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2 / 2）

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的职工以四辆汽车开道，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大花圈和巨型诗碑，穿过王府井大街等繁华地段，走进天安门广场，巨型诗碑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这是第一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队伍。天安门广场再次成为北京热点，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4月3日就达到100万人次。4月4日清明节，正值星期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行动达到高潮，整个广场到处是花圈和张贴的诗词，到广场的群众达到200万人次，形成空前壮观的场面。天安门广场的气氛肃穆悲壮，震颤人心。

在天安门，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传单、诗歌、悼词，一些人发表了公开的政治演讲。这些是人民群众在“四人帮”的压制下创造和使用的舆论工具，通过这些舆论工具，人民群众表达了他们的意志、愿望和呼声。在悲哀、痛苦、愤恨的情绪下，人们都成了无畏的战斗诗人。短短几天之内，人们写出大量优秀的诗文，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极左政治势力的痛恨之情。

在“四人帮”从政治上不断攻击周恩来、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情况下，人们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展示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随着天安门广场群众政治情绪的不断高涨，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表达着对“四人帮”的痛恨和批判。例如：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总理指示，

是拆还是烧？

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的《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诗文写道：

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

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

这些诗文，发泄了人民群众积聚多时的怨恨与不满，人们争相传诵传抄，情绪愈加慷慨激昂。4月4日晚，纪念碑西南角出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公开点名批判江青，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和对邓小平的支持：

江青扭转“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在周总理养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许多诗文还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愿望和信念。如“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天安门的诗文中，还有一部分激烈地申明了人民的政治权力的内容：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有人想重新充当“天才”“天马”，爬到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想当“秦始皇”“武则天”，重建“蒋家林氏王朝”，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

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四五运动这样自发的群众性文化运动是不多见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作诗、抄诗、朗诵诗，用诗来抒发情感，交流感情，表达意志，人们积聚已久的怨恨与不满通过这个特定的场合发泄出来。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控制下挣扎和酝酿着突破的一代人，才能造就出这种奇观。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天安门诗文被严厉禁止和查抄，但是人们用各种途径和各种方法，把它们中的相当部分保留下来。这也昭示着：新时代就要来临了！

◎姚文元：为什么不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四人帮”集团制造“情况”

◎政治局会议决定“清理”花圈

◎王洪文视察广场

◎广场冲突的加剧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清场”和血腥的镇压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问题性质变了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是以自发形式出现的自觉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和政治纲领的群众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迷惘、怀疑之后的觉醒，这对于顽固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企图利用这个错误达到其篡党夺权目的的“四人帮”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4月2日，姚文元在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给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打电话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的日记，显示了“四人帮”准备镇压的决心。

随着广场上人民抗争声浪的日益高涨，“四人帮”掌握的专政机器和舆论工具的运转也加速了。仅4月3日、4日两天，就有26人被捕，搜获所谓“实物罪证”200多件，清除所谓“反革命案”500多起。

为了给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活动制造舆论，“四人帮”一伙伪造情况，歪曲事实。

“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每天派记者到广场收集情况，按照“四人帮”的定性进行采写与编发。姚文元又亲自进行修改、审定，突击编成所谓《情况汇编》。这些材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假情况，并且乱加批语。如《满江红·敬周试作》有：“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姚文元将“捍卫咱，周总理”删掉，然后批道：“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又如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倡议书》有“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一语，姚文元将其他原文删去，给作者扣上“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的帽子。姚文元还诬指“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中的“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四人帮”编造假情况，目的就是准备对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进行镇压。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与抗议活动的性质被确定为反革命事件。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会议。他先作开场白，明确了会议内容：“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他说，天安门的情况很严重。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人攻击中央，煽动群众。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基本情况。他首先对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上的基本情况用数据作了介绍：在纪念碑前有2073个花圈，以单位名义送的1400多个。其中，4月3日，507个单位送了800多个。4日，420个单位送了450个。一部分是送给人民烈士，一部分是悼念总理；人数方面，3日有20万人，4日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有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重型电机厂送了钢焊的花圈，花圈送得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在内容方面，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攻击文章，有的煽动、讲演，有18件是恶毒攻击主席和中央的。

接着吴德介绍了采取的措施：投入了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出现。在广场上当场取证、拍照。看准了是反动的，派人盯着，离开人群后便抓。对外地进京火车，有各种标语的，都在丰台站刷掉。

最后，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舆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才形成的。明显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吴德讲完后，进行了讨论。江青等人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广场上的花圈、诗文。而李先念提出，处理这件事要慎重、稳妥，这个时候和群众冲突，只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李先念的意见，虽有几位委员赞同，但是没有被会议采纳。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为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维护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政治局决定：

