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讲 一场“符水”中的革命（1 / 2）

正当灵帝玩得不亦乐乎，宦官专权将东汉王朝带入最为黑暗年代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起义终于上演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头人叫做张角，他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在灵帝刘宏即位后不久，他开始在魏郡(今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一带)传教，他传的教叫做“太平道”。

“太平道”是东汉末期民间的秘密宗教。说起这个宗教，要从道教的起源说起。道教推崇的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但从严格意义上，老子、庄子并不是道教的创始人，他们只是开创了道家，说到底是思想家，而非宗教的创始者。道教最早应该是从西汉时开始孕育的。

汉成帝时期，有个叫甘忠可的方士，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说上天派了一个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来帮助大汉，他鼓吹改元变号，接受天命。但生不逢时，此时西汉是儒家治国，最讨厌这样的有神理论，甘忠可因妖言惑众而被处死。到了汉哀帝时，他的弟子夏贺民仍不甘心，继续将此书呈献天子，因当时哀帝久病不起，有些“急病乱投医”，就相信了他所言，又是改年号又是祭神仙，想让病情好转，结果折腾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夏贺民和他师父一样，最后人头落地。

虽然这套说法没有被皇帝所认可，师徒两人也先后被杀，但书籍和其中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东汉时期，又出现一位自称“神仙”的于吉，据说他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叫做《太平清领书》，这本书由他的弟子宫崇献给顺帝，结果还是因“妖妄不法”而遭到封存。

但是张角却对这本书着了迷，他刻苦专研这本天书，并完全接受教义，以此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为“大贤良师”。这有点像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是在科举失利后，偶得《劝世良言》并沉迷于此，创建了“拜上帝会”。

张角和甘忠可师徒不一样，后者是想让皇上接受他们所说，但张角却将传授对象指向了广大民众。短短几年中，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走南闯北，宣传教义，信徒由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大到三四十万人。

“太平道”信徒数量如此迅速增加，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瘟疫流行。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在灵帝时代就爆发过五次大瘟疫。张角利用这样的时机，以“治病”的方式传教，张角兄弟声称病人喝下他们施过法术的符水就能痊愈，一些病人听后就来尝试，结果还真有一些人被治愈了。这样的治病方式本来毫无科学可言，但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很可能是“顺势疗法”在起作用，就是患者如果对一种治疗方法有充分的信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对病症的抵抗力也会有所提高。同时张角兄弟也懂些医术，不排除在符水中添加一些药物。总之张角兄弟能治病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许多人都把他们当做“神仙”来加以膜拜。

更让这些病友赞叹的是，张角兄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分文不取，如果有人自愿交钱，他们也不把这些钱收入自己腰包，而是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张角兄弟告诉他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可以进入“太平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痛苦，人人可以获得幸福的和谐世界，这对于生活在黑暗时代的百姓，仿佛看到了难得的光亮，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太平道”的名声得以广为传播。

二是东汉流民问题严重。东汉建立伊始，光武帝和汉明帝，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这些农民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成为地主豪强们的雇佣，或者离开家园成为流民，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由此流民越来越多，他们背井离乡，四处流窜，朝廷无法安置和赈济，结果导致他们无衣无食，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张角的“太平道”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宿，他们依靠宗教信仰得以解脱，同时还可以从其他教徒那里得到救济，所以流民迅速成为“太平道”的主要构成。

三是东汉后期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承认。长期以来，儒家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到东汉末期，情况发生变化。桓帝刘志在位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老子仪式，后来索性将老子的牌位请进皇宫。刘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这样大张旗鼓地膜拜道教，一方面是想通过道教保佑自己有个“龙种”，解决一直没有子嗣的难题。另一方面在他统治时期，一些农民暴动总是打着老子的旗号，他这样做，也是想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但无论什么原因，皇帝对老子的尊崇使得道教得以迅速传播，这也客观上助长了“太平道”迅猛发展，因此“太平道”的信徒不仅有饥民、流民和病人，连一些官宦子弟、地方富豪、朝中大臣，甚至在宫中担任中常侍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也都成为张角的信徒。

