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谍海秘影（2 / 2）
佐尔格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课的注意。但日本碍于日德友好，而佐尔格又是德国大使馆的贵宾，不敢轻易下手。东京警察厅曾将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叫去盘问。花子说这纯粹是信口雌黄，根本没有这回事。实际上，佐尔格从未跟她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佐尔格知道石井花子被传讯后十分震惊，但表面故作镇静，并大胆而礼貌地批评警察厅打扰了一位盟国朋友，弄得警察厅长十分尴尬，只好赔礼道歉。然而，警察厅并没有就此罢休，决心从打击日本共产党入手，他们逮捕了尾崎秀实和其他几个成员，间谍小组暴露了，佐尔格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苏联1965年发行的佐尔格的纪念邮票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佐尔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决定同他在当地酒吧结识的日本情人花子道个别。不过，一个小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有烧毁警告他的纸条，而是将它扔在路旁，尾随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这张作为他罪证的纸条。10月15日。他对花子说：“我可能会遇到意外死亡，你还是嫁人吧。”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花子再也没有见过他。第二天，佐尔格就在自己的寓所被捕了，他被关在巢鸭秘密监狱。
佐尔格被捕一事，引起了一阵喧然大波，人们难以相信这个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党间谍。德国的外事局对这件事比较慎重，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1944年9月，佐尔格被日本法庭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1944年11月7日，东京监狱对佐尔格执行了绞刑，终年49岁。1949年10月，花子找到了佐尔格遗体，火化时，骨灰里露出一个金牙套，花子将牙套制成戒指，戴在中指上，算作订婚礼物，表达她对佐尔格的深情厚爱，花子将佐尔格的骨灰埋在东京郊区的多磨陵园，她在花岗岩石碑上刻着：理查德·佐尔格，这里安息的是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1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1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以纪念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
威廉·弗兰兹·卡纳里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他的一生不仅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
卡纳里斯出生于德国北部多特蒙德市郊的一个十分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并于1914年升任为德国海军的一名副舰长。1916年夏天，被德国间谍机关派往西班牙，开始了情报生涯。1923年，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他结识了戈林，并向戈林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军队里的情报机构协助希特勒上台，很快他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政治倾向、人品素质和经济情况的材料，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德军军官层极为有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10月在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的推荐下，卡纳里斯出任局长负责整个德国的情报工作，卡纳里斯一跃登上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局局长的宝座，并于1936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从此他飞黄腾达，并掌握整个德国的情报大权达十年之久。卡纳里斯出任军事谍报局局长后不久，希特勒亲自接见了这位新任局长，并对卡纳里斯满怀希望地说：“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团结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工作。”为了重建德国军事谍报局，希特勒赋予卡纳里斯几乎无限的权力，给了无数的资金。卡纳里斯不负重托，他的军事谍报局表现得也很出色，由于1937年前希特勒禁止在英国进行大量的特务活动，因此，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在英国的工作实际上是白手起家，但到战争爆发前，根据德国军事谍报局自己的档案材料，它在英国安插各式各样的特务不下253名，其中包括几名安插在英国高级官员家的佣人。在仅两年时间中，他下属的人员就猛增到1000人，而战时的人员更高达1.5万人，卡纳里斯也随军事谍报局规模的扩大而很快于1940年晋升为海军上将。
