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时帝国(2 / 2)
大战爆发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就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反战宣传,号召抵制军事拨款,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呼吁加强各民族的国际团结。其中,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人为代表的左派领袖对反战运动的高涨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与1907年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合会的创建。1912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大战爆发后,他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1916年1月1日他与其他左派领袖组织斯巴达克派,开始有组织地领导群众性的反战运动。罗莎·卢森堡(1871—1919)为波兰籍女革命家。1893年她参加创建波兰社会民主党,1897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团结各国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并参与创建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派,与李卜克内西一道成为该派的主要领导人。在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斯巴达克派中,卢森堡是思想上更敏锐,政治上更成熟,个人品质更完善、感人的杰出革命家。对当时德国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斯巴达克派的政策和基本路线都是她制定的,并带有她个人独立的品格和思想印记。她与李卜克内西,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理论家弗兰茨·梅林(1846—1919)一起,通过各种宣传和组织活动,把反战革命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在左派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持续高涨。1915年5月23日,在柏林议会大厦前,最先出现了有工人、妇女组成的约1500人的抗议示威活动。10月30日,在柏林又有数百名妇女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楼前示威,要求纠正党的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1916年年初,随着斯巴达克派的建立和卢森堡当年2月以“尤尼乌斯”为笔名发表的反映左派理论观点和反战内容的著名小册子的出版,德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1916年5月,在柏林、德累斯顿、耶拿等城市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公开高呼“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和平万岁”等口号,要求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改善生活状况。在这次反战运动的高潮中,李卜克内西因亲自参加游行示威,遭到逮捕,但群众斗争继续向前发展。6月末,围绕对李卜克内西的审讯,群众性的抗议、罢工和游行活动再度高涨。在柏林、不来梅、不伦瑞克、斯图加特等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左派还联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党左派,通过参加诸如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1915年4月)、国际社会党左派齐美尔瓦尔德聚会(1915年9月)、昆塔尔聚会(1916年4月)等国际会议,号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并为建立一个团结各国左派的新的国际组织而斗争。
到1917年,随着德国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各大城市的反战运动再起高潮。当年1月至4月,在柏林、莱比锡、不伦瑞克、汉诺威、马格德堡、哈勒出现了强大的罢工浪潮,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废除自愿兵役法,实现不兼并别国领土的和平,争取充分民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要求。其中柏林的“四月罢工”斗争规模最大,来自300家工厂的30万工人,在斯巴达克派的宣传鼓动下,不仅提出了各项政治经济要求,而且要求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当年6月,反战运动开始波及军队,出现了离开舰队、不愿服役的水兵运动高潮。至8月,停留在基尔和威廉港一带的水兵,有四百多人参与了一场哗变。他们仿效俄国,秘密建立“水兵苏维埃”,举行集会,发表反战演说,号召士兵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这次范围有限的哗变,是1917年反战运动的高潮,成为1918年基尔海军起义的前奏曲,是国内政治危机的重要标志。
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反战运动的兴起,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别分化。围绕战争问题,统治阶层内部,特别是宰相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大战爆发时,被称作德国政坛上“迟钝而缓慢的农夫”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正身居相位。他在战前的任期内(1909—1914)已给人留下一个“怯于行动、犹豫不决、毫无影响能力”的印象。但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掌管权力,却不沉湎于权力”的政治家。他性格忧郁严肃,遇事喜好仔细权衡,厌恶追逐效果和大肆张扬,但一旦经过长期等待和深思熟虑选定了目标,他会坚韧不拔地坚持和维护由他个人负责并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并且,为了在变化无常的内政外交格局中谋求可能实现的任务,他也能手段灵活,不抱成见。他谋求内外政策的目标,既靠深谋远虑,也靠诡计多端、难以识破的策略。