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张角出了个难题，那便是该如何有效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张角先自封为“大贤良师”，然后将全国弟子封为三十六个“方”，每个“方”设置一个首领，直接听命于张角，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这些信徒家家户户都供奉张角，此时的张角已经被完全神化，加入““太平道””成为一股社会热潮。

“太平道”的动静如此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大臣杨赐和刘陶上书刘宏，说张角的“太平道”已成蔓延之势，如不加以镇压，恐成大乱，建议朝廷要高度重视“太平道”的威胁，先解决流民问题，然后逮捕张角，彻底清除“邪教”。但上书被封谞、徐奉等人扣压并没有呈给刘宏，刘陶面见刘宏时也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刘宏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这事不了了之。

杨赐、刘陶所言确实不虚，张角的抱负并不在于传教治病，他的志向是改造世界，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国家。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推翻东汉的统治。

按照当时“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取代火德的是黄色的土德，他们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又以甲子为初始，意为除旧布新，所以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太平道”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后，张角便开始准备起事。

张角最初的计划是让负责洛阳一带“大方”的首领马元义，联络宫中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洛阳。与此同时，三十六方同时起事，这样天下便可易主。他们确定的起事时间为甲子年即公元185年的三月初五。

在此之前，马元义做了许多造势工作，他派手下一些骨干分子进入洛阳城。不久以后，城里许多孩子都会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歌谣。朝廷衙门的一些大门上，也不时出现用白土写的“甲子”二字，当时负责首都治安的河南尹是何进，他对此也感到很蹊跷，但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个头绪。

正当起义紧锣密鼓筹备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元义有位弟子叫做唐周，大概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向朝廷告发了张角、马元义起义的计划。刘宏和大臣们听后感到十分震惊，随即宣布洛阳戒严，然后关闭城门，在城内派出兵马搜捕马元义，抓到了他并用车裂的方式处死，同时在洛阳城大肆搜捕张角党羽，先后诛杀千余人。

清理完洛阳的信徒，刘宏派出军队去缉拿张角。张角已经提前知道洛阳城发生的事情，形势非常急迫，他派快马通知各方提前起事，他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起义军用黄巾包头，历史上称作“黄巾军”，这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由于“太平道”信徒众多，遍布全国，东汉王朝十四个郡至少有八个郡出现了暴乱，而且不少郡县被黄巾军占领。特别是在洛阳周边的几个郡，都出现了暴动，对京师形成了合围态势。

一时间，告急文书从各地传到京师，贪玩的刘宏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应对了。他组织召开御前会议，让群臣商议破敌之策。商议的结果是首先稳固京师。于是刘宏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统率所有御林军和警备部队拱卫洛阳。同时在洛阳周边设置了八个关隘，每个关隘都派重兵驻守，并任命一位都尉为统帅，号称“八关校尉”，防止黄巾军势力进入洛阳。

稳固住京师后，下一步就是派兵讨伐各地黄巾军。当时可以委以重任的将领首推皇甫嵩，他是“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侄子，他的父亲皇甫节曾担任雁门太守，一家人都为东汉镇守边关。皇甫嵩虽然是个军人，但很有政治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向刘宏提出一系列平定黄巾军的策略，包括解除党禁，大赦党人；将卖官的钱拿出招募和赏赐军士；下令让各地太守、刺史就地征兵；鼓励地主豪强自行募勇讨贼等。

刘宏觉得皇甫嵩所提建议大部分可以接受。只是对解除党锢有些犹豫，于是征询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表示大家对党锢都有意见，党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势力不容小觑。如不赦免他们，恐怕会与张角合谋，到那时就晚了。现在如能大赦党人，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则天下人心还可以收拾，盗贼自然也不难平息。吕强的话起了重要作用，刘宏下令解除了党锢，自此，党锢之祸宣告彻底终结。

就在此时，有人上书将黄巾军的兴起与宦官专权联系起来，上书的是郎中张钧，上书中直斥当时权势很大的十二位宦官，由于他们都官居“中常侍”，历史上把他们叫做“十常侍”，张钧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应该讲，张钧的上书并不仅仅代表自己，实际上反映着当时许多人的心声。