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的特工本领也确实令希特勒叹服，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法军的动员令居然在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签署前，就全文落到了卡纳里斯手里，英国陆空军的协作计划，他也有本事搞到。作为一个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间谍首脑，卡纳里斯在谍报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能力和非凡的天分，曾令盟军反间谍机构吃尽苦头，卡纳里斯因而被誉为纳粹的“谍报大王”，并备受希特勒的宠信。希特勒早期的间谍王国主要是卡纳里斯所带领的军事情报局，卡纳里斯以其极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传奇经历统领军事情报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机关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卡纳里斯的发家一开始便是依靠纳粹上台，他在负责情报局工作的十几年间，也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作了巨大贡献，但后来他却走上反对希特勒的道路，至少是因为这个罪名被捕而处决的。这个过程不但充满戏剧化，而且扑朔迷离，至今真相仍隐藏在历史的背后。
1938年，卡纳里斯开始对希特勒采取敌对态度，以后他在对第三帝国的敌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广为保护反政府的阴谋分子，卡纳里斯实际上成为了英国间谍或称“双重间谍”。
具有双重人格的他私下里曾不无忧虑地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希姆莱
卡纳里斯在暗中帮了盟国许多的忙，例如法国的吉罗德将军（后来曾一度和戴高乐一起同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被纳粹投入监狱后，纳粹头目曾命令将他处决，然而不会讲一句德语，而且是独臂的吉罗德居然越狱成功，英国情报机构后来得到情报，得知卡纳里斯与吉罗德有联系。英国谍报机关对于卡纳里斯有这样的评价：他的插手干预往往令人难以捉摸，使各种诡诈行动变得扑朔迷离。
1942年，盟军准备在北非实行火炬计划，在直布罗陀集中了大量舰船，盟军舰队中没有航空母舰，明显开往北非的。作为资深海军将领明明知道这些船将开往什么地方，可他却告诉希特勒舰队开往马耳他。1943年7月，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倒了台。希特勒为了摸清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派卡纳里斯飞往威尼斯与意大利军事情报头子塞扎尔·阿米会谈。卡纳里斯明知意大利打算与盟国缔结和约，他却对希特勒说：“巴多格利奥打算继续站在德国一边战斗下去，意大利是最忠诚的盟国。”这是因为，在卡纳里斯的心中，意大利迅速地无条件投降能使战争早日结束。
然而，如果说希特勒此前还能容忍卡纳里斯的情报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的话，那么当意大利新政府真的于当年9月3日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时，希特勒开始怀疑德国军事谍报局不仅无用，而且还背叛了纳粹德国。卡纳里斯的行为开始引起了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注意。1943年3月，希姆莱的秘密警察逮捕了一名偷运外币的谍报局特工，这名特工供出了谍报局内部的一些“背叛”情况，1944年2月18日，希特勒下令解散谍报局。
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希姆莱从搜查到的大量文件和日记中发现了卡纳里斯参与推翻希特勒密谋活动的证据，于是把他逮捕。1945年4月8日晚，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外怫洛森堡监狱他被处绞刑，此刻，巴顿率领的盟军坦克纵队离此地仅100英里，距欧战结束仅29天。
党卫军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讯时声称：“我断定，卡纳里斯是最大的叛国犯。”从来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卡纳里斯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卡纳里斯究竟是不是英国间谍？战时英国特工首脑、原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将军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卡纳里斯从来没有把他的国家的秘密出卖给我，或出卖给英国方面的任何其他人，虽然他手下有人这么干，但他确曾帮过我的忙。”既不否定卡纳里斯曾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过接触，但又断然否定卡纳里斯是英国间谍，孟席斯将军的一番话，更使人如坠云里雾中。丘吉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也只是对卡纳里斯等人的反希特勒活动的高度评价：“它属于全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抵抗运动。”
