多叛徒虽然可得到许多钱，但官阶却不会高。例如张国焘叛变后，虽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官衔，但他在军统局编制中只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少将主任。这是因为戴笠本人也只有一个中将头衔，任官还是少将（国民党军队和军事机关中的军官官阶，分为任官和任职两种。如任职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任官却有很多只是少将。任官是根据一定的年资，一经任为什么级的官，便是终身的官阶。任职有时不限年资，可以根据需要提升，也可以降级。任官以后的级别，一般便只能升而不降了）。直到戴笠摔死之后，1946年6月1日，国民政府才给他追赠官阶为陆军中将。又如八路军洛阳办事主任袁××叛变后，虽然一次出卖了80多位地下党员，而戴笠却只给他一个上校。1948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叛变后，出卖了上百名地下党员，才换得一个中校。
除了用名和利引诱外，军统另一套办法是利用老叛徒、大叛徒去劝说新逮捕的地下党员。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当然，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最后成为革命烈士。
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地离开。
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100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癞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最后他又出家当了和尚，解放后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
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给钱许官予以劝说仍然不成时，接着便是威吓，再不成，才使用刑讯。刑讯时，也是由轻而重，直到把“老虎凳”、“辣椒水”等一齐使用出来。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刽子手们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希望共产党员变成出卖灵魂的叛徒，帮他们连续不断地逮捕。“没有叛徒，就没有耳目”、“没有叛徒，就没有成绩”，这是军统特务们的口头禅。所以用刑的目的，是希望招供，供出地下组织和其他党员来，希望他叛变成为特务的一伙。
特务们是怎样观察、诱骗被捕的革命人士的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是特务们很注意观察研究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受酷刑后，进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连流出鲜血的伤口被苍蝇爬上去吮吸都没有感觉似的，只把两眼望着牢房顶棚，一动也不动地在思索，这样的人特务们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有的人受刑后，回到牢房，便忙着护理伤口，想找个舒适点的地方躺下，或把铺的稻草等垫得厚一点，等等。特务们看到这些情况，就要考虑：这人关心受伤的地方，说明他怕痛，也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一点的刑，使他更痛一些；至于他想躺得舒适一点，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让他的条件更恶劣，逼他屈服。一句话，针对观察到的各种人的心理，想方设法去对付。
“犯人”吃饭时所有的各种活动，特务们也很注意看各人的表现。比如有的人对送来的饭菜看也不看，只是实在饿了，才胡乱吃上几口；有的人看到送来饭菜，先摸摸热不热，闻闻香不香，专门挑点好的吃，等等。一般说来，前者难对付，后者较易些。有的人一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不管什么地方能坐则坐能躺则躺，什么脏东西落在身上他也不管，睡觉起来，头发也不整理一下，任它乱蓬蓬的，甚至脸也不洗。有的人很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帽，甚至进了牢房，掉点灰尘都要掸掉。一般说来，前者不易屈服，后者容易攻破。话虽如此说，实际上对共产党人是很难看准的。例如江竹筠在狱中，一直是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也不乱七八糟，吃饭等也正常，可就是什么话也问不出来，非常坚定。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讯江竹筠，正巧我去找徐，看到了一次动人场面。那时，徐远举正和周养浩（沈养斋）闹矛盾，毛人凤要我去调解，我专门从昆明飞到重庆去办此事。我去找他们，除他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坐在他身旁。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江姐。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下把江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就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我当然要说。”她便厉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了我，连你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入江姐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江姐她那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斥责声，一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特务们审讯革命人士，有一套恐吓的办法：让他听别人受刑时的惨叫声，看同伙受酷刑时的苦痛。此外，还有用陪审，或杀人给不肯招供的人看；或者掘好土坑，将人带到坑边，作出准备活埋的种种姿态等。
为了骗取被捕后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特务们还常常使用一种叫“苦肉计”的手法。挑选精干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的样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也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裳，有时还把双手反捆在背后，脚上钉着大镣，好像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每每在深更半夜，一下推入囚禁革命人士的牢房，进去便倒在地上呻吟。牢中难友出于同情，往往会马上来照看这位新来的人，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成不信任别人的样子。几天之后，他故意装得十分神秘，也显得对同房难友十分信任，趁看守的特务或卫兵不在时，悄悄地告诉别人说：“快！快把我衣领上（或其他地方）缝着的小纸条取出来毁掉！”他借这神气活现的表演，表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所以最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这些密藏的东西，往往真的是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即令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也往往看不出破绽。原因很简单，这种密件，有的是特务们从别的地下党员身上搜出来的；即使是伪造，也是叛徒按照他们往常使用过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所以很能骗过一些人。
使用这种“苦肉计”，往往要花上十天半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才可能收效。在这期间，这个“要犯”故意不食不喝，难友劝他时，他也只胡乱吃一点点又躺下去，表现出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可是每天或隔天“提审”一次时，他就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沙发上美餐一顿，吃点好东西补偿一下，但不准饮酒吸烟。这些别人是无法发觉的。在这几天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泄露了情况，或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时便汇报领导。当特务头头们认为基本上把不肯招认的党员的情况套出来之后，这个“特务犯人”便突然在一次“提审”时不再回牢房了。他只等革命人士被提审时，再出来作证、揭发。
特务们这种“苦肉计”，只在遇到很难对付的犯人时才使用一下。抗战前我在上海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也只看到过四五次。这种“绝招”比专靠酷刑更要狠毒一些，确有一些人上过当。