因而,至今他仍被认为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继承了他的前任标洛遗留的外交格局:德国“受包围”的局面,因而他把冲破这种包围视为他毕生的使命,其办法是力图使英国从三国协约中解脱,但直到1914年他都未能做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军人的胜利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必要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实现德国的外交目标,因此,他对德国投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当马恩河战役的失利证明预料中的“短期战争”是一种幻想时,他开始与军界发生分歧。与军人们不同,他提出“保障加安全”的公式,淡化领土兼并,以期能为仅仅赞成卫国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并在外国面前起掩饰的作用。战争初期,他提出“把俄罗斯的暴政统治击退到莫斯科”的口号,以后又在蒂尔皮茨的影响下,主张立即同俄国单独媾和。在围绕波兰问题同俄国的谈判中,关于这个地带的规模大小,他同军人和普鲁士大臣们发生了长达数年的争吵,最后终因军人们强硬的扩张要求占据上风导致了德俄谈判的破裂。
在潜艇战问题上,贝特曼—霍尔维格既怀疑潜艇的巨大威力,又害怕因此招致美国参战。宰相的否定态度曾引起蒂尔皮茨的猛烈抨击,但得到总参谋长法尔根汉的支持。然而,当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尔根汉决定用潜艇战支持德军在西线的进攻时,宰相又被迫向军方作了妥协。此后围绕潜艇战问题,贝特曼与军人集团多有抵牾。为了避免给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他先说服威廉二世将鼓动打无限制潜艇战的蒂尔皮茨解职,又向皇帝进言撤换了法尔根汉。贝特曼—霍尔维格寄希望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相信,只有“坦能堡胜利者”的神话才能使德国人度过这场危机。但是宰相的期望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两位神话人物也是军人主战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升到最高统帅的领导地位必然会加强军界对抗宰相的力量。1916年秋,随着外交大臣雅戈夫的职务为最高统帅部的代理人齐默尔曼所取代,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11月,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示意下,右翼各政党在帝国议会正式提出潜艇战问题,并表示宰相应当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行事。贝特曼面对两种选择:或接受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或因拒绝批准而引退。宰相选择了留任,理由是他的离职将会引起内政困难,因为他至今仍把自己视为民族团结的保证。这样一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不再是他的温和政策的挡箭牌,而他则成为他们极度冒险政策的挡箭牌。
尽管如此,宰相并没有缓和他与军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1917年4月5日,当他在普鲁士国务部建议,由皇帝下诏宣布在普鲁士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直接选举改革时,不仅普鲁士有半数大臣不接受宰相富有远见的建议,而且遭到军方的非难。他们谴责宰相的改革意图,认为是在涣散战争。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积极争取威廉二世支持他的改革计划。1917年7月11日,当皇帝终于被说服答应草拟一部曾允诺过的选举改革草案时,贝特曼遭到保守党人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界的一致反对。选举法草案是贝特曼的最后一次胜利,但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死刑宣判书。两天后,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坚持下,贝特曼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一位不知名的普鲁士官吏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1857—1936)接替了这一职位,但在兴登堡、鲁登道夫军事专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仅宰相一职已无足轻重,皇帝也变得徒有其名。总参谋部是帝国最起作用的机构,它填补了权力真空。由于这个原因,它决定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决定了帝国的最后命运。
五、大战的转折
1917年,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两件大事注定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其一是俄国因先后发生的两场革命退出了战争;其二是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这两大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战乱的欧洲,为战争的前景带来了新的转机,也预示着延续数百年的欧洲文明中心地位开始衰落。伴随着俄、美两个欧洲文明边缘地区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它们分别成为决定20世纪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然而,只有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对战争的重要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俄、美的崛起作为新时代到来标志的深刻含义。