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解密，人们才开始逐渐了解这个习惯将自己藏于幕后的谍海大师，也才能够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他传奇而又悲壮的一生。但由于大批原始档案的毁灭和当事人的死亡，传奇谍王卡纳里斯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死因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了，他的一生不仅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
007，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著名间谍。可是真的有007这个人吗？有，他的原型就是达斯科·波波夫。但波波夫认为电影、和现实是有区别的，有时候是残酷的。他说，“有人告诉我，伊恩·弗莱明说他中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我的经历写成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邦德，恐怕在间谍舞台上他难以生存48个小时。”
在007的每一部电影中，邦德绝对是影片中的焦点，是人人都想效仿的英雄人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邦德所展示的一切都是招摇过市、引人瞩目，那么他将会十分失败。因为世界上最具有效率的间谍更像是白天黑夜里隐形的幽灵，他们只窃取机密，并不希望引人注意。
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剧照
止咳糖盒手枪
据说，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一名特工就使用了这种被伪装成一盒止咳润喉糖的手枪，来暗杀在瑞士的美国情报特工（作为中立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瑞士都是特工和阴谋的温床）。要使这种武器发射，暗杀者需要打开盖子，然后在其中一块作为扳机的“止咳糖”上按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最适合当间谍的人包括以下几种：军人，具有天生的优势。
移民，并且在原籍地的军营、国企等要害部门工作过。大学生，特别是新闻系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毕业后一般都能进入新闻部门或者是外交领域做最便于收集情报的记者。
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盗窃高手。
高官子弟，特别是军警世家的高官子弟，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低调地在国家要害部门工作，比如国家安全部门、军事机关等。
波波夫出身于南斯拉夫的富豪家庭，属于人脉极其广泛的类型。具有明显的间谍特质。在波波夫28岁之前，他还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律师。但是，1940年的那个圣诞节，一封从德国柏林发来的电报，彻底改变了波波夫的命运。电报上写着“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
约翰尼是波波夫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两人都把彼此当成了最亲密的生死之交。所以接到电报后的波波夫毫不犹豫地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约翰尼跟波波夫说出了他的担心：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狼犬间谍的帮助下，他很可能会吞并全世界。约翰尼还告诉波波夫，德国有5艘商船被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一艘是约翰尼的。约翰尼已设法得到许可证，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现在需要波波夫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帮他。
很讲朋友义气的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英国方面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
这个时候的波波夫还不知道，他在无意中已经开始迈出了间谍生涯的第一步。原来，约翰尼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约翰尼请他帮忙是上司的意思。波波夫已经被德国情报局的人看中。当时希特勒在英国铺开了全面的间谍网，但是大部分间谍都被英国的反间谍机关抓获。所以希特勒急需在英国发展本土间谍网络，利用他们的身份作为掩护，然后再利用他们的人脉打入英国军部获取更准确、更可靠的内部情报。
德国军事情报局在指令约翰尼发展波波夫之前就已经对他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甚至对他的性格特征也进行了很认真的研究，他们最后认定波波夫是天生做间谍的料。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波波夫居然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双料间谍。既是纳粹间谍，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
对于波波夫来说，双料间谍注定充满了风险，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有一天，有人将波波夫为英国情报局做事的行踪报告交到了德国情报局，幸好被他的好友约翰尼截获。如果落到了纳粹情报人员手里，他将死无葬身之地。受到惊吓的波波夫仔细回忆了那段时间自己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很吃惊地发现，那个内奸居然是家里的老佣人。他没有想到自己当间谍以来，策划要干掉的第一个人竟然是这个在他15岁就教他开车，并带他成长的人。
