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灭前的挣扎（2 / 2）

[1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条小注说：“辽东孙德新云：建泰实奉密旨封闯为秦王，求罢兵也。”录以备考。

[14]蒋德璟：《悫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帖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百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1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条。

[16]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17]同3。

[18]同3。

[19]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0]《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1]《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

[23]《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4]《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25]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6]同1。

[27]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28]《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悫书》卷十二，《阁臣回奏会议名单》中，说“璟奏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29]蒋德璟：《悫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奉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廷发给犒师银每人五钱，共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32]《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记此语为唐通对作者李长祥所述。

[33]《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35]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

[36]《国榷》卷一○○。

[37]《国榷》卷一○○。这年正月，给事中孙承泽和光时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诏”，希望他采取停止练饷等实际步骤（见《天府广记》卷十三，光时亨：《王言更新疏》）。

[38]《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这件诏书记载于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顺政权文武官员还有李振声、杨永誉（裕）、田见秀、杨彦昌、谷可成。又，陈济生《再生纪略》，说这个诏书是三月十四日颁发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则载于三月初五日，待考。

[39]《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40]《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