俄国是大战中人力资源损失和经济遭受破坏最大的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经济发育不够成熟,军队素质低劣、装备陈旧,特别是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存在,俄国缺乏应付长期现代化战争的基本条件。在战时,俄国为前线输送了1600万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由于启战以来俄国数百公里长的国境线一直暴露在战斗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猛烈打击之下,俄军伤亡人数和战略物资消耗很快达到极限。到1916年年底,俄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已达570万人。从那时起,俄国不得不从家庭的唯一男性劳动力中征召新兵。巨量的人力资源消耗以及德军对俄国西部领土的占领,冲击了原本落后的农业,也破坏了脆弱的工业,俄国国民经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随着工农业生产萎缩、锐减,国内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俄国劳动群众在战时经受了最大的苦难。战争教育了人民,1917年,俄国各地连续发生反战示威和政治罢工。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起义中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在二月革命中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政府的衣钵,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继续进行战争。这些都加剧了国内矛盾,孕育着新的革命,俄国已处于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夜。
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并配合协约国的军事行动,7月1日克伦斯基政府对德奥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攻势,和先前的军事遭遇一样,在初期对奥匈帝国军队实施了成功的打击之后,不久就被马肯森将军的反击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大量的野炮在广阔的原野上猛烈轰击,俄军有秩序的退却很快变为全线溃退。与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德军相比,溃逃中的俄军更像是由失望和愤怒的人们组成的“一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乌合之众”。不到一周,俄国就丧失了1916年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所获的全部领土。1917年9月3日,德军未遇抵抗就轻松攻占里加,打通了通往彼得格勒的道路;10月占领波罗的海沿海岛屿,控制了俄军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至此,抵抗力完全崩溃的俄军在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大战。
对外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国内危机。7月中旬,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反临时政府的流血冲突,拉开了俄国新的革命变革的序幕,把武装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提上日程。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和约的和平倡议,但遭到协约国集团的拒绝。于是,苏俄转向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3月3日,双方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一个苛刻的掠夺性条约。依据和约,俄国出让波兰、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德国由此获得俄国26%的人口、27%的耕地、32%的粮食生产、33%的工业企业、73%的钢铁生产、75%的煤矿和26%的铁路系统。由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部分实现了战争初期的某些战争目标:俄国的中立化、控制东欧、从乌克兰获得打破海上封锁所需要的粮食,并且至少已不再两线作战。对于一个在近4年的时间里,一直缺乏来自自己盟国的有效援助,单凭自身力量先后攻入法国、打败俄国,牵动整个世界其余地区的欧洲军事巨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转机。然而,从1917年4月6日起,由于美国以反对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对德宣战,德国的战争前途仍布满阴影。美国参战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军事方面,而在于它无可匹敌的工业生产潜力。它不仅弥补了帝俄崩溃后的局面,而且完全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对战争的结局产生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美国参战的原因是逐步形成的。大战爆发初期,美国一直标榜外交“中立”,以便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提供物资、贷款,坐收渔利。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与协约国的联系愈来愈密切。除去在道义上,英、法与美国同属民主国家,很早就得到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外,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由于协约国对美军用物资的巨大需求,欧洲的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包括现金支付、公债券和股票抵押以及大笔借款,从根本上提升了美国的旧有经济地位,迅速改变了美欧之间的债务关系,美国很快由欧洲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此外,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加工订货,也使美国的工业获得蓬勃发展。相对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的工业区,美国的工厂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新的金融实力和世界工业生产潜力方面的领导权,在战时已转移至大西洋彼岸。美欧在战时这种地位的变化,是由协约国的需求所塑造的。因此,在中立的名义下,美国早已在经济上与协约国休戚与共,联成一体。参与对德作战,是美国迟早的选择。
