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帝王 皇帝的“私事”（2 / 2）
这些宗室，因为他们接近权力的中心，其中近支的宗室还与皇帝、皇室有紧密的联系，有的还担任重要职位，或者握有兵权。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皇帝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防范。
比如魏文帝曹丕在位时，对他的兄弟和近支宗室一直不放心。曹魏时封的那些王，表面上仅次于皇帝的地位，而且还有一块封地，实际上就像高级囚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俸禄也不高，因为封邑都很小，派在封邑的国相，表面上是王的下属，实际上代表皇帝监控他们。这些王不能自由地离开封地，连要回首都也得报皇帝批准，而且一般是不容许的。
西晋的统治者又从反面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曹魏之所以这么容易被篡夺政权，被司马氏取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培植出自己宗室的势力来捍卫皇室，所以一改曹魏的政策，大封宗室。从司马懿到第二代司马昭、司马师，到第三代晋武帝司马炎，第四代晋惠帝司马衷，凡是他们近支的兄弟、堂兄弟、叔伯这些人全部封为王。王不但有封地，还有一支军队。更糟糕的是西晋取消了国家的常备军，军队都由这些宗室王掌握了。如晋武帝的儿子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以益州的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四郡为他的封国，食邑十万户，一直握有重兵。这样的制度为以宗室王为主角的“八王之乱”提供了条件。
明朝又是另一种方式。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是穷人出身，大概怕他的子孙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为他们制定了极其优厚的待遇，他规定：所有皇子都封为亲王，俸禄万石（一万石粮食作为他们一年的俸禄），而且开府置官署（可以按规定的编制设立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护卫的士兵少则三千人，多的有一万九千人。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了王，光是他们一年的俸禄就要二十几万石粮食。他们的护卫如果每个王平均以五千人计算，就需要十多万人的护卫。
亲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就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服饰和待遇按一品官标准。其他儿子年满十岁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封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就封为长孙，这些人“冠服视二品”，服饰和待遇按二品官的标准。郡王的其他儿子授予镇国将军，孙子授予辅国将军，曾孙授予奉国将军，第四代孙子授予镇国中尉，第五代孙子授予辅国中尉，第六代以及第六代以下统统授予奉国中尉。世世代代都享受俸禄，另外还补助丧葬费。
在这样特殊的优待政策下，近支宗室就无限地增长，等于开展了一个生育竞赛，终于有一位郡王创造了一项最高纪录。这位郡王是皇帝的第三代，就是亲王的儿子，他这个纪录是多少呢？他有一百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并且可以袭封。我们可以算算他总共生了多少孩子？如果他的孩子一半是女性的话，再考虑到婴幼儿的死亡率，那么他至少生了三百个孩子。其他宗室虽然不可能生那么多，但无不尽其所能，宗室的出生率肯定大大高于总人口的出生率。到隆庆初年，宗室人口已增加到二万八千多人，宗室的俸禄成为朝廷一项沉重的负担。
如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全国供应京师的粮食是四百万石，这是通过京杭大运河，好不容易运到北京的，但宗室王府的俸禄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是整个国家供应北京的粮食的一倍以上。具体各省的情况，山西省规定每年存留在本地的粮食是一百五十二万石，但需要供应山西的宗室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大大超过了总数。河南省每年存留的粮食是八十四万三千石，但是因为封在河南的王不止一个，宗室俸禄需要一百九十二万石。
这两个省每年征收的粮食如果全部入库，还没有办法供应宗室俸禄的一半，这些负担最终当然是落在百姓头上。但是嘉靖四十一年还不是宗室人口的高峰，此后宗室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
另一方面，这些宗室成员也是很不幸的。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的规矩，宗室不能做官，不能考科举，理论上讲也不能做买卖，就是被养着，不能有其他任何职业。所以宗室中绝大多数人都碌碌无为，有的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有的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有的侵占民田，搜刮民脂民膏；有的变相经商放贷；有的仗势欺人。除了吃喝玩乐终其一生，这几万人没有为社会做任何贡献，除了在宗室档案中的记录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只有个别人利用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加上他们自己的天赋，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如宁王朱权在道教、戏曲、音乐研究上有重大贡献。郑恭王的儿子朱载堉是杰出的音乐理论家，证明了“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早数十年。朱权的七世孙朱谋玮也是著名学者，他专注研究《水经注》，校订《水经注》有很大的成绩。明朝亡后，有一位宗室朱耷，就是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但是在累计数十万的宗室人口中，这些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他大部分人都庸庸碌碌。
