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临陵区（2 / 2）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然而，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出警图》（明·佚名绘）。万历皇帝戎服乘马赴天寿山拜谒陵寝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三十名，大汉将军三百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向昌平天寿山进发。

按照惯例，御驾未动，京城先要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万历皇帝的胞弟、潞王朱翊镠，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这次戒严事宜，其任务是搬着铺盖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一切可疑人物。浩浩荡荡的卫队伴着皇帝御驾走出德胜门，皇帝及其妃嫔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由京师去往昌平约百里的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史载，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2]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座驾“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群臣大惊失色，侍卫们急忙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祸。这次事故，随行的大臣、官员、卫队将士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遂劝万历停止前行，但年轻的皇帝不吃这一套，下诏继续前进。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

万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但他是以拜谒先祖的陵寝为名而来的，表面上的谒祭仪式还是要做一做，且尽量周到齐备，以堵群臣口舌，也使自己心安理得。因而，在出发之前，礼部便有所准备，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等等。

十四、十五两日，万历皇帝在拜谒长、献、景、裕、茂、泰、康、永、昭诸陵之后，按礼仪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张四维认为此举过于劳累，便联合随行大臣，以各种理由予以谏阻，万历方才勉强答应，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诏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臣僚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道：“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

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消除他们的抵牾情绪，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致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钩心斗角、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可叹事件。

注释：

[1]徐文璧：南直隶凤阳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人。中山王徐达八世孙、定国公徐增寿七世孙。隆庆二年（1568年），徐文璧袭封定国公。隆庆五年（1571年），在廷议中同意俺答汗封贡。明神宗即位后，改掌后军都督府事。徐文璧为人小心谨畏，受神宗亲信，久为“班首重臣”，屡代其郊天，又疏请建储、罢矿税及释放被逮官员。累加至太师兼太子太傅，袭爵共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徐文璧去世，获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傅，谥号“康惠”。

[2]巩华城：明代皇帝北征及谒陵巡狩驻跸之所，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内。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随即在此建起一座行宫，作为皇帝巡狩和后代子孙谒陵停留之处。正统元年（1436年），行宫被水冲毁。嘉靖十六年（1537年），世宗驻沙河，礼部尚书严嵩奏请建城及修建行宫，驻兵防卫。嘉靖十七年（1538年）动工修建，十九年（1539年）完工，御赐名“巩华城”。城呈方形，南北、东西各长1000米，城高10米，每隔16.7米建一垛。城以行宫为中心，辟四门，南名“扶京”，北名“展思”，东名“镇辽”，西名“威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