美国之所以选择在1917年4月参战,除了2月1日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因素外,主要在于俄国二月革命可能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因为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可能战胜英、法,赢得胜利。如果德国获胜,美国提供给协约国的数十亿贷款将化为乌有,通过军需品交易获取的、存放在美国银行的巨额英、法货币,将变得一钱不值。此外,获胜的德国在战后有可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前景也增加了美国的忧虑。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无法容忍德国在全球的扩张,同时,它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希望,也会因德国的胜利而破灭。最后,在获悉德国恢复潜艇战之后的第三周,一份由英国密码专家破译的从柏林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城公使的密电,加剧了美国的反德情绪。密电转告墨西哥总统:如果美国参与对德作战,墨西哥可与德国结盟,胜利后可从美国收复历史上所“丧失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这份密电很快在报纸上刊出,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成为美国参战的直接动因。因此,美国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自身安全和未来发展前景而战。
美国的参战无疑对战争进程和结局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美国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使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明显地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变。美国输往欧洲的兵员,从宣战时的30万人,到战争结束已达200万人。有34艘驱逐舰从1917年6月开始参与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战;另有9艘战斗舰参与驻防北海和北爱尔兰海;并在直布罗陀、亚速尔群岛等地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加强协约国海上联系和海战需要。美国还继续通过提供各类军需物资以及直接贷款,从经济上增援协约国。到战争结束,包括给协约国的贷款在内,美国战时支出高达354.13亿美元。这些财富转化为巨大的战争潜力,增强了协约国的优势,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军事溃败,为战争早日结束提供了一定物质条件。
其次,美国的参战赋予大战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大战具有一定的道德圣战和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内涵。尽管美国介入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但在威尔逊总统的刻意宣传下,大战变成了一场“专制”与“民主”的意识冲突。提倡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变动,倡导将民主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之中,通过国家间的联合组织,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理想,似乎成为美国的战争目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有关美国战争目的的宣传和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希望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协约国的侵略本质,迷惑了许多原来宣布中立的国家和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它们相继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不仅壮大了协约国的力量,而且从道义上削弱了同盟国的影响,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崩溃和战争的进程。
最后,美国的参战,意味着一个美洲国家开始以其资源、人力和军事要素影响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由于这个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作用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原本由欧洲问题引起,实质是欧洲的战争,现已演变为全球范围的战争。世界大战,真正进入全球阶段。它与俄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一道,成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如同美、苏(俄)两国在战后即将发挥主导作用一样,两国在战时所发生的变化和行动,不只改变了战争进程,而且开始动摇欧洲传统的中心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美国于1917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之中的决定性阶段。”外交史家A.J.P.泰勒也指出:“美国参战确实是欧洲命运的转折点。”因此,1917年,对于延续数年的世界大战而言,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六、最后的攻势和帝国的覆亡
美国的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实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政治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为投入战争的军事准备尚不充足,它庞大的经济实力足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成一支数百万人的生力军,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就为德国在俄国退出战争后,集中力量于西线反击英、法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能否实现自己的计划?这要看美国的援助是否能以足够的数量尽快运抵欧洲。所以,1918年就成为一个激烈竞赛的年头,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时间,是他们最需要的战略资源。但是,对疲惫不堪的英、法而言,它们更倾向于拖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美国人的到来提供最需要的时间。这种形势决定了德国人的态度:如果不能迅速在西线取得对英、法的胜利,他们就不可能最后赢得战争。