作为双面间谍，谎言是掩盖身份的最常用手段。有一次，德国情报局准备请柏林专家对他们已经有所怀疑的波波夫进行审问。提前得知信息的约翰尼为了能使波波夫通过考验，提前对他注射了测谎血浆进行了试验：
你不喜欢德国人吗？
不。
不喜欢纳粹党徒吗？
不。
不喜欢希特勒吗？
希特勒在法国视察执行“海狮计划”的德军。
不。
你为什么在奥斯兰俱乐部里捣乱那次集会呢？
只是闹着玩。
你自己知道你干的什么好事，你在进行政治煽动。
我当然知道，我要不知道那才怪呢。不过，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
几个小时后，波波夫又被注射了50毫升注射测谎血浆。约翰尼增加了审问难度，波波夫还是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最后他晕过去了。约翰尼后来开玩笑说波波夫可以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失去知觉演员奖。
随后，德国情报部门对波波夫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审讯，但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些什么来。除了这种药物审讯，德国情报部门还经常派出不同的间谍对波波夫进行探测。波波夫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双重间谍在隐藏身份的同时，必须出来继续执行双方的任务，这样他也就面临被第三方，第四方怀疑的可能，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致命的危险。这是一般人难以通过的考验。
有一次，德国情报部门把波波夫派往英国，要求他搜集英国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为“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半个月后，波波夫与其他间谍接上头后，又被告知情况有变，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原定行动不变。经过特工头目再一次的严格审查之后，他被命令住进了阿维士饭店。
达斯科·波波夫
当波波夫进了饭店之后，每次抬头都能发现一个迷人的姑娘在朝他暗送秋波。他们每一次不小心“偶遇”，都能看到姑娘火辣辣的眼神。他后来突然发现，那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已经悄然光临，媚笑着同他打招呼了。她那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顿时起了疑心，对她的兴趣也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也假装暧昧，顺着姑娘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自己的经历。看得出来，姑娘对他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她继续诱惑的热情早已经降到了零点。波波夫的猜测没错，她的确是德国间谍，是德国情报局故意派来探测他的。第二天，当波波夫向德国间谍上司汇报完工作之后，上司告诉他：“关于那姑娘的事，你再不要追查了。头对你的警觉性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遭袭前的珍珠港
带着德国情报局的“厚望”，波波夫又跟英国情报部门接上了头。但是英国方面依然对他进行了4天的例行严厉审问，只差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了。在证明一切都真实可信之后，他才与英国情报部门头目接上了头。在英方的协助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比如拍摄伪造飞机场的照片，拍摄海军方面的“情报”，记录一些军舰和飞机的数目和型号，描绘重要地区的地形……这些都是德国人十分感兴趣的东西。
当他带着大量伪情报与德国情报头目接头后，德国方面再次对他进行细致持久的审讯，对他提供情报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向猎犬一样寻根究底，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
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一个代号叫作“气球”的双重间谍向德国送去了“情报”，说明英国方面已经对毒气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打消了纳粹们发动毒气战的念头。同时，波波夫还给德国情报局很多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的政治情报，提高他在德国间谍界的威望，这让德国情报局对他一直深信不疑。
长期的间谍生涯已将波波夫从当年的一个公子哥训练成一名职业的间谍干将，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学会反间谍技巧是保护自己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一只普通的手提箱，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一般人不会注意在箱子的拉链的合口处，有一根细细的头发丝，如果外人打开箱子后，又合上箱子，那根细细的头发丝就没有了，就会泄露出有外人来过这里，动过这个箱子，就会引起间谍的警觉。
