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2 / 2）
何绍周接到这一类情况的报告后，诬称这是学生要在昆明进行大暴动的准备，非以更大力量来对付不能压平反抗的风潮。14日下午，何绍周集结了他在昆明所能调动的武装军、警、宪和特务，准备一鼓攻入云大，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捕，把集结的学生全部驱散。当晚，我陪着何绍周坐在警备总部听消息。何对这些学生感到太伤脑筋，他大骂国民党主办教育的人都是草包，培养出学生来反对自己。他要建议把这些学校停办，以免被共产党来利用。
这次进攻云南大学是在深夜，我没有亲自看到，只从电话中听到情况。当大批军警到达学校附近时，被值夜担任警戒的学生发觉，立刻敲打警报钟，学生们从睡梦中惊醒，奋起抵抗。这些手无寸铁的大中学生被军警的枪托棍棒猛烈敲打，抵挡不住，很快就被军警冲入校门。学生边打边退，大部分被从四面八方的围墙上爬进去的反动军警隔离开来。部分学生退到教室、宿舍、食堂等处后，被分别监视住。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一直退到云大最大的一所房子会泽院，始终坚持抵抗，大批军警就把这所大楼重重包围起来。
天刚黎明，我正和何绍周在进早点，突然听到一阵枪声。何急忙叫副官打电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便接到回答：因为学生从楼下退上二楼时用砖瓦等还击，所以军警开枪威吓。我急于想了解情况，便匆忙赶去现场。我在云大附近的几条马路上，看到全副武装的军警林立，交通断绝。围观的行人有近千人，其中不少学生的家长想进学校去看自己的子女，均被阻挡不许进入。一些老年人在痛哭呼号，处处充满群众愤怒的声音。
我到会泽院大楼前面时，看到警察局长王巍、警备总部稽查处长阮更生和刘剑义、刘善述等正在指挥着军警向大楼上的学生进攻。这时还有300多名学生从楼下一直退到四楼顶上，并把楼梯拆毁，坚决不肯下来。
何绍周接到报告，立刻亲自赶到。他问了一下情况后，便叫另想办法对付。我当时向他建议，让学生们的家长进来叫他们下来。他同意这一办法，便放进了一大群等在学校门口的学生家长。这些老人们用哭颤的声音叫着自己子女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学生答应，喊了一小时左右，没有一个学生下来。何绍周叫警察局长王巍用白布写上“自动下楼来的概不追究”几个大字举向四楼，并把消防队救火车上的云梯升向四楼楼顶，准备强行突入。学生不但不下来，还把四楼平顶的石栏拆掉，捡起砖块向下面砸来。他们发现何绍周之后，便把砖块朝何的身上砸去。有一块砖头砸在何的左手上，王巍赶忙将一个消防警官戴的钢盔帽摘下来给何戴上，并把何护送到大楼二楼去休息。何便命令军警向学生开枪。
这时，师范学院查院长、云大校长熊庆来和其他几个中学的负责人都纷纷赶到，一致要求不要对学生们采用这种办法，各学校负责人愿意设法解决。何绍周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有办法马上把他们都叫下来吗？”各学校负责人看到他这样蛮不讲理，谁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都不再做声。何便命令王巍、彭晋仁等立刻把被分隔在教室、宿舍、饭厅等处的学生先行清理，把要逮捕的昆明学联的领导人和各校学联的负责人清出来先带走，其余一律驱逐出学校；对不下楼的300多名学生则留一部分宪警继续包围，看他们能够坚持多久。
何绍周离去之后，宪警和特务在清理被分别围隔在各处的学生时，清了大半天也找不出几个黑名单中的人来。因当时学联方面一些骨干分子大多逃到四楼，加上学生们彼此掩护，不肯讲出来，只有少数平日为特务们认识的被当场指出后抓起来，其余便都赶出了学校。在被捕学生中，我记得姓名的有温宗江、白明顺、王友珍、傅金德、董德平、金维和等。
同日，围攻南菁中学的宪兵，企图从围墙上爬进学校办公大楼，因学生已有防备，未能得逞。宪兵便用楼梯从四面窗口爬入，又被学生将窗口堵住。有四名宪兵爬上屋顶，准备揭开瓦片进入楼内，其中一名宪兵不慎失足，从屋顶跌了下来，当即毙命。宪兵团长见跌死了宪兵，就下令开枪，对学生进行威胁，但学生仍坚持斗争。第二天，大批宪兵从四面八方冲上去，将学生打伤几十人，逮捕了30多人，后与在云大逮捕的学生一同关在南菁中学进行“管训”。
