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揭秘档案（1 / 2）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川军总司令刘湘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在重庆主持川军整军会议的何应钦将这一惊天消息通报给在场的300多位参会的川军团以上军官。在这一刻之前，以刘湘为代表的各路川军将领都怀揣着各自的利益，维护着各自的地盘，当“七七”事变这一现实骤然发生在眼前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请缨出战的是第41军军长孙震，他表示：“愿率本部官兵，出川抗战”。
10日，从南京回川的刘湘立即电呈中央表达出川抗战的决心，14日，刘湘又通电全国“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此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副总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汉阳式步枪和38式步枪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海空军的火力支援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序幕。
川军于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没有任何补给，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在淞沪战场的血战中，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20军杨森所部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川军将士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精锐的日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作战、吃苦耐劳以及流血牺牲精神，不仅在众多杂牌军中引人注目，就是和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给全国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滕县保卫战，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同时，也因滕县保卫战全由川军担负，而一举让川军的顽强英勇名扬天下。为这一战，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同所部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完成了此次战役中他们所担负的任务。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为血战死守滕县城的122师师长王铭章写下了“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挽联。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广大川军将士发扬了四川人民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和“有敌无我”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抗战第一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为挽救国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1年1月中旬，日军发动冬季扫荡，猛攻太湖，川军第88军前锋不支，放弃阵地后退，军长范绍增阻住去路高吼：“王铭章师长固守滕县以身殉国，何其壮烈！我们如果丢城失地，有何面目回四川见父老乡亲？”
在8年抗战中，四川基本没有受到日本军的蹂躏，但是有300万川军出川为国抗战，64万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两个军一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是除国民党军队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以致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8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
一个老农说的好：“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而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8年抗战中，作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四川军民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出人、出钱、出粮、出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特殊贡献。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日本投降了！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亲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他们为四川赢得了荣耀。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1940年5月，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被人刺杀于特务机关驻处的山陕甘会馆。吉川贞佐不仅位高权重，且是明治天皇的外甥，手中掌握着大量机密，而这一神秘刺杀事件的背后，却是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壮举被长时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吉川贞佐，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初授予下士官军衔，开始军事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派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不久转到大特务土肥原门下主管情报侦集工作，因能力“超强”得到赏识。
1939年秋，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的吉川便把特务机关搬到了古城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在此坐镇指挥华北各地的日伪特务活动。吉川掌管特务机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特务组织。
牛子龙
他先后扩充了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所谓“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特务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
吉川上任后便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吉川本人一次就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志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除掉吉川这个恶魔。
这个任务交给了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豫站行动队当组长的牛子龙。国民党河南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刺杀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方面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牛子龙选中了他的学生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队员吴秉一来执行刺杀吉川的任务。
