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文化事业(2 / 2)
不仅有“怀安”诗社,当时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随着他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延安的面貌和革命队伍传统上非官即兵的成分,边区成为文化气息最浓厚、发展最繁荣的地方。
各种抗日文化机构、团体、组织、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创立,成为其文化日益繁荣的标志。
从1936年至1942年出现了诸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以及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大众读物社、延安文化俱乐部、鲁迅研究会等数十个文化团体和组织。同时,延安的戏剧也得到蓬勃发展,先后成立抗战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各界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高涨,出版发行了大量文化文艺刊物和报刊书籍。
1942年以后,林伯渠同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发动和鼓励边区的文艺团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秧歌、秦腔、说唱、京剧和歌剧等,创编反映群众斗争和生活的新剧、新歌。不久,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现了一批像《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开荒》等好节目。
《白毛女》的演出很成功。那是1940年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一带出现过一个“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其后几年间,“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
1945年1月,为了向中共“七大”献礼,开始用“白毛仙姑”这个素材创作剧本。在否定了神仙鬼怪和破除迷信的主题下,突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延安演出的话剧,其中关于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占了很大部分。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东起义》、《九·一八前后》、《塞上风云》、《蜕变》、《中秋》、《法西斯细菌》、《侵略》、《卖国贼》《放下你的鞭子》、《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汉奸的子孙》、《捉汉奸》、《东北之光》、《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抗日先锋》、《皇军》、《八百壮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军火船》、《顺民》、《梦游北平》、《台儿庄大胜利》、《反战潮》、《游击队的母亲》、《东京双曲线》、《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终》、《九·一八》、《良民》、《第五个》、《保卫马德里》、《渡黄河》、《妮笛卡和两个德国兵》等。
在延安上演过的京剧现代戏,其中大部分是抗日内容的。如:《逃难图》、《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赵家镇》、《白山黑水》、《清明节》、《教子参军》、《夜袭阳明堡》、《钱守常》、《平型关》、《大宁城》。
在延安还上演过许多现代地方戏,其中许多是抗日内容的。如:《好男儿》、《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查路条》、《中国拳头》、《干到底》。
此外,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演出还有大小歌剧,如:《亡国恨》、《扬子江暴风雨》、《送郎上前线》、《塞北黄昏》;歌舞,如:《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保卫黄河舞》;活报剧,如:《希特勒末路》、《活捉鬼子兵》、《反法西斯大活报》等。
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左翼电影精英从国统区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以他们为核心,中共中央于1938年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上海奔赴延安。1938年9月,电影团在延安成立。谭政兼任团长。总政秘书长彭加伦和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先后具体领导电影团的工作。电影团成立之初的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电影团成立之初,全团只有六个人,叫摄制组似乎更合适。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从事过电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1939年后,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
延安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生活、战斗场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各种文艺团体的成立、各种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各种文艺节目的上演,推动着陕甘宁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边区军民一致抗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