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
特务们利用叛徒去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和搜捕地下党员时，也曾碰到过许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党员，他们反过来利用特务们的搜捕，趁机通风报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同志。
也是抗战前在上海，有次特务们在浦东逮捕到一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去和工厂党组织联系的交通联络员。他是被叛徒出卖后，特务等了半个多月才捕到他的。为了这事，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布置，企图通过逮捕到的这位联络员，破坏江苏省委组织和逮捕大量地下党员。这位联络员被捕后，知道是被人出卖了。他深恐叛徒继续出卖其他党员，使得省委遭受破坏，所以当戴笠和他谈话，允许给他大批奖金与官职，要他马上交出省委所在地和领导人等时，他装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的样子，说第二天上午就领着去搜查省委组织部，可以搜出省委、地委、县委的名册，逮捕有关的人员。
戴笠高兴极了，除了要我好好优待这位联络员，让他睡好吃好，等天亮就去和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由他带我们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某号搜查，同时还作好各种大逮捕的准备。我曾向戴笠提议，最好当晚就去，或者第二天夜间去。戴却说出一大堆要第二天上午去的理由。他说，共产党都是利用夜间活动，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上午大都还没有起床，这是进行搜捕的最好时间。
第二天上午，法租界巡捕房许多人刚上班，便陪同我们开着警车，把这位联络员的双手用手铐铐着，带着他去指引。到了他指定的地点，我们下了车之后，这位联络员故意在马路中间站着，踮着脚跟朝几个门口的窗子看。我催他快带我们进去，他却说这个地方是刚搬来才几天，他只去过一次，还不能马上辨别出是哪一幢房子。我们只好封锁了马路两头，暂时不让人通过，也不让那段马路的人进出。过了一会儿，这位联络员才说出一所房子来。特务们立刻把前后门把守着，一拥而入，从楼下一直抄到三楼，不但什么东西没抄到，而且住的人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人家，没有一家值得怀疑，更没有任何文件。
我再三追问这位联络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可能记错了，要回去再仔细想一想，下次再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去。他想了一天，两天，三天，还是说没有想起来。到了第四天，戴笠厉声责问，准备要对他用刑时，他才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有意给省委机关去送信，说明他已被捕，要他们赶快转移。他采用的办法，是站在马路上故意暴露自己，让他们看到，最后才假意指出对面的房子让特务们去抄查。查抄无结果，他又故意站在马路中间东张西望，估计党组织的同志们已发觉了他之后，才和我们回来。他用讥讽和胜利的口吻告诉戴笠，他被捕后没有办法通知上级领导赶快转移，只好让大伙儿陪他一道走一趟，真实的地点是被抄查那家的斜对面。戴笠听到后气愤异常，马上派人去看，果然被抄的对面那一幢三层楼房在当天下午就搬迁一空了。戴笠便命令马上把这位联络员解送南京，不久即被秘密处决，可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特务们受到那次教训后，凡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要先仔细问明白许多具体情况，如楼房内住多少人家，室内陈设有些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门口或窗口等处设有什么样的安全和危险标志，等等。问清这些以后，马上派人化装成查电表或水表的人进去看看，然后才出动人马进行搜捕，以免再受愚弄放走了革命人员。
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戴笠活着时，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防范周密，特务们之间虽有亲疏之不同，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戴笠一死，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保密局没有成立前，他们便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闹得乌烟瘴气，我当时很感左右为难。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得一所小的。美帝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了，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我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胡××来大吵大闹。胡××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一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我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二十二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我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碴儿。毛人凤便利用我对郑妻的不满，叫我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我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整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我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我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我又派人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我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我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我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我有关系，便想先收拾我。由于我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我的证据，便找我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我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我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买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账；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账，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钩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2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戴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戴。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戴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92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一条心，也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1949年3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11月，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凤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1] 据《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载《顾顺章后妻张庆琴访谈录》一文，顾顺章最后是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