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元显：没复习好，就不要参加“高考”（2 / 2）
不过，名士毕竟还是名士，王恭临刑前还是展现了应有风范，他坦然自若，毫无恐惧，一直吟诵着佛经，死前对监刑者说道：“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
就是说“我过于相信他人，以致有今日败局，但我的内心，岂是不忠于国家社稷！百代之后人们是知道我王恭这个人的”。
王恭虽死，但殷仲堪、桓玄、杨栓期并没有停止进军的步伐，这时候，司马道子的手下桓修献策，建议分而治之，委以桓玄、杨栓期高官厚禄，孤立殷仲堪，然后借机消灭之。
这招离间计稳准狠，看清了三人并非铁板一块，也看清了人性的弱点，司马道子依计而行，以朝廷名义，封桓玄为江州刺史，杨栓期为雍州刺史，出主意的桓修为荆州刺史，却贬殷仲堪为广州刺史。
这下该殷仲堪着急了，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独独自己吃了亏，他下令桓玄、杨栓期加快进军。但这两位此行受益多多，所以自然按兵不前。殷仲堪一看这仗无法打下去了，率先拔军南归，临走前放下一句狠话：“如果不归顺我，大军到江陵，当杀掉所有存活的人。”
狠话还是起到作用，先是杨栓期手下两千人叛逃，后是桓玄担心军心不稳，追上殷仲堪表达自己没有二心。既然如此，三人歃血为盟，一起向朝廷上书，为殷仲堪讨公道。司马道子怕再生乱，将为自己出主意的桓修罢官，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职务，这场危机得以化解。
不知是为了压压惊还是危机过去心情畅快，司马道子更加纵情酒色，天天喝得不省人事，司马元显看到自己老爸这个样子，觉得照此下去不是个办法，但他采取的方式并不是力劝父亲保持清醒，而是趁老爸酒醉时抢班夺权。
一日，司马道子大醉，司马元显让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下诏解除他老爸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己接替了扬州刺史。司马道子酒醒之后，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浑身发抖，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况且这个儿子确实有两把刷子，他虽不甘但还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酒色之中，朝政转由自己的儿子掌控。
属于司马道子的风光日子一去不复返，不久，司马元显加录尚书，当时人以司马道子为东录，司马元显为西录。人走茶凉，司马元显的西府有很多人拜访，而东府则门可罗雀。
司马元显当时只有十七岁，也就是一个高中生的年龄，但少年得志的他，却想有一番大作为。两次危机让他深刻感受到“枪杆子”的重要性，相比于殷仲堪、桓玄等，朝廷直接能掌控的只有倒戈而来的北府兵，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嫡系军队。
兵源何来呢？朝廷控制的地盘和人口有限，司马元显把眼光盯上了世族大家控制的人口。他下令征调已免除奴隶身份的依附大族的民户移置京师，以充兵役，称为“乐属”。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地主、大士族感到非常不满，他们门下的大量佃户被征调，利益受到了巨大冲击。这些佃户更不满意，本来好不容易免除了奴隶身份，娶妻生子，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一纸命令被征调从军，况且当时“兵籍”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宛若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司马元显的举措让刚刚消停了几个月的东晋朝廷又开始忙乱起来，因为不久后发生了孙恩之乱。
这场动乱因“乐属”之策而起，但其中却充满宗教色彩，这个宗教就是当时江南非常盛行的“五斗米教”，信徒众多，其中有个头领叫孙泰，当年王恭起兵，他认为东晋气数将尽，秘密聚众准备造反，但被告发，司马道子下令杀掉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他侄子孙恩逃到一个海岛藏了起来。
孙恩虽然躲在海岛，但耳朵还挺灵，听说朝廷征兵令搞得民怨沸腾，觉得机会终于来了。他带百余人从海岛杀出，攻克上虞县城，接着占领会稽，杀了同为五斗米教教徒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对征兵令不满的民众纷纷响应，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地主势力的支持，一时间气势很盛，威震朝野。