而且远支宗室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为从第六代以后待遇都一样了。当然这些俸禄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平民百姓的自由，重大事项都得请示汇报，都要由宗室管理部门批准。比如说出生后要申报，等待上面赐给他名字。有时等到快成年了，正式名字还没有赐下来。一方面，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对远支宗室免不了势利和冷落；另一方面，也有实际困难，因为同一代宗室的人太多，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字。
宗室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固定的，代表辈分；第二个字用同一偏旁，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选。如嘉靖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厚”，第二个字用“火”字旁。崇祯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由”，第二个字用“木”字旁，如朱由检、朱由校、朱由榔等。
但“木”字旁的字就那么多，朱元璋的二十几个儿子用了，弘治皇帝（孝宗）这一辈也用了，剩下来的字先得保证皇帝和近支宗室，而且并非所有“木”字旁的字都适用于人名，往往字典上的字都用完了，只能现造。像“金”字旁，英宗（朱祁镇）这一辈用，神宗（朱翊钧）这一辈也用，现成的字不够，只能新造。有人开玩笑，说明朝宗室的名字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其实是不得已的。尽管如此，有些夭折的远支宗室可能到死也没有得到赐名。
结婚也要报批，所以有的远支宗室到了三四十岁还结不了婚，因为一直没有批文下来。即使实际结了婚，在宗室中没有合法地位，以后生了孩子无法登记，无法获得宗室的身份和待遇。
清朝多少吸取了一点明朝的教训。清朝的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宗室也分属八旗，除了那些有封爵的王公贵族外，其他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特别的限制，可以做官，应科举，服役当差。加上满族的出生率比较低，宗室人口不会像明朝那么多。往往不会像明朝那样出现那么多的子孙。尽管如此，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子弟的腐败、无能也影响到宗室。清朝覆灭后，八旗满族人失去了国家供养，一些既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或不能自食其力的宗室沦落为底层贫民，甚至贫病而死。
与明朝相比，清朝宗室中出现的杰出人才更多，有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画家、戏剧家、大臣、将领等。但他们的成功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赋、勤奋与机遇，而不是仅仅依靠宗室的特权。
秦始皇从即位开始就为自己修墓，工程规模最大的时候要动用八十多万人。前后修了三十九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二世皇帝时才基本完工。两千多年过去了，秦始皇陵的封土，就是上面堆的土山，还有五十余米高，封土堆的底边周长还超过一千七百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地宫里布置装饰着日月星辰、江河大海，水银被灌在里面代替水，还有大量的鱼油放在里面长期照明，各种珍宝玩物应有尽有。前些年专家在考古时发现，在秦始皇陵的周围还有一些宠物的遗骨，这证明里面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园，连宠物都有。
为什么修这么大的墓呢？为什么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呢？这不是秦始皇个人的爱好。如此大规模地修墓，既不是由秦始皇开始的，也不是由他结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形成一个观念——“视死如生”。
人死了，其实没有“死”，而是生活在地下，所以对待死人要像对待生人一样。既然他生前是皇帝，死了以后，在地下照样要过皇帝的生活。而且，他生前的寿命是有限的，死了以后，在地下的时间要长得多，是无限的，怎么能不给他准备充分的用品呢？
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秦朝的灭亡就改变了。秦始皇修陵墓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它成了亡国的象征。而且这是他一系列罪状的一部分，包括修长城、修宫殿、修陵墓，大规模地征用人力、物力，超出了限度。
由于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到了汉朝愈演愈烈，并被制度化。汉朝规定：每年的财政收入分成三份，一份供朝廷日常花费，作为政府的办公经费；另一个三分之一供皇家开支；剩下的三分之一就供皇帝修陵墓。按照汉朝的惯例，一位皇帝登基后，首先要做的是把上一任皇帝的墓赶快修完，将他安葬，接着就开始为自己修墓，一直修到死，然后由下一任皇帝将工程结束，并且安葬上一任皇帝。修墓的钱，每年都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多少社会财富都花在为皇帝修墓上了！
如果皇帝在位时间短，工程就会受到时间限制。但如果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如汉武帝做了五十四年的皇帝，国家五十四年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放在他的墓里了。由于谁也没有估计到他的在位时间会那么长，工程的设计肯定没有超前意识，前期地宫的设计嫌小，贵重的物品里面放不下了，只能增加和扩大地面建筑。
无论是秦始皇陵，还是其他陵墓，陵墓的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地面建筑，只是后来倒塌了、被破坏了，我们现在看不到。比如在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祭殿等地面建筑。汉武帝晚年时，只能增加他的陵墓的地面建筑，把很多本来要放到地下的东西放在地面，这样才耗完了每年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皇帝“视死如生”，贵族、官员以至平民百姓也持这个观念。所以无论贵贱贫富，都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祖先、父母、死去的长辈做这些准备。普遍讲究厚葬，要尽最大的努力，理由很简单，这些死者在地下“生活”的时间比他们活着的时间要长得多，要让他们能够过比较好的日子，就要尽其所能，把更多的东西随他们葬到墓里去。四时八节要祭祀，就是给他们补给，通过祭品使他们能够维持比较好的生活，所以祭祀的规模也得与他们生前的地位相称。虽然祭品最终还是给活人吃的，但其他物品和人力都被浪费掉了。