（一）立即清除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挽幛及一切张贴物。

（二）凡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反动诗词进行演讲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继续进行反革命煽动和畏罪潜逃者，一经查获，严加惩处。

（三）今后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私自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幛和张贴大小字报。对违反者必依法严惩。

在讨论调动什么力量时，吴德说集中全市公安干警，江青主张从卫戍区调军队、坦克。王洪文、张春桥反对这样做，认为有公安干警、民兵力量就够了，以免政治上被动。

根据政治局的决定，4月5日凌晨出动了大批武装人员和200辆卡车“清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花圈被强行运走，在场群众遭到关押审查，其中7人被捕。

5日凌晨，王洪文在刘传新的陪同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视察，向刘传新、马小六等人询问了清场的情况。王洪文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坚决顶住。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并吩咐：他们明天很可能要反扑，你们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5日，当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们发现花山诗海的广场已经空空荡荡。花圈、花篮、花匾、横幅不见了，松墙上那如雪的白花消失了，诗词、悼文被撕掉，地上是一摊摊积水。一队警察由北而南排列着，把广场分割成东西两半，松墙外是一大批身穿蓝大衣的工人民兵，纪念碑四周站着武装军人，布置了警戒线。

尽管如此，群众仍然越聚越多，几十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并与军队、警察和工人民兵发生严重冲突。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涌向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灰楼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并派四名代表与联合指挥部谈判。但是，联合指挥部拒绝与群众代表谈判，愤怒的群众放火烧着了联合指挥部的上海牌轿车、面包车各一辆和两辆吉普车，并且点燃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

北京的青年工人王立山的诗又贴到了纪念碑上：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上还贴出了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的长诗《告别》。

这天，“四人帮”集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了天安门的局势。然而，他们坚持与人民为敌。4月5日下午6时25分，天安门广场开始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反革命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当晚，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集结。晚上9时半，天安门广场突然灯火通明，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一场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活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作了相应的决定。接着，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这段时间毛泽东病重，基本上整天躺在床上。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都由毛远新带着经过筛选的材料、照片向他汇报。他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都已不准回家，毛泽东不能从别的渠道了解外界的情况。毛远新带来了天安门广场“暴乱”被镇压的情况和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清晨，毛泽东召见毛远新，当面听取汇报，并宣布了他的两项重大“提议”：一是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二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通过。不久，毛远新又送来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的指示，也得到委员们的拥护。会议决定由姚文元负责新闻舆论方面的准备，迅速拿出文稿。

姚文元紧急召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新华社负责人解力夫、广播局负责人邓岗和《人民日报》的几位记者。王洪文、江青、张春桥接见这个由姚文元亲自主持的写作集体，给予鼓励。报道稿完成后，政治局开会讨论文稿，张春桥多次发表意见。他说：“事件的性质就像匈牙利事件差不多，是一场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是像纳吉一样的人物。”“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当姚文元读到烧房子一段时，张春桥又插言：“应该改为这伙坏蛋点火烧人民解放军的军营，叫我们的解放军也看看他们是何等猖狂。”

王洪文也提出：“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上。”

政治局讨论通过后，连同两个决议、吴德讲话稿，一起呈送给毛泽东。下午6点40分，毛泽东批示后的文件退回政治局。

当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天安门事件被正式公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条决议，并发表吴德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群众的讲话和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把几百万人自发参加的群众行动，诬蔑为受一小撮人唆使的反革命事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新的政治迫害开始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说：“首长都有指示，我的理解是放开干。”一定要专门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筹划者、指挥者”和“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双追”办公室成立了，重点清查参加天安门事件的漏网分子、天安门打砸抢分子。一场追查“反革命”的运动在北京街道、机关、工矿企业、学校和各个单位展开。凡到过天安门的人都要登记、交代；凡抄过诗词的，也要登记交出；自己看见什么人到了广场，干了些什么，都必须揭发。许多被盯梢、被揭发检举的无辜者被逮捕。在北京一地，天安门事件后先后立案侦查1984件，先后拘捕388人。首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白色恐怖不仅笼罩着北京，“四人帮”集团的镇压和追查波及全国各地。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后，“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歪曲事实，欺骗舆论。4月8日至10日，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命集会游行，表态支持两个决议，支持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制造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假象，强奸民意，愚弄人民。

然则，党心、民心之所向是不可逆转的。

四五运动是人民意志与情感的表现，其实质是拥护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次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