“残忍”，是这支由狂热宗教信仰组织起来的军队的最大特征，占据了会稽后，孙恩自称征东将军，教徒被称为“长生人”，百姓中如果有不跟随他的人，就连婴孩一起杀掉。他甚至把一些县令的尸体剁成肉酱，命令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吃下去，如果拒绝吃，便被直接分尸。
会稽由此成为了五斗米教徒心中的圣城，史载：“诸妖乱之家，妇女尤盛，未得去者，皆盛饰婴儿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复就汝也。”就是说许多妇女教徒，在赶往会稽城路上，因小孩在身边不方便，竟然将亲生骨肉扔入水中淹死，嘴里还念叨着：“祝贺你先升入仙堂，我见教主后随即就与你相见”，能让一个母亲做出如此残忍之事而毫无痛心之感，这个宗教与邪教已无两样。
司马元显终于坐不住了，他派刘牢之和谢安之子谢琰率兵讨伐孙恩。宗教起义有个很大特点，刚开始用狂热聚拢教徒，所以显得声势浩大，但说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遇到镇压很容易顿作鸟兽散，所以政府军一到，孙恩的叛军没怎么抵抗便溃败了。
这个孙教主，早把大话说到了前面，结果连打自己的嘴巴。在开始连战连捷时，他对信徒们信誓旦旦地说马上要到建康坐天下了，听说朝廷派兵前来，他降低了标准：“就算割据浙东，也能做勾践第二。”政府军渡江后，他留下一句“我并不觉得逃跑是件丢人的事情”后便开溜，劫掠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
朝廷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监视孙恩，以防其东山再起。谢琰曾经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根本不把孙恩放在眼里，结果很快付出代价。孙恩趁会稽守备松弛，又一次登陆突袭，连破余姚、上虞等县，直接向会稽杀来。
谢琰此时正准备吃午饭，听孙恩率兵前来，连午饭也不吃了，说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颇有些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意思。结果，这顿午饭再也没有吃上，谢琰兵败后被信仰五斗米教的部下所杀。关键时刻，刘牢之率北府兵赶到，孙恩觉得没有把握战胜，又一次退回海岛。
“打不死的小强”，应该是孙恩最好的写照，一年以后，他三出海岛，这次虽然初战被北府兵的刘裕击败，但孙恩转而攻克今天的上海，然后沿长江进击到离建康很近的丹徒，此时拥有楼船上千艘，兵士十多万，极大震动了朝廷，搞得建康城人心惶惶。
坏就坏在这些楼船上，这些楼船有几层楼高，非常笨重，又是逆流而上，行进十分缓慢，孙恩只是一个被宗教武装的海盗，不知兵贵神速的道理。这给了司马元显喘息之机，他一面宣布建康城戒严，一面急调浙江的北府兵西进保卫京师。
孙恩为他的缓慢付出了代价，先是被刘裕率领的几千人击败，死伤不少。接着等他带着大军花了不少时间到达建康城郊外时，听说刘牢之等率领大军已经赶回建康，孙恩心里顿时胆怯，不敢进攻建康，转而攻击郁州，在海盐等地被政府军接连击败，没办法，再次逃回海岛。不过，这次回去就再没有出来，不久孙恩登陆劫掠失败，对前途丧失信心，自己投海自杀。
就在朝廷全力对付孙恩时，东边那三位刺史又闹起来了，不过这次是内斗。
当初三人在浔阳结为兄弟，桓玄因家族声望被推为盟主，但结盟不过是为了和朝廷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三人其实各怀心思，谁也不服谁。尤其是桓玄压根看不上杨栓期，虽然杨栓期为人强悍，打仗是一把好手，靠着对前秦战斗的军功而不断提升，但桓玄觉得他就是莽夫一个，一点面子都不给，当面称呼其为“寒士”。
因此就在刚刚结盟后，杨栓期便咽不下这口气，计划联合殷仲堪收拾桓玄，但殷仲堪有他的小算盘，害怕干掉桓玄后，自己无法控制凶悍的杨栓期，所以劝说杨栓期不要鲁莽行事。
后来三人各得一州，回到各自辖区，表面上看相安无事，但下面却暗流涌动，彼此互相提防，生怕对方吞并了自己。
司马元显似乎觉得太安静了，有些不适应，他决定在三人间已经开裂的伤口上撒把盐，下令将杨栓期管辖的四个郡划拨给桓玄。这样让本来就非常不忿的杨栓期更加忍无可忍，他又一次联络殷仲堪，想联合一起发兵讨伐桓玄。
殷仲堪，这位独眼孝子，为人没得说，据说每次吃饭，饭粒掉落席子上，都自己捡起来吃掉。但他的大局观实在够差，用《晋书》的话是“素无戎略”“多疑少决”。对于杨栓期的请求，他又一次陷入沉思，他既怕桓玄，又怕杨栓期，在他看来，最好的局面是维持现状，所以对杨栓期的请求再次置之不理。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久后荆州发大水，殷仲堪不得不开仓济民，造成仓廪空竭，军粮都成了问题。桓玄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时机终于来到了，他写信给在江陵的哥哥桓伟，告诉他自己将要起兵攻击荆州，让他做好内应。桓伟收到信后深感惶恐，便向殷仲堪自首坦白。