事实上,自1917年11月俄国新的革命发生以来,德国的军运列车已开始从东线向西线大量调运兵力。到1918年3月初,德国做好发动新的攻势准备时,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已达193个师,约380万人,比英法联军几乎多出近30个师。其中许多部队,整个冬季都在参谋军官的指导下,接受“渗透式”的突袭战术训练,其冲击力较之几年前的刻板举动大有改进。德军要是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向巴黎或海峡挺进,就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大成就。
但是,在德国仍拥有军事优势的表象背后,它的经济正在不祥地走向衰落。同1913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43%;农业因恶劣的气候和战时环境也在持续下降,并已造成食品供应的紧张而引起普遍不满;军事装备正在日益减少,只有56个被指定为“攻击师”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装备和弹药贮备的最大份额。因此,对德国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赌博。因为在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法国的压力下,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利用最后的资源尽快打败英、法。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号称“皇帝战役”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主攻方向是亚眠,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英军。鲁登道夫是西线战役的决策人和指挥者,在他看来,英国是协约国的柱石,亚眠是英、法防线的结合点,在此突破,可以切断英、法联系,占领法国海岸,摧毁英军或迫其退至海峡,然后全力消灭法军。战斗在拂晓前打响,在长达9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出动65个师,在3000门大炮轰击的掩护下,率先发起进攻。在密集的炮轰和徐进弹幕射击之后,英军的防御工事和交通线已成为一片废墟。连续一周的推进,德军冲破英军两道防线,深入英军防区60公里,但由于军需供应困难和英军的顽强抵抗,前进速度日渐缓慢。4月初,在无效的第二次进攻之后,疲乏的德军被迫停止了攻势。这次战役英军伤亡16.5万人,法军7.7万,德军23万。德军虽略有进展,但兵力损耗严重,力争的战略目标也没有达到。
5月,德军将主攻方向转向夏托蒂埃里至巴黎一线。鲁登道夫知道,正像英国人誓死保卫海峡一样,法国人为保卫巴黎是不惜代价的。危及巴黎最易打击法军士气,并且那里也是英法联军大量集结地区,突破一点,将危及全局。战斗在5月27日打响,德军迅速突破法军防线,占领苏瓦松,进抵马恩河。6月3日,德军已推进到距巴黎仅37英里的地方,并开始用远程大炮轰击法国首都。但增援的美军已抵达前线,他们拦截了德军通向巴黎的道路,并在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此役德军损失13万人,鲁登道夫不得不每日以10个师的速度从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
7月15日,德军决定在马恩河向协约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战斗仅两天,尽管德军在一个地段前进了9英里,但在美、法两国军队的坚决抵抗面前,他们的进攻失败了。至此,德军由于连续作战,实力严重消耗,加上后方经济衰退、兵源枯竭、军需匮乏,已丧失了任何进攻能力。相反,协约国由于美军源源不断地抵达欧洲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巨大优势,已开始掌握主动权。7月18日,协约国联军发动新的马恩河战役,德军被击退40公里,解除了对巴黎的威胁。8月8日协约国又发动亚眠战役,仅两天,德军就被迫后撤并丧失16万人。鲁登道夫后来哀叹:“8月8日是战时德军最暗淡的日子。”9月下旬,协约国联军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无力抵挡,战败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德国的盟国由于失去陷于困境的德国的支持,也纷纷走向崩溃。9月15日,在萨洛尼卡战线,协约国军队首先对保加利亚开始反攻。保加利亚的抵抗一触即溃。自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几乎不断卷入战争的保加利亚人民除了严重的体力消耗之外,还对自己在同罗马尼亚媾和时没有获得所渴望的多布罗加地区深感失望。因此,当协约国军队突破保、土军队在多勃鲁平原的防线,包围了10万保军之后,保加利亚军队被迫从瓦达河以西地区全线撤退。9月25日,保加利亚没有与它的盟国商议,即向协约国求和。9月29日,保加利亚接受停战条件。数日后斐迪南国王(1887—1918)退位。保加利亚的投降在中欧列强南部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仅德国和土耳其的联系被切断,联军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也畅通无阻。土耳其已变得岌岌可危。
自从成功地防御了协约国在加利波利登陆的企图之后,土耳其人一直在亚美尼亚同俄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英国人和印度人交替作战,但决定胜负的地区是巴勒斯坦。这里虽然有德国军队协助,但兵力薄弱,无法全面抵挡英军的攻势。早在1917年12月,耶路撒冷便落入英国人手中。1918年9月19日,英军再次发动进攻。到10月底,他们占领了整个叙利亚。由于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勒塔被攻占,土耳其从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联系被完全切断。在另一支英军的打击下,那里也停止了抵抗。1918年10月31日,内外交困的土耳其被迫放下武器,在爱琴海利姆诺斯岛附近停泊的一艘巡洋舰上,与英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的屈服,也意味着延续五百余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抵抗的瓦解相对应的是,奥匈帝国由于前线遭受失败正在迅速分解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各自独立的国家。大战期间,被认为是“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角色”的奥匈帝国,只是由于德国的军事援助,才勉强应战。