中国古代厚葬成风，就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这对社会造成很大的消极作用，整个社会将相当一部分财富埋在地下。这些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社会生产和发展，用于人们的生活的，结果都被埋到地下去，成了废物。
这也诱发了盗墓。如秦始皇陵，从秦朝亡了就开始被盗，一批批盗墓活动不断。盗墓贼先盗地面的，然后盗埋藏比较浅的，再逐步深入。但地宫结构严密坚固，科学家的探测表明，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是密封的，因为探测到内部的汞蒸气浓度还很高。汞（水银）无孔不入，如果真有了缝，有了口子，那早都流光了。但是它的周围，如已经发现的兵马俑，还有很多陪葬的设施或物品，其中很多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功能，已经出土的文物已经超过十万件，可见历代被盗走的、毁坏的必定更多，反复盗墓肯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再如汉武帝的陵墓，西汉末年出现战乱，很多盗墓贼都把汉武帝的墓作为目标。他墓里的东西搬到西晋时还没有搬完，因为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部分已经坏了，没有使用价值了，剩下能用的全部被搬走了。
中国留下来那么多的帝王陵墓和其他大墓，没有被盗过的很少。所以中国也滋生了一个技术相当发达的“盗墓阶层”。有些地方像洛阳、西安周围，就有那么一批世代相传的盗墓贼，他们还发明了很好的工具。比如考古学界的勘探神器——洛阳铲，实际上就是洛阳的盗墓贼发明的有效工具。
有经验的盗墓贼拿了洛阳铲，往地下打下去，下面有没有东西，是空的还是实的，是生土还是熟土，甚至这个墓有没有被盗过，被盗过几次，他用这个铲子探下去，取出来看上面的泥土，就可以做出清清楚楚的判断。
盗墓还有各种工具和技巧。因为盗墓贼几乎不落空，墓里有大量的财物，时间久远，大多已成了文物。盗墓能获得的价值无可估量，所以盗墓活动长盛不衰。
厚葬的另一个坏处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修大墓，特别是帝王陵墓，一定要探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原始环境未受破坏，植被保存完好。要建陵墓就得清除植被，平整出大片土地，建地面的神道、享殿、宝城，周围还要建一些祭祀、守卫、维修用的附属建筑；要修宽阔的道路，路面要硬化；要采集大量的木料、石料、砖瓦及各种建筑材料，有的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还要挖很多的土，堆成封土，秦始皇陵现在还有五十多米高，都是人工采集后堆起来的。要保证地宫不受地下水的浸蚀，要解决建筑、维护、运输、祭祀、守卫人员的用水，往往要改变水道、水系，截断水源。不仅陵墓本地、周边，还要把其他地方的环境都破坏了。
墓里要用大量木材，等于在地下建一座宫殿，建一所豪宅，还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如在汉代，王公贵族的墓葬都要讲究用一种“黄肠题凑”的葬制。所谓“黄肠题凑”，就是把黄心柏木的“心”，这种特殊的木材重叠堆在棺椁的周围。1974年，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了西汉燕王刘旦的墓，这个墓里面的“黄肠题凑”保持得很完整。棺椁周围堆的“黄肠题凑”共有三十层木条，总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根，大多数是九十厘米长，高宽各十厘米，个别的高宽达到二十厘米，合计用的木材是一百五十立方米。因为要求很高，只用了这种柏木的黄心，实际耗费的木材肯定要几百立方米，甚至可能超过一千立方米。这还没有计算庞大的棺、椁（外棺）和整个墓室、墓道中使用的木材。因为墓室、墓道要用木材支撑，没有那么多石料，而且石头的支撑幅度不能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燕王刘旦还是因为犯了谋反的罪而自杀的，要是皇帝宠爱的亲王死了，墓葬的规格肯定会更高。有些得宠的官员、贵族，墓葬也会超标准。
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中山王刘焉死了，当时就在常山、巨鹿、涿郡三个地方征调黄心柏木，给他布置“黄肠题凑”。这三个郡竟然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木材，后来就在“六州十八郡”的范围内征调木材，才满足了墓葬的要求。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六州十八郡”的具体范围，但是估计已经包括今天华北的大部分地区。这说明当时的森林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要找到这么多达到这样标准的木材非常难，整个华北地区才能勉强满足。
“黄肠题凑”还只是诸侯王一级的规模，皇帝的陵墓使用的木材就更为惊人。
像秦始皇陵旁边的兵马俑原来是放在建筑物里面的，需要巨大的松柏木来支撑，估计要耗用八千立方米的木材。这还没有考虑陵墓本身以及周围大量附属建筑所用的木材。
上行下效，全部人口光修墓就得耗费多少木材，砍多少树？公元初的西汉末年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人口，到清朝太平天国战争前夕已经有四点三亿人口，这么多人的墓葬要消耗多少木材，消灭多少森林？这是中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史官婉言拒绝。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遂良回答：“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个钉子。