吴秉一，又名吴凤翔，郏县人，17岁参加革命，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受党组织委派，在河南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接到任务后，吴秉一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他说：“我的命已丢了两次，都是党给捡回来的，只要能完成任务，即使再丢一回也没什么遗感。”
1940年2月19日，吴秉一来到开封便与地下人员徐景吾等接上了关系，吴秉一得知吉川的心腹特务队长权沈斋贪财，便决定用金钱礼品从其身上打开缺口，在徐景吾的介绍下，吴秉一带着大把银圆和名贵药材烟酒到权家“拜访”，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还给了他一份伪造的“花名册”。拿到吴的“花名册”后，邀功心切的权沈斋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吉川。此时吉川正为兵力不足和如何“摆平”军统豫站而头痛，听到吴秉一愿意策反牛子龙，并能从小磨山拉队伍“投奔皇军”，心里很是高兴。但慑于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被刺的教训，怕其中有诈，对吴秉一进行了几次周旋、考验，终于对吴凤翔解除了疑虑。吉川命卫士拿两张特别通行证交给吴秉一，要他后天带小磨山队伍的副司令去见他。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是清乾隆年间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集资修建的一处精美的庭院式建筑。
5月17日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按照与“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约定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大门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吴秉一刚到西屋门前正欲推门，吉川贞佐的卫士开门出来，吴秉一手疾眼快，抬手一枪卫士毙命，屋内大乱。吴秉一趁机封锁屋门，正在拔枪的日军驻开封宪兵队长滕井治被击毙。接着，吴秉一又调转枪口朝吉川贞佐射击，不料连扣两下都是瞎火。吴秉一扔掉左轮手枪，拔出20响盒子枪，紧扣扳机，将吉川贞佐击毙。此时王宝义亦从南屋赶至，两人迅速收集了文件、手枪，会同等候在山货店街口的姚拴紧等人一起安全撤离。
在此次刺杀行动中毙命的日军高官除吉川外，还有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等，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保住了性命，吉川是日军在中原战场被中国军民击毙的首位将官，刺杀行动两天后，《河南民报》首先在重要版面向外界披露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国内外不少报纸也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参加这次刺杀行动的人被誉为“大无畏的民族英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
1938年底，由于日元走软，日军认为用日元维持战争出现困难，于是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从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法币
由国家出面伪造别国货币，扰乱敌方经济的做法至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王乔治三世曾下令伪造“大陆票”以破坏殖民地经济。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故伎重演，伪造了大量法国教会地产券。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量伪造英镑，像著名的“伯恩哈德钞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纳粹用这种方法为其间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佣人“西塞罗”购买情报的行动，以及德国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为营救墨索里尼而周游意大利等花费均出于此。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伪造别国货币的并不止德国一家，苏联、英国、美国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货币。
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当时中国市面上发行的是“法币”。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9研究所主任、陆军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9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宪藏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后提出了伪造中国法币的计划，并请示到陆军省本部，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9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为此，日本在其本国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
1940年4月，山本宪藏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汪精卫伪政权于1940年3月底成立后，于当年5月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开始发行货币。然而“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并不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由于无法达到从经济上打垮中国的目的，日军便开始伪造中国当时的货币——法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
为保证伪币的“质量”，日军动用了一切力量，从技术人员开展研究到高级印刷机械，由于伪钞大多使用真正的印刷版，就连专家也难辨真伪。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5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大量假法币被运到中国，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一方面用假法币在中国购买军需物资，另一方面用它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在战争期间，日军印制的45亿元假法币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而其中的30亿元被实际使用。没有这些伪钞，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在东条英机的导演下，国统区从1937年到1944年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令人倍觉惊诧的是，国民党政府不但抵御住了这种“暗战”带来的经济破坏，反而借机反攻，轻而易举从日本人手里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
令日本人没料到的是，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
抗战时期的印钞机
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地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万多箱。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
日军的“伪钞谋略”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也没有就此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诉讼，正因为无人追究，所以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承认曾印制伪钞的事实。
