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被惨杀的经过（2 / 2）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1946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1947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杨患胆石病很重，到1948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含矿质很多的泉水所造成。杨的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龚国彦告诉我，杨有一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便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旁边的华表上正刻着“龙盘虎踞”等字样，他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本钱输得精光，无可如何，只好引退。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骗一下人民，苟延残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龚国彦因事前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了解国内形势，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蒋介石如引退，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他大笑道：“总算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退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凤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的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伯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凤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徐远举（鹏飞）等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徐远举只好请周养浩去劝驾，周再三说明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内调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批准。特务队长龚国彦调走后，改派了比龚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鹄接充。宋绮云是杨多年的秘书，后来也被蒋介石连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杨隔离。宋妻在狱中也生了一个男孩，比杨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杨的请求，宋夫妇和孩子随杨同去贵州。这位忠心耿耿的宋秘书，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杨的态度。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房内。这里是贵阳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称之为麒麟洞公馆。杨在这里又住了七个多月。他每天很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军统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所有的帮会流氓组织，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说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2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200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毛人凤奉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行前并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第二天杨、熊两人还把准备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并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这所“戴公祠”，原来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的又一所避空袭的房屋，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杨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杨屡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周养浩向他道喜，说这次很有希望。杨却心中有数，因为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他这次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凤便下令先一天（约在1949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当杨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做好一切准备。下午4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到重庆天已黑下来。毛人凤已派杨进兴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周养浩便回到中美所杨家山家中等消息。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300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挟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300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象，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呱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灭绝人性的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他的小朋友被惨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子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给瓜分了。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我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1944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戴笠在贵阳麒麟洞的住处，谈了一会便吃午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来向戴请示，戴叫他在客厅等着。何应钦刚一离开，戴便要我把龚国彦带到他的办公室。龚问戴，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一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他毫不考虑地回答我：“等到那时，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幸好日军没有继续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