第二年，唐太宗又找到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第三次提出了要求，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作为皇帝我想亲自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他说：“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来没有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如果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曾孙、玄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主，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要受刑罚惩处。这么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但唐太宗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上御览。
其实房玄龄等人心中都明白唐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经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是唐太宗看了“六月初四”这一天的记载后还是嫌他们写得太隐晦了，他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执笔时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
有了这样明确的旨意，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的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唐朝的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看到被记录下来的“玄武门之变”的根据。
这些史书所载的“玄武门之变”的事实是这样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建议派其四弟齐王元吉率军北征，并且征调秦王（世民）府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即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得到了唐高祖的批准。一向忌妒秦王军功和威望的建成，一直在找谋害他的机会，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甲士将他刺杀，待事成后即上奏说他突然得病死亡，对尉迟敬德等秦王府的骁将也准备一律活埋。
秦王通过他收买的太子下属很快得知消息，连夜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众人都劝他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还犹豫不决。幕僚们说了一大番道理，终于说服他下决心采取行动。
偏巧这几个月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两次出现，傅奕向唐高祖密报：“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秦王要得天下了。”
高祖大怒，认为这预示着李世民要谋反篡位，立即召李世民责问。李世民申辩说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要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丑闻。高祖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进宫来当面责问。
六月初四一早，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走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李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李元吉拉弓向李世民放箭，因惊慌失措，连放三箭都未射中。李世民也张弓还击，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七十多名骑兵赶到，射中李元吉的坐骑，元吉坠马。李世民的马也受到惊吓逃入树林，被树枝绊倒。李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怒叱，一箭射死李元吉。此时东宫和齐王府两千多名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将建成、元吉两个人的首级挑出来示众，宫府军见主人已被杀，立时溃散。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去保卫高祖。谁知原定当天早上要亲自讯问这三兄弟的高祖，居然兴致十足，正在后苑海池的游船上。看到手持长矛、一身甲胄的尉迟敬德闯到面前，高祖大吃一惊。尉迟敬德向他报告：“太子与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现在大臣们劝陛下将国事交给秦王处理。”高祖答允得十分爽快：“好得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马上提笔写下一道诏书，命令诸军听从秦王的号令。
大局已定，李世民赶来和高祖见面，父子俩抱头痛哭。高祖随后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统统以谋反罪处决。
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安享天年的太上皇。“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提前登上帝位而结束。
尽管李世民和他的史官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以为史料已改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漏洞百出，只要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矛盾。如唐朝史书里一直宣扬，当初李渊对能否起兵、要不要起兵反隋，一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李世民促使他拿定主意。当时李世民只有十九岁，而他的哥哥——长子建成已经二十九岁，李渊是要等到建成回到身边才最后决定，根本不可能是靠了李世民的鼓励、坚持。
