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岁月（2 / 2）

安特生率队在西北地区发掘古墓。（引自安特生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刺骨，沙石飞扬，进入夜晚，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队员们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终于走出雅丹地带。也就在这时，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已无法医治的手指割下，以保全其他手指。

近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具体的事宜，同时大漠风沙也把他锤炼成了一条坚硬的血性汉子。1927年，白万玉再度跟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这时的他已经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这时起，他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1927年，由中国学者徐炳昶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方团长，主要以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人员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北京成立并出征考察。此为考察团离开内蒙古包头营地前，考察团中的中国学者在一起留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这段非凡的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才使定陵的发掘工作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对定陵发掘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程的进展，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被大家所认识。

在定陵工地开掘的三道探沟中，每一道探沟的两壁都按他的要求，做成70°的斜坡，上下每隔两米做一台阶，每隔五六米长，再留出一道竖立的墙垛，使20多米深的探沟形成一个阶梯式结构。这种做法，完全是来自他青年时代形成的经验。

那是1934年，他跟随苏秉琦教授在陕西宝鸡附近发掘一座王侯墓。由于坡度太小，加上土坡的台阶之间距离过大，“轰隆”一声，土方塌陷下来，把一个民工埋在沟里。当把人从土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一次把当时“中央研究院”拨的发掘经费全部赔偿了，发掘工作没有经费无法继续进行。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老人始终不能忘怀，并且经常念叨。赵其昌曾经问过他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后来的事嘛！简直令人意想不到！”说着他吸着烟，又跷起大拇指，“你知道苏先生是哪里人？”赵其昌说：“这个我可清楚，苏老师是河北省高阳县人，离我们老家不远，家庭是民族资本家，生产的名牌‘双龙珠’棉布，专门抵制外国的‘洋布’，远近闻名。”白老得意地笑起来：“对啦！他们家西安也有纺织厂，是他的兄长秉璋先生经营。宝鸡工地出了事，发掘费没有了，苏先生叫我去西安。我带了一个民工，连夜奔到西安，见了他大哥，送上信函，他看了信当然明白，我又补了句‘二先生叫我来取钱’。大先生非常客气，说：‘明白！你们先吃饭吧！’没等我们吃完饭，五百块银圆已经包好，分装在两个麻袋里，我们没敢耽搁，背着它又赶回了宝鸡。”白老真的有点激动了，涨红的脸，手捻着纸烟头：“赵公！五百块银圆现在合多少钱？当时也能买几百袋白面！你也许说以后再还账！其实，谁还？还谁呀！这就算舍己奉公，补助了发掘费！我经手我知道，我不说谁知道？这就是考古学家的风格！”白老再次激动起来，跷起拇指又意味深长地晃了两下。

那是一座小墓，工程出土量自然不能和定陵相比。正因为如此，白万玉老人才格外慎重，每天都要对土层进行详细检查，做到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