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消耗已使帝国经济陷于枯竭。大战后期,国内反战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猛烈冲击着民族文化内聚力十分薄弱的帝国。191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要求建立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强烈。当年夏、秋两季,奥匈军队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到8月14日,奥匈当局正式告知德国,它已不能继续作战。10月11日,奥属波兰在克拉科夫宣布脱离奥国。10月4日,帝国的工业中心——捷克在要求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总罢工。10月24日,匈牙利宣布独立。10月28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宣布独立。10月29日,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国家宣告成立。千疮百孔的奥匈帝国瓦解成一系列民族国家。10月27日,奥匈外交大臣向协约国要求单独媾和,11月3日,在帕杜亚签订停战协定,向意大利投降。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哈布斯堡王朝延续七百余年的统治彻底覆灭。
随着保、土、奥匈相继退出战争,同盟国中只剩下德国,但已陷于内外交困的绝境。军事上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国内革命的烈火,也已成燎原之势。11月4日,德国北海海军基地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为全国革命的信号。基尔海军基地的水兵富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夏,那里发生的局部哗变,就把反战争运动引向一个高潮。1918年10月底,在胜利无望的形势下,顽固坚持战争政策的德国海军部下令德远洋舰队出海进击英国,希望通过切断英、法之间的补给线为前线德军减轻压力,并要求舰队不能获胜就“光荣沉没”。8万名水兵不愿作此无谓的牺牲,他们抗拒命令,拒绝出航。到11月初,由于部分水兵被捕,北海沿岸地区迅速掀起了规模广泛的抗议浪潮。愤怒的水兵上街与数千名基尔工人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并与海军当局发生流血冲突。11月4日,冲突演变为武装起义。水兵们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炮位,控制了车站、船坞,并与一同起义的工人联合起来,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会。当晚,整个基尔已被起义者占领。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都升起了红旗。基尔水兵起义获得胜利。
基尔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并引发积极回应。从11月5日到9日,在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布伦斯比特尔科格、库克斯港等城市和西北沿海港口相继爆发革命。他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宣布接管当地政权,在此期间,汉诺威、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奥尔登堡、罗斯托克、德累斯顿、科伦、莱比锡、开姆尼茨、斯图加特等地同时发生了革命。其中不伦瑞克、萨克森、威腾贝格等邦的君主制被废除。各地几乎都成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或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然而,对基尔水兵起义回应最强烈的是南方的巴伐利亚和首都柏林。
巴伐利亚地处帝国最南端,与奥匈毗邻,也是除普鲁士以外,帝国内最大的邦国。由于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投降,巴伐利亚面临着协约国直接进攻的威胁。这种前景使他们感到现存政权不可信赖,迫切渴望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摆脱柏林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控制。为了把巴伐利亚人民的反战情绪纳入有秩序的轨道,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913—1918)在1月初也曾效仿马克斯亲王政府的“民主化”改革以避免革命,但基尔水兵起义所引发的革命风潮,很快就使国王的改革许诺变得陈旧过时。11月7日,慕尼黑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者的口号是“面包与和平”、“废除王朝”、“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示威群众得到多数士兵的支持,他们解除了宫廷卫队的武装,占领了邦议会,并释放了政治犯。一位名叫库纳·艾斯纳(1867—1919)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组成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宣布巴伐利亚为“民主社会共和国”。艾斯纳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被迫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统治自此终结。巴伐利亚的革命对德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具有广泛的影响。11月8日《法兰克福总汇报》这样写道:“德国的革命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着。从政治观点看,昨天还只是德国北部的一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士兵运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慕尼黑的一场政治革命。”艾斯纳在慕尼黑的行动直接推动了柏林的政治变革,成为全德与君主政体决裂的信号。