殷仲堪这时候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也注定了毁灭的结局，他既没有请求杨栓期前来支援，也没有积极整军备战，而是让桓伟给桓玄写了一封信，苦苦请求桓玄罢兵，看上去显得可怜巴巴的。
桓玄哪里理会这些，率大军向荆州而来，殷仲堪看到桓玄这次是来真的，只能仓促应战，派自己堂弟谢睶领兵抵抗，但被桓玄击败。桓玄占领了尚有些军粮的巴陵，这让困守江陵的殷仲堪彻底陷入了危局，没有粮食，只能以胡麻充饥，但这东西本来是用来榨油的，人吃了只能是频繁上厕所。
殷仲堪这时候才想起了“革命战友”杨栓期，他急召杨栓期来救援。说到对付桓玄，杨栓期一百个愿意，但他知道荆州无粮，所以建议殷仲堪率军来襄阳，合兵一处再收拾桓玄。
殷刺史实在舍不得山青水美的荆州，他撒了一个谎，告诉杨栓期，经过四处征粮，已经搞到了足够的军粮。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不仅让自己丢了性命，还搭上了杨栓期。
杨栓期信以为真，带领八千人赶来救援，到了江陵城下，一看殷仲堪送来的饭，简直无法下咽，就这样的饭也只能提供一顿，杨栓期才知道这位“革命战友”是在忽悠自己，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
既来之，只能硬着头皮出战，不过杨栓期确实很能打，吓得桓玄只能暂时避其锋芒，但是毕竟桓玄兵多将广，况且杨栓期的部队饿着肚子作战，最后被桓玄军队击败，杨栓期单骑想逃回自己的地盘，但在半路被追上，结果人头落地。
殷仲堪看到杨军兵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弃城出逃，但在半路被桓玄部将冯该俘虏，冯该扔给他一把刀，一代名士殷大孝子就这样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原本无官无职插科打诨的桓玄，最后居然消灭了两位强大的盟友，成为东晋最具实力的人物，朝廷对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请求下，任命他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荆州刺史。本来朝廷任命桓伟为江州刺史，但桓玄坚持要由自己领江州刺史，朝廷也只好同意。
另一个桓温已经呼之欲出了。
桓玄在孙恩之乱时，屡次请求要前去勤王，司马元显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他的请求予以拒绝。在孙恩之乱基本平息后，司马元显要认真想想如何对付这位朝廷最大的内患。
桓玄也没有闲着，在荆州任用心腹，训练兵马，并且大造舆论，屡屡有人献上符瑞，意为桓玄有成为帝王的潜质，同时，他还写信给司马道子，斥责他误国误民。
长痛不如短痛。照此发展下去，桓玄迟早要走上和他父亲一样的道路，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血气方刚的司马元显决定要先发制人，他让安帝下诏，宣示桓玄的罪状，以自己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作为讨伐军主帅。令刘牢之位先锋，司马尚之为后援，宣布要讨伐桓玄。
这对司马元显来说，就像是一场决定未来命运的“高考”。
桓玄的反应使人大跌眼镜，他在平时里闹得很凶，但听说朝廷出兵讨伐自己，却大惊失色，想退守江陵。或许是因为压根没想到司马元显会如此快动手，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时候他的手下长史卞范之力劝桓玄：“您英武之名振于天下，司马元显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刘牢之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您如果兵临建康城下，示以威赏，敌人必然土崩瓦解，如今为什么引敌入境主动示弱呢？”
桓玄是个聪明人，过去只是信心有些不足，经卞长史这样一说，顿时觉得信心满满，他令自己的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率大军进驻浔阳，然后也一样发布檄文，公布司马元显的罪状，反过来宣布要讨伐司马元宣。
这下子该司马元宣担心害怕了，他高调宣布讨伐桓玄，更多的是有吓唬的成分在其中，没想到桓玄针尖对麦芒，一点儿都不退让，反过来率大军来讨伐自己，他虽然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毕竟只有二十岁不到，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决战时刻难免会显得紧张和胆怯。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搞出如此大动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喝完壮行酒，说了几句漂亮话，司马元显挥剑登船，不过战船迟迟没有启动，司马元显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桓玄此时颇感纳闷，走了半天没遇到一个朝廷兵马，按说刘牢之作为先锋，早已开拔，按照正常行军计划，两军应该已经交上了火。