1940年到1946年6年时间里，波波夫经常在葡萄牙和伦敦之间往返飞行，他把纳粹的秘密交给伦敦，然后再把编造的秘密送到柏林交到德国人手里，然后再从德国人手里拿到大笔的现金供他自己从事情报工作和挥霍。他曾按照自己搜集到的情报预测到日本有可能要袭击珍珠港，但是美国情报局并没有给予重视。
二战结束后，波波夫谢绝了英国政府提供的公民资格，在法国南部定居下来，开始写他的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1981年达斯科·波波夫去世。在他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间谍生涯有这样的描述：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我的武器就是谎言、欺骗和谋杀。但我并没有觉得内心不安，因为这只是战斗对我的考验。”
潇洒英俊的外表，强健的身体，聪明冷静的头脑和过人的技能以及风光体面的身份和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即便同时拥有所有这一切，007们依然时常要面对死里逃生的痛苦境地。波波夫不像电影中的007那样招摇过市。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间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不被注意，不被跟踪。
正如达斯科·波波夫自传里那句名言所说，“要让自己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
2001年3月18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美国媒体以显著的版面刊出一段惊人的历史真相：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的间谍向盟国提供了上至德国军队作战方案、日本海军作战部署，下至纳粹大屠杀真相等价值不可估量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在解密这些情报时评价说，科尔贝提供的这些情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提前结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的头号间谍。
火柴盒相机
这种迷你相机在二战间谍中间被广泛使用
弗里茨·科尔贝1900年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社会下层家庭，父亲是一个正直的鞍具匠，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在弗里茨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对他说“要做好事”，“德国人的主要缺点就是顺从”“要忠于自己，热爱自由，不要盲从”。中学毕业以后，弗里茨在铁路部门工作，可是他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写写算算的小职员，通过业余学习，他考进了外交部，由于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勤奋，他被提升为外交部政治和军事事务局领导卡尔·里特尔的助理，此时的他对纳粹发动的那场战争渐渐有了清醒而明确的认识，他反对这场战争，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他决定要利用作为卡尔·里特尔的助理，接触许多机密文件的有利条件，把有情报价值的外交部文件偷偷地提供给纳粹的敌对国，帮助他们尽早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建立一个新生的和平的德国。
科尔贝的上司名叫卡尔·理特尔，是外交部与纳粹军方高层的联络员，他的大办公桌上，放着大量军事行动细节、外国间谍活动、秘密谈判等等机密文件。每天，科尔贝帮着理特尔整理收到的电报，并编写摘要，之后，再负责将电报或文件销毁，科尔贝利用各种机会窃取绝密情报，有时他偷偷地把文件带回家，并把它们复制下来，开始的时候是靠手抄写，后来改成拍照，利用销毁文件的机会，他顺便将其拍摄下来。
1943年8月，他得到了一个公务旅行的机会——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任外交信使。科尔贝意识到这是个传递情报的绝佳机会，于是他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脱下裤子，把两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大信封绑在大腿上，又用内裤套住。15日晚8时20分，他搭上了前往伯尔尼的火车，他随时可能被抓住，但是他很幸运地躲过了搜查。8月22日，他先去到了瑞士伯尔尼英国领事馆，指名道姓要见领事馆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情报官员立即将其带进领事馆情报部门负责人亨利·卡特怀特上校的办公室里，卡特怀特冷冷地看了一眼自称是纳粹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这个德国人，扫了一眼他带来的自称是绝密情报的文件，因为那些文件实在太惊人了，这位英国上校根本不敢相信其中的内容，所以他断定这是纳粹设下的一个圈套，于是他冷冷地指着他办公室的门喝道：“先生，别把我当成傻瓜，我知道你是一个想让我掉进陷阱的双重间谍，我不会上当的，请你立即滚出去。”半个世纪后，历史证明这位英国上校是第一号傻瓜，他赶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间谍，并使英国抱憾终生。
间谍用的手套手枪及隐藏的笔形利刃
23日，也就是在科尔贝被英国人武断拒绝后的第二天，他决定到美国人那里试一把，美国驻瑞士伯尔尼的联络官吉拉德·迈耶尔对科尔贝的情报同样是将信将疑，但他不像英国人那样一口就回绝了，而是决定当晚就安排美国情报战略局的主管艾伦·杜勒斯与这个德国官员碰一次面。艾伦·杜勒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在他面前展示了一大堆绝密文件的复制材料，这些材料具有难以估量的情报价值，杜勒斯清楚这些情报将对盟军产生巨大的帮助。