在柏林,革命的形势在11月初已经成熟,但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干扰,直到11月9日才在斯巴达克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进入决定性的战斗阶段。当日清晨,数十万列队游行的工人群众与士兵联合起来,掀起武装起义。他们夺取皇宫,攻打市政厅,占领警察局。到中午时分起义者已控制了柏林。沸腾中的工厂和兵营纷纷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帝国权力中枢迅速陷于瘫痪,但皇帝一直迟迟不肯宣布退位。自基尔水兵起义以来,威廉二世就躲进设在巴斯的最高统帅部,拒绝接受帝国最后一任宰相马克斯亲王(1867—1929)劝其“自愿”退位以挽救君主政体的建议,但是革命的发生已使他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开始不得不考虑大臣们从11月初就劝他退位的郑重建议。除了马克斯亲王不断地从柏林来电,敦促他尽快做出退位决定,兴登堡也悲伤地向皇帝证明,军队已不再支持陛下!“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后代决不退位!”威廉二世反驳道。他在犹豫不定中想了一条出路,想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但是,马克斯亲王已不再等待,他未经授权就自行作主用急电向全世界宣告皇帝已经退位。异常气恼的威廉二世连声高叫:“背叛,背叛!”第二天凌晨,他携带儿子仓皇逃往荷兰避难。在那里,作为流亡者,他继续活了23年。虽然他常希望他的国民会召他回国,但一直没有人理睬。11月11日,新成立的共和国代表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大战宣告终结。
延续4年的世界大战,对德国和欧洲主要参战国的人口和物质资源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除去战时因饥饿封锁而死去的75万人,德国有200万士兵阵亡和失踪,150万人负伤,其中一部分因伤重而永远残疾。如果再加上其他盟国和协约国的阵亡人数,各参战国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超过850万人,轻、重伤员达1500万人,平民伤亡(除去俄国)超过500万人。物质方面的损失更加骇人听闻。在双方反复冲杀、争夺的地区,无数幢房屋被摧毁,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炸断,田野一片荒芜,牲畜横遭屠杀,森林被夷为平地,由于田野遍布尚未爆炸的地雷和炸弹,大片土地无法耕种。如果再加上船舶损失和战费支出,战时德国和其他参战国的总消耗已达2600亿美元。由于大战所带来的破坏,德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降低30%,农业产量低于常年的1/3,出口额不及战前的一半。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战后和约没有体现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精神,所反映的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650万人口;25%的煤、86%的锌、近75%的铁矿、13%的小麦、16%的黑麦、17%的马铃薯;军队被迫缩减至10万人,海军限制为1.5万人,禁止建立重炮兵、航空兵和潜水艇部队,总参谋部被取缔,武器弹药供应受到限制;1600吨以上的商船被全部没收,1000—1600吨之间的商船被没收一半,并要求提供大量的铁路器材、海底电缆、木材、牲畜以及战争赔款,其数额和时间待后确定。和约还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军队分区占领15年,以东50公里宽的地带为不设防区;萨尔区由国际联盟一个委员会托管15年,矿井由法国开采,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在东部,一条穿越西普鲁士,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但泽港的出海通道被割让给波兰,但泽变为国际自由市,而东普鲁士则因这道波兰走廊的开辟与德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和约剥夺了德国战前在海外所拥有的全部殖民地,它们以“国际托管”的名义,分别被英、法、日、比、澳、新和南非联邦所占有。
和约的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本质,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新的民族仇恨。因此,它不仅不能保证维持持久的国际和平,而且为新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由于战后20年就又爆发了新的大战,人们更愿意把这一和约所维持的“和平”视为一个走向未来战争的“休战”时期。
大战显著的政治后果,是通过一场革命促使半专制的君主政体走向瓦解。大战是对古老的君主制度和贵族封建制度的最后一次打击。随着威廉二世的逃亡和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俾斯麦开创的帝国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的漫长统治一并告终,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并未得到彻底的清除。以社会民主党为主要设计师的新共和国,从一开始成立就缺乏那种构成共和主义基础的深刻的社会改革。以后,随着它被迫承受的种种负担——《凡尔赛和约》、巨额赔款、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它急于维护既定的秩序,远甚于进行新的大胆的社会改革试验。这种保守的态度,使它在与亲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决裂之后,不久就受到来自右翼集团,包括原来的保皇派、军官、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家为首的真正的反动派的威胁。但是,魏玛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坚定的措施来制止反民主势力对民主政体的侵害,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退让加深了自身统治的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试验正在失去它原先对德国民众的吸引力。民主政体已开始被视为一种价值有待重估的外来事物、一种进口的学说、一种由不久前的战争强加给德国的外国制度,而遭到许多德国人的排斥和怀疑。正像《凡尔赛和约》是走向新战争的短期“休战”一样,新生的共和国也正在成为由君主专制向极权主义统治转变的过渡性桥梁。十多年后,魏玛共和国出现的道德混乱和经济动荡最终导致了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一过程再现了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的消极影响,给德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德国人民将经历一系列充满“悲剧”和“喜剧”的选择,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