又如唐朝正史都宣扬建立唐朝、平定天下主要是靠秦王李世民出的力，称他“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实际上李建成作为储君，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怕他不熟悉政务，命令他跟着实习，所以除了太大的军国事务外，其他都交由他处理。李世民负责东征西讨，造成战绩都是他建立的事实。实际上李世民的功绩不像史书所描述的那么大，李建成也不像被贬低的那么窝囊。
如窦建德被唐军打败后，他的部下刘黑闼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兵，很快重新占领旧地。李世民奉命围剿，实行残酷镇压，被俘虏的小头目都杀死示众，妻子都被唐军抓走，连投降的刘军都不接受。唐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胜。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黑闼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并且定都洺州，称汉东王。
此时李建成接受王珪和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他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的策略，所获俘虏全部遣送回乡，百姓很高兴，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平定山东。这些都见于唐朝正史记载，是抹杀不了的事实。
从情理上分析，李建成是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为大唐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军，并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也经常替建成说好话。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而李世民身为次子，在正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继承皇位的，除非发生意外，或者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有背着唐高祖和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而且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李世民一直在搜罗人才，并希望这些人有“经营四方”的能力。
陈寅恪根据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取胜的关键是收买了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可见玄武门伏兵绝不是仓促之计，这血腥一幕的出现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与贞观史臣的合谋，要完全复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已无可能。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是唐太宗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而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却毫无戒备，以致在获得准确情报后也没有采取相应对策，遭到伏击后才夺路而逃，自然必死无疑。被武力胁迫的唐高祖只能就范，在宣布儿子建成、元吉的罪状，杀死了十个年幼的孙子后，改立太子，拱手交权，老老实实做了太上皇。
同样，二十二年前的隋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因为有被废的危险，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哥哥废太子杨勇自立。所不同的是，发动政变的人，一个是“法定继承人”的位置受到威胁，另一个却根本不是“继承人”；一个是杀了父亲，一个是让父亲做了太上皇。不过要是唐高祖不愿就范，不主动配合的话，让已经六十岁的皇上“驾崩”，谁知道是不是尉迟敬德执行的方案之一？
留在史书中的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性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同样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所以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与两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但更是隋炀帝亡国的结果。要是隋朝不亡，隋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样在《实录》上下些功夫，今天我们了解的杨广就不会是那样，也绝不会获得“炀帝”这样的恶谥，遗恶万年了。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应主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分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
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当上皇帝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就是对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唐太宗的“天可汗”的尊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蓄意误译呢？
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阙特勤碑”，正面是唐玄宗亲自写的碑文，赞扬了唐朝跟突厥首领之间情同父子的友好关系；但是在碑的两侧和背后却是用突厥文写的一篇突厥人自己撰写的历史，这些话恰恰跟唐玄宗写的碑文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当初那些突厥和所谓的“四夷”留下的记录，我们也许就不会天真地相信李世民真的是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