杜勒斯问迈耶尔是否是德国境内反希特勒、反纳粹的秘密斗士成员，科尔贝回答说，他不是，虽说他认识一些反纳粹人士，但他基本上是单独行动，杜勒斯接着往科尔贝身边靠了靠说：“说真的，我们现在没法证明你是不是双面间谍。”科尔贝非常冷静地回答说：“如果你没有这种怀疑的话，我还觉得你太天真了呢。我现在确实无法证明我不是双面间谍，但这也是我之所以带来如此绝密文件的原因。”为了证实他所说的一切，科尔贝出乎杜勒斯和迈耶尔意外地掏出一卷微型胶卷，当即就递到杜勒斯的手上，并且告诉他微型胶卷里装着他偷偷拍下的186页纳粹德国外交部绝密文件。
由于科尔贝提供的材料实在太好、太有价值了，以至于盟军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许多人怀疑科尔贝是德国人的诱饵，目的是将盟军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去。1943年8月，美国情报专家立即对科尔贝带来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他们先是激烈争论科尔贝会不会是纳粹德国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他们最后断定，这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德国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随后被迅速送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手中，他一看到这些情报就断定这绝对是真的，立即指示应该把科尔贝发展成美国安插在德国境内最重要的间谍，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决定正式启用科尔贝作为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里的美国间谍，代号“乔治·伍德”。在战争期间，科尔贝一共向盟国提供了1600份情报，这些情报要用好几个巨大的盒子才能装下，摞起来足足有10米高。所有这些情报代号是“波士顿系列”。对于科尔贝提供这些情报的价值，美国政府在解密后的正式评价是：这些情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时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科尔贝的间谍身份也没有暴露，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为在柏林的美国人工作，帮助美军查出隐匿起来的纳粹分子，但是科尔贝最终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却葬送了他想回到新的外交部工作的打算，新的外交部里仍然充斥着曾在纳粹手下工作的官员，他们把科尔贝视作盟军的走狗和祖国的叛徒，说他是“靠不住的家伙”，科尔贝也没能在联邦德国其他官僚机构中谋到职，他失去了工作、朋友和声誉，战后很多年中，科尔贝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叛国者”，他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历史书上提及。无奈之下，科尔贝来到美国，但在那里他也没有交上好运，只找到一个在瑞士代销美国电锯的工作，艰难度日，孤独终老。从那以后直到他死，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值得一提的是，终其一生，科尔贝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间谍工作而收取过任何报酬。科尔贝为何甘冒生命危险充当盟军间谍呢？用科尔贝自己的话说：“我的目标是为了我不幸的同胞尽早结束战争，为在集中营中的囚犯避免再受痛苦。”
玛莲娜·迪特里茜，也叫玛琳·黛德丽（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9名。黛德丽于1901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小镇，出生时名为玛琳·玛德莲娜·黛德丽，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是一名皇家警察中尉，父亲的地位让玛琳和她的姐姐度过了一个舒适的童年。在她5岁时她的父亲逝世，而后她的母亲和一名普鲁士军官结婚。黛德丽的童年嗜好是音乐，1918年她在魏玛的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并于1912年继续在柏林学习，她的梦想是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职业小提琴手，但后来她的手受了伤，童年梦想也成为泡影而转向演艺界。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一个充满解放意识的城市，夜晚的酒店夜总会和剧院里充满了这种放纵的气氛，年轻的黛德丽决心要在醉人的柏林夜总会出人头地，黛德丽漂亮、讨人喜欢，她在酒店夜总会里跳舞，并兼职做歌手，很快就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玛琳·黛德丽
年仅19岁的她不满足于演唱事业的成功，转行拍起了电影，在1923～1929年间，黛德丽出演了18部无声电影，但直到1929年遇到好莱坞导演约瑟夫·斯藤伯格，她的命运才发生彻底转变，斯藤伯格邀请黛德丽加盟他的影片《蓝天使》，果然这部影片让黛德丽一跃成为国际影星。1930年《蓝天使》大获成功，她因在其中演唱了歌曲《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而红遍全球，一度成为片酬最高的演员，她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偶像，一颗耀眼的好莱坞演员。