又一次成为关键先生的刘牢之，此刻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响亮，他看到桓玄来势汹汹，害怕自己打不过。转念一想，即使消灭桓玄，自己功高盖主，恐怕司马元显很难容他，犹犹豫豫中军队行进得磨磨蹭蹭。
桓玄似乎看透了刘牢之的内心，他看刘牢之止步不前，结合刘牢之的一贯表现。桓玄觉得争取刘牢之反水希望很大，所以派其族舅何穆来当说客，劝说刘牢之反戈一击。
这位何穆是能将死人说活的主，他一上来便单刀直入，击中了刘牢之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所以勾践杀文种，嬴则除白起，汉高祖斩韩信。他们都是英雄霸王之主，尚且不相信手下的功臣大将，更何况那些凶残愚昧、平庸无能之辈呢！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拥有足以使君主震动的声威，建立无法封赏的大功，而能被昏暴君王所宽容的又有谁呢？”意思是说，刘牢之无论如何最后都不会被司马元显所容。
那跟了桓玄呢？何穆说：“相反，管仲箭射齐桓公衣钩反被他重用，雍齿多次威逼汉高祖反而受到汉高祖的厚封，这一类事是常有的，何况足下与桓公之间无射钩之仇呢？如今足下与桓公为敌，战败了将会遭到灭族之灾，战胜了同样会遭到灭族之灾，出路在哪里呢？与其头足异地，身败名裂，为天下俗人所耻笑，不如调转戈矛，保住自己的富贵，这样就可以使自身高位固若金石，英雄美名如天长地久。何去何从，请足下三思。”
刘牢之被这席话彻底说动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临阵倒戈，再来一次又何妨，但这次与上回不同，几乎没有人同意他归顺桓玄，外甥何无忌和部将刘裕觉得桓玄不可靠，上次坚定站在自己一边的儿子刘敬宣认为桓玄简直就是董卓在世，投靠他恐怕凶多吉少。但刘牢之一概听不进去，派人向桓玄请降。
司马元显的末日来到了，还在是否下令开船中纠结的他，突然听说刘牢之叛变，桓玄的兵锋已经到达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急忙弃船登岸，匆忙组织排兵布阵，但一切都晚了，朝廷军队军心涣散，桓玄军队只喊了一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司马元显的兵马便一触即溃，转眼间司马元显发现自己成为了光杆司令。
这时候，他想起了老爸司马道子，跑到府上，问计于老爸该怎么办，天天在酒里找寻自己的司马道子哪里会有主意，父子俩只能相对而泣，等待命运最后的审判。
公布一下“高考”成绩，“高考”失利的司马元显和他的六个儿子全部被杀，此时他正好二十周岁，一起被杀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二三岁，他老爹司马道子先被流放，然后被桓玄派人毒死，司马道子，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很老成，实际死时才三十九岁。
再看看关键先生刘牢之的结局，桓玄收拾了司马元显父子后，将矛头很快对准刘牢之，桓玄任命他为会稽内史，剥夺了他的军权。这时候刘牢之才恍然大悟，看出了桓玄的险恶用心，但此时已没有太多办法，他的儿子刘敬宣劝他趁军权还没有交出去，对桓玄发动突然袭击，刘牢之犹豫之中，错失了最后的机会。
刘牢之的手下看到他这个样子，都大失所望，他召集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参军刘袭站出来直言不讳地说：“事之不可为者，莫大于反。将军您往年反王兖州(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司马元显)，今复反桓公(桓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说完，拂袖而去。
众叛亲离后的刘牢之没有太多想法，只求自保了，他安排儿子刘敬宣到京口迎接家眷，本来约好了时间，但迟迟未见儿子带家眷而来，觉得家人可能被桓玄全部诛杀，心灰意冷，自缢而亡。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如在今天，初入大学，怀着对人生无限的憧憬，而一千多年前，同样只有二十岁，司马元显和六个孩子，在闹市街头，被刽子手一个个将项上人头砍掉，鲜血四溅，悲惨之景令人难以想象。
这就是历史的残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