事件发生之后，整个昆明都为之骚动，弄得全城不安，人们对国民党当局用这种血腥手段对付爱国学生愤恨达于极点，到处听到“救救孩子”的声音。一些被围困在云南大学四楼的学生的家长，日夜在学校门外痛哭呼号，到处托人求情，探听情况。一些进步报刊也纷纷提出指责。何绍周却仍旧坚持非把为首的学生逮捕起来不可。
双方坚持到16日仍无结果。我在这天又到云大去看过一次，学生们虽被围困在楼顶一天没有吃东西，但仍然在四周派人监视着宪警的行动，防止他们爬上楼去。我正在和王巍、刘善述、阮更生等研究对策时，发现学生从楼上泼水下来。我知道一两天不吃东西可以支持下去，如果不饮水则不易支持，便提议如要迫使学生下来，应当断绝自来水的供应。大家一听很同意，王巍便叫消防警察把通向楼顶的自来水管关闭。一会儿果然听到了楼顶传来的喧哗声：“水没有了！水没有了！”可是这一狠毒的办法，同样没有收到效果，还是没有人下来，又这样过去了一天一夜。
17日上午，云南省主席卢汉亲自到云南大学，在楼下架设起扩音器，向被围困的学生们用亲切关怀的口吻劝慰，要他们不要再这样坚持下去。学生们听到卢的声音，都集到大楼边上静听。最后卢提出保证，不惩办他们，并说这样坚持下去对他们不利；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由于不听劝告而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卢讲完话后，又再三喊学生们马上下来。我这时也赶到了。卢看到学生们仍没有表示，便再次恳切地说了一番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你们再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管你们了！”他说完便离开扩音器准备上车。
这时学生中发出了喊声：“主席不要走，我们下来！我们听你的话！”卢听到喊声，又转身站在楼下。这时通向四楼被堵塞住的楼门打开了，守在下边的警察也大叫“下来了”！卢便站在楼下，看着学生们鱼贯而下。其中一些轻伤的由同学们扶着，重伤的则背着抬着才能下楼。卢吩咐王巍和学校当局赶快给学生们准备早餐茶水，并叮嘱把重伤的先送医院，轻伤的要上药包扎。有些被枪伤的学生虽然用衣服包裹着伤口，但仍在流血，衣裤上都染满了血迹。他们下来后，在几个教室中分开休息，个个疲惫不堪。
我和王巍等爬上四楼，看到还有几包大米。从这一情况看来，如果卢汉不出面叫他们下来，他们还会坚持几天。卢刚一走，何绍周便赶来。他看到我，便气冲冲地说：“他（指卢汉）专充好人，叫我们来当恶人。我是不怕什么，他答应不追究，没有这样便宜，还得想办法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当天下午，何绍周下令把这批学生用卡车送往南菁中学软禁起来，对外则用“暑期集训”的名义。他指定政工处长刘善述负责主持，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并着重进行法西斯毒化教育，一面用相互揭发和收买利用的办法来清查进步学生。他企图将昆明学联一些领导人的背景弄清楚，以期达到破坏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的目的。因此在这个变相的集中营里，经常以开谈会的方式来进行检举和清查。保密局、中统局、警备总部、宪兵、警察等特务机关，更不停地派人去活动。但据当时保密局云南站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的特务们的报告说，学生们团结相当紧密，很不容易达到进一步破获中共组织的目的。何绍周对此也很灰心，加上十几个负重伤的学生先后又死去几个，各方面对他的责难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长期拘禁这批学生的阴谋，而实行三个月的“集训”之后，便宣告结束。这一野蛮镇压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血案，除了引起广大人民更加激愤之外，反动当局则一无所获，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