“盖世太保”这个名词是个外来语，在汉语中，“盖世”是指才能、功绩等高出当代之上。比如说“盖世英雄”“太保”一词原本是古代官职名。但在武侠中对护卫主子武艺非凡的江侠士也有称为“太保”的，比如后唐太祖李虎有13个义子，称为十三太保。把它们合在一起组成的“盖世太保”在词意上可谓是天衣无缝，但它却不是中国所创，它是个外来语，而且是音译而来。
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Staats?Polizei）缩写Gestapo的音译。
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
盖世太保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暴力警察。大多数被任命的人员是以前的国家政治警察，加入盖世太保的成员完全是自愿的。在1943年到1945年，其成员有4万到5万人。
戈林和其他纳粹将领
盖世太保于1933年4月由戈林作为普鲁士暴力政治警察建立，1934年希姆莱被任命为普鲁士暴力政治警察的副总指挥，盖世太保拥有不需要借助任何法律就可以随意逮捕人或把人监禁到集中营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所有纳粹政权的敌人。
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个邦，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一个无名的邮局小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设计一种免费投递的邮票图样时，提议把它叫作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冯·勃洛姆堡
1936年6月，希姆莱任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和党卫队帝国长官，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
1936年10月，全国政治警察统一名称为国家秘密警察，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
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扭曲。
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人、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
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抵抗战士等都未经法律程序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盖世太保是迫害犹太人的机构之一。
被任命有责任执行集体消灭犹太人的任务的盖世太保一级突击大队长埃希曼，在他给希姆莱的报告中估计有200万犹太人被枪杀，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纳粹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被判刑的材料，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盖世太保参加特别行动队，随正规部队进驻被占领国家，残酷杀害纳粹占领区人民和战俘，是纳粹党对被占领国家人民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1942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5年6月，遵照斯大林的安排，朱可夫担任阅兵首长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式，朱可夫在回首往事时，始终称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朱可夫元帅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出现在阅兵场上的时候，包括空军飞行员、坦克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官兵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那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一次阅兵式。阅兵式临近尾声时，200名身穿崭新制服的红军老兵在雄壮的鼓声中，将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抛到了列宁墓前被雨水打湿了的台阶上……
1942年冬天，由朱可夫亲自指挥的一场代号为“火星”的进攻战役，战役结果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但却没有能够达到战役的目标，可以说这是朱可夫的一场最大的败仗。
苏军的火星行动是苏德战争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中最为令人注目的，火星计划是作为与天王星计划（苏军斯大林格勒战略反攻的代号）具有相同地位的战役计划一起设计的。
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通过执行这两个计划，重新夺回东线战略主动权并使红军走上全面胜利的道路，作为苏军1942年秋战略布局的中心任务，火星计划其宏大的规模和雄心勃勃的战略企图使其至少和天王星计划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1942年春，朱可夫凭借莫斯科战役的威望，升任苏军副总司令，指挥莫斯科战区的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朱可夫认为苏军冬季大反攻的侧重点应该是莫斯科方向，目标是围歼勒热夫突出部的第9集团军，进而消灭整个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斯大林经过考虑权衡，于9月26日作出决定，同时发动两个战略反攻，目标分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团军和勒热夫突出部的德第9集团军。莫斯科方向的反攻由朱可夫指挥，代号“火星”，参战部队两个方面军，总兵力190万，火炮2.4万门，坦克3300辆，战机1100架。根据斯大林的指令，朱可夫主要负责“火星计划”的执行，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天王星计划”的执行，可以说，“火星计划”是朱可夫亲自制订和指挥的。
根据朱可夫早先的战斗经验，他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莫德尔将军的德国第9集团军围绕着这个突出部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并沿该突出部的外围将所有的城镇堡垒化，包括重要城市勒热夫、别雷和瑟乔夫卡。德军还在突出部侧翼的河岸筑垒并清除了横贯突出部的南北向、东西向道路和铁路上的木障。朱可夫和莫德尔都意识到了谁控制了这些道路谁就控制了这个突出部。虽然茂密的森林和沼泽覆盖了突出部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德军还清出了足够多的地域以利于防守和在突出部内机动快速预备队。除此之外，到10月底土路和穿过突出部的许多河流应该已经结冰或接近结冰了。“火星”作战体现了朱可夫的典型风格，苏军7个集团军将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以泰山压顶之势对德军第9集团军发起向心攻击，其中主攻方向位于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侧。
朱可夫打算从这里腰斩德军防线，围歼第9集团军，然后挥师南下，会同其他5个集团军向维亚兹玛发动钳形攻势，进而围歼德军第三装甲集团军。为了避免在恶劣天气下穿越复杂地形，苏军各部队将以装甲集群为突击箭头，对德军防线进行正面强攻。
苏联T-34坦克。这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生产的中型坦克，其全重32吨，乘员5人，装甲厚18-65毫米，主要武器为1门76.2毫米主炮和2挺机枪。
“火星”作战计划本来计划于1942年10月后期开始，但一直推迟到11月25日，火星行动长时间的延误给了朱可夫及其方面军司令员以充裕的时间来集结他们强大的部队并使他们作好战斗准备。
为了在进攻方向上尽快取得胜利，朱可夫命令他的方面军司令员在战役之初就集中兵力并投入所有的装甲部队。他希望这样做，苏军的装甲箭头就可以切断德军沿勒热夫突出部侧翼的重要的通讯线、公路和铁路。只等11月底企盼以久的寒冷气候到来后，江河、溪流和沼泽开始冰冻，行动就可以开始了。
朱可夫的战役部署显然低估了德军防守的坚韧和反击能力，德军第9集团军据守勒热夫突出部将近一年，对这块战场了如指掌。德军依托地形构筑纵深防御，将城镇乡村修建成要塞据点支撑防线，精确部署了交叉火力网杀伤突破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