在世界影坛中，黛德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传奇，其形象代表着高雅和性感的完美结合，她嘴唇单薄，却性感十足。她气质冷艳，却惹人关注。她不论穿什么衣服，都能为服饰注入无限的想象空间。她那美丽、性感，充满诱惑的形象深深打动并征服了一代男性观众。
黛德丽还通过她中性的气质征服了公众，她支持男女平等且经常穿着男装，这在当时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但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运动的偶像，因嗜好男性服装，曾引发时尚潮流，至今仍有人模仿，开创一种性别模糊的美。从《蓝天使》中的舞女到《摩洛哥》中的痴情女，再到《上海快车》中的风尘女郎，在一系列电影中，玛琳充分展现了她令人窒息的美丽。但到了30年代中期，观众不再喜欢她们“高艺术水准”的电影了，她和凯瑟琳·赫本以及葛丽泰·嘉宝等人同时成为“票房毒药”，在这样的绝境下，电影《大骗局》的崭新形象，挽救了她的事业，剧中她改变原本不可接近的女神形象，成为为命运奋斗，嗓音低沉沙哑、专唱淫词艳语的酒吧女郎，其后因歌声而更加出名，尽管她认为这根本称不上唱歌，倒更像是在说话。
黛德丽纯德国式的美丽和冷艳的气质，很合希特勒的心意，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非常希望黛德丽回国“报效”。1936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终于在巴黎会见黛德丽，并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希望她成为第三帝国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一年后，黛德丽在英国拍《天命》时，突然有几名希特勒的特使找到她，递上空白支票，表示只要她返回德国，任她开价，希特勒答应把她捧为德国首席女演员，但黛德丽拒绝了。作为德国女演员，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希特勒的垂青，毅然表现出来的气节、智慧与勇气，更让人敬佩。黛德丽曾对好友说，她拒绝返回德国，就是不愿为第三帝国作宣传，不然，她将成为人类的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黛德丽成为最受欢迎的慰问演出演员。她演唱的歌曲《莉莉·玛莲》，成为传唱在美军与德军士兵两个阵营中的流行歌曲，也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这首歌几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歌曲既是控诉战争，也是一份无法释怀的乡愁。
《蓝天使》海报
黛德丽中断了自己的正常职业，一直积极参与并资助战时的避难者和流亡者，她投身反对希特勒不人道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国际赞扬，在1947年，她获得了美国最高的公民奖“总统自由勋章”，1950年，法国政府则授予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战争结束前，她随着最早进入德国的美军部队重新回到了德国，并寻找自己的母亲与姐妹。而她的母亲于1945年11月过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黛德丽几乎只发展歌唱事业，并取得极高的成就，成名后期，她的酗酒问题越来越严重，1975年，在澳大利亚一次登台演出中她股骨受伤，从此结束舞台生涯。在3年后，她出现在1979年的电影《漂亮的小白脸，可怜的小白脸》中，在本片中她的角色完全是在轮椅上完成的，这是她最后一次现身，拍摄完本片之后她选择完全离开公众的视线，在巴黎蒙田大道公寓中度过余生。1962年，黛德丽的第一部自传《ABC》出版，1987年发行第二部自传《我是，谢天谢地，柏林人》。
作为世界级影视著名演员，玛琳·黛德丽在银幕上的形象与生活中的形象形成奇妙的对应，在她美丽的外表背后，其实涌动着一颗情感丰富的心灵，她用自己特有的风情，征服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男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黛德丽结识了陆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将军，从此，巴顿将军迷上了她。还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海明威，在一封写于1950年6月19日的信中，海明威这样写道：“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一生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想要轻易地让每个人都为你而心碎吗？你总是如此让我心碎，而我竟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1992年黛德丽逝世于巴黎，官方发布的死因是心脏问题与肾衰竭，但身为她秘书与女友的读诺玛波克却有不同说法，她认为真正死因很可能是玛琳·黛德丽在两天内第二次中风后，服用过量安眠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根据黛德丽生前愿望，她被葬在柏林斯都本劳赫大街45号市立墓园中一座朴素的墓中。1997年，柏林市动物园城区将新建的波士坦广场、凯悦酒店和歌剧院及赌场间的区域命名为“玛莲娜·迪特里茜广场”。纪念词写道：“柏林的世界电影与音乐明星，